甘肃通史·宋夏金元：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

五、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

（一）西夏的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创造的宗教，自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中原王朝的许多皇帝、大臣以及人民群众都笃信道教。汉人是西夏境内重要的民族构成，他们信奉神仙方术，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固有的自然崇拜、鬼神观念以及巫术、占验等活动，与道教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比较易于接受道教的教义与法术。佛教中所含有的占星术和星宿尊神信仰，也与道教相通。甘肃境内的西夏道教文物，反映出西夏道教在甘肃的发展状况。五个庙石窟壁画《炽盛光佛图》中有道教内容^[28]。在佛教遗物中可以发现道教的一些资料，天梯山石窟的发愿文讲到龙鬼、星宿之事；张义乡小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有占卜辞，医方中有“要面向东方服药”的巫术色彩；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有“大关”、“大六”、“蒿里老人”、“南陌人呼北陌人”等题款；死后停棺两年多占卜吉日后再埋葬的习俗等，都含有道教的某些因素。这都充分说明道教在甘肃的发展。

西夏时期，在沙州、甘州、凉州地区与佛教并行的还有伊斯兰教。中国古代与波斯帝国有着友好往来，在丝绸之路的一些城镇，如吐鲁番、敦煌、天水、陇西、成县、临夏、兰州、西安等地，均有波斯银币出土。唐宋时期，许多波斯、阿拉伯人作为使臣、商人经过丝绸之路来到西北与中原内地，出使或经商，使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流传成为可能。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故地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时，称当地“并有回教徒”。经过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时，居民有“回教徒”。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马可·波罗见到当地居民有三种，除了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和许多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外，还有一些“回教徒”。从马可·波罗的记载可以看出，西夏时期，伊斯兰教已在甘肃的凉州、甘州、沙州等地传播，但其势力、影响与规模远不及佛教与道教。据《肃州新志》载：“骆驼城址，……俗传宋时有回回据此城。”又载：“肃州城西一百六十里，在关西九十里，有回回三大冢。”显然，西夏属地的肃州、沙州有回回人在这里居住，伊斯兰教在这里流行。14世纪初，拉施特在《史集》中追述西夏地区伊斯兰教传播情况时说：“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汉语中它被称为河西，……在该国中有二十四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乃为偶像教徒。”^[29]“唐兀惕地区的所有那些军队和居民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西夏时期，基督教也在甘肃的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地传播。《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西夏唐古忒省的宗教信仰状况，沙州“亦稍有部分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凉州有三种居民，其中一种为“若干聂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徒”。甘州城居民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30]，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肃州也有基督教徒。

（二）河西其他宗教

甘州回鹘以及沙州回鹘都奉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对佛教之外的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均不排斥。

早在回鹘人西迁之前，摩尼教就在天山南北传播，西迁到西域地区的回鹘人起初仍信奉摩尼教，特别是在高昌、于阗，摩尼教流行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地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也深受其影响。甘州回鹘汗国时期，王室、贵族和部分回鹘人仍信奉摩尼教，当时沙州有专门的摩尼寺。10世纪时，甘、沙州回鹘汗国的遣使中就有摩尼法师。早期的回鹘佛教译经常带有摩尼教影响的痕迹，如伦敦所藏敦煌本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就带有十足的摩尼教的烙印，经中的“光明智”与摩尼教的“光明智”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有些回鹘文佛典把“梵天”称作“埃孜卢亚”，“帝释”被称为“奥尔穆斯德”，这些均说明佛教与摩尼教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使佛教也浸染上摩尼教的色彩。

除了佛教、摩尼教之外，甘肃境内也有景教流行。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早在7世纪就传入西域，回鹘迁到西域后，有部分回鹘人信仰。意大利人普兰诺加宾尼于1246年奉使到过蒙古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其在出使报告中说：“畏兀儿人是聂思脱里教派的基督徒”，“现在他们已退向戈壁沙漠以南，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绿洲，成了佛教徒和基督徒”^[31]。《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马可·波罗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直到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居民中信仰景教的还是不少。这在敦煌文书中也有所反映，粟特语的基督教文书中就有回鹘化倾向的术语，有的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约翰”、“伊斯哈克”等基督教徒常用的名字等^[32]。

道教在甘、沙州回鹘中也有一定影响。在回鹘文书中，多次提到“道人”，如“沙克斯道人”、“基文道人”、“库文道人”、“法师道人”、“仲云小道人”等，说明回鹘人也有信奉道教的。回鹘人也信奉祆教，S.2241汉文《甘州回鹘公主君者者致沙州司空曹元忠夫人谢启》，述及他们游玩祀神时的情景：“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寺燃灯。”这充分说明甘州、沙州回鹘也信奉祆教。

