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藏传佛教传播情况

四、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

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与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会晤后，成功地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从此，西藏宗教领袖与蒙古王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萨迦派占据藏传佛教的主流地位。蒙古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而对于佛教则尤为重视。

（一）阔端皈依佛教

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晤”，不仅在元朝民族关系史和藏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藏传佛教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萨班的凉州之行和“凉州会晤”使阔端等蒙古王室皈依佛教，虔诚崇佛，使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主，他佛学知识渊博，以精湛的佛理征服了蒙古贵族。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在萨班到达凉州之前，阔端身边已有几个藏族僧人，但由于他们的佛学知识不甚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是由也里可温的蒙古萨满教的巫师萨满坐在僧众上首。萨班至凉州后，向阔端介绍佛教教义，使阔端对佛教教义更加明了，萨班也以他精湛的医术医治好了阔端的疾病，这一切赢得了阔端的尊敬，于是萨班成为阔端“祭天的首席长老”与“上师”^[24]。萨班来到凉州后的主要活动是弘扬佛法，讲授佛理，显赫一时的蒙古皇子阔端及其蒙古贵族大臣彻底被萨班所弘扬的佛教所征服。

阔端的皈依，使藏传佛教在元室风靡一时。元成宗大德（1297—1307）以后，元王室同西北诸王之间的战争平息，进入和平稳定的新时期，皇室贵戚生活更趋奢侈，崇拜藏传佛教的风俗习惯更加风靡，至元英宗、泰定帝后，几乎到了举朝痴狂的境地。

（二）藏传佛教寺院

元朝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由于萨班与八思巴等高僧大德在甘肃的频繁往来，使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得到传播。

1．河西地区的佛教寺院

西夏亡国后，原属西夏辖区的河西地区佛教仍然盛行。据《安多政教史》所载，河西地区的凉、甘、肃州佛教寺院众多。

（1）凉州地区佛寺

凉州地区佛寺主要有由萨班主持改修、扩修的四座寺院，即百塔寺、海藏寺、金塔寺（灌顶寺）、莲花寺。

百塔寺，藏语称为夏珠巴第寺，意为东幻化寺。相传寺内有大塔一座，周围环绕小塔99座，故名百塔寺。萨班在这里居住五年，“讲授了许多甚深妙法”^[25]。萨班护持法座35年，于70岁、阴铁猪年（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这里圆寂。

荩凉州百塔寺

海藏寺，据汉、藏文记载，前凉时已建有灵均台，建寺时间不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在此处曾讲经说法，大转法轮。”该寺藏有汉地版的《甘珠尔》大藏经等，显然这是萨班讲授佛教教义、行医治病之处。

金塔寺，又称为灌顶寺，该寺规模宏伟，寺庙正中的释迦牟尼像是萨班所修建的。

莲花寺，是“萨迦班智达广授显宗佛法的地点”^[26]，也是萨班妹索巴让摩圆寂之地。

金刚亥母寺，又称为蛤蟆洞，此寺不列入凉州四寺之内。

大佛寺（即天梯山石窟），寺内有一尊高30米的释迦如来造像，左右各有三尊雕像。(www.xing528.com)

天堂寺，原是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吐蕃人兴建的苯教寺院“阳庄寺”，后毁坏。元初，