（三）元朝时期道教在甘肃的传播

元朝建立后，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信仰各异，于是元朝政府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各种宗教都得到发展。在元朝宽松的宗教氛围下，道教徒也在甘肃传道布教，兴建了不少道教宫观。

宋末元初，全真道已传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并先后建有三个道观。南宋淳祐（1241—1252）初，全真教道士李志坚、董志希至秦州伯阳茅谷，结草为庐，修身养性。茅谷即春秋时七茅飞升之地。李志坚至此地后，于壬戌之秋（1262年），集信士，依旧址构建了殿堂，塑法像，并选石镌刻圣号，是为七真观。碑石落款为“中统三年孟冬中旬日终南灵冲子李志坚、黄冠张知和立石”。这是全真道士在秦州的最早记载。

玉泉观，位于天水市西北天靖山麓。元至元八年（1271年），道教全真派创始人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徒裔梁志通发现此地。数年后，蒙生“崇其圣教，建庙而报之禋祀”的愿望。于是，梁志通师徒与当地众人“削垂崖，芟夷荆棘”，终于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这里建起太上殿，“事五祖七真”。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建玉皇殿、道院，使玉泉观初具道观规模。后经元、明、清三代逐渐扩建，成为拥有以三清殿、玉皇阁为主的大型的道教建筑群。寺内有梁志通的诗碣和明嘉靖时的秦州牧用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草书刻立的诗碑，极为珍贵。

玉阳观，位于秦州关子乡半坡山。据元至顺三年（1332年）《秦州玉阳观碑铭》载：“秦州不远百里有玉阳观者，陈公志隐开基之肇也。”元中统时，全真道王处一（玉阳）的嵛山派弟子王志宗之徒陈志隐至此筑庵修道，后见其地有山如削，有水萦回，竹木花卉，馨然有致，极为幽雅，而且相传王重阳的弟子王处一曾在这里修行，便萌生兴建道观之愿望。于是师徒联合众乡邻开基修建。陈志隐去世后，马守贞偕徒继续兴工。数年后，建成一处拥有殿房40余楹的道观，取名为“玉阳观”。

临夏万寿观，是大德六年（1302年）始建以及后来继续兴工的。成县金莲洞，又名华阳洞，元贞二年（1296年）至大德六年（1302年）间，道士刘道通、罗道隐募资建奉真殿、正空楼、藏经阁。明永乐元年（1403年），张三丰在此养真，有明朝官员的诗为证。临夏市的“飞扬仙院”，因元代郭飞扬在此修炼而得名，清代改为万寿观^[33]。

金元之际，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是政治中心之一，官衙多，寺观也多，仅道教就有七真观、玄都观、紫霄观、三灵侯观、玉清宫、关侯庙、府隍庙等。其中玄都观虽始建于宋，但元代两次大修，至今保留有书写的大型匾额“大玄都万寿宫”^[34]，是珍贵文物。

这些道教宫观的兴建，正是道教在甘肃传播、发展的具体表现。

宋夏金元时期，甘肃境内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党项、吐蕃、回鹘、女真、蒙古等民族以佛教信仰为主，而伊斯兰教、道教、景教、萨满教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信奉。对宗教的尊崇，致使寺观林立，刻译经兴盛，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注释】

[1]（清）钟庚起纂修：《甘州府志》卷13《艺文上·敕赐宝觉寺碑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56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290页。

[2]参阅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均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3]陈炳应：《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物》1989年第5期。

[4]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5]参阅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均载《考古》1974年第3期。

[6]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5期。

[7]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附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www.xing528.com)

[9]陈炳应：《珍贵的西夏语言材料》，《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

[10]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

[11]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七辑》，1990年，第453页。

[1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13]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14]《长编》卷87，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甲子条。

[15]《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十月庚申。

[16]《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之一九。

[17]《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之二一。

[18]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19]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20]（民国）戴锡章撰，李蔚整理：《西夏纪》卷11，山东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21]《西夏纪》卷12，山东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22]《辽史·西夏传》。

[23]《西夏书事》卷21。

[2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25]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

[26]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10页。

[2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10页。

[28]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29]拉施特：《史集》第2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8～379页。

[30]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16、121、128页。

[31]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32]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33]杨益民、唐晓军等：《甘肃文物保护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

[34]汪楷：《陇西玄都观匾额》，《陇右文博》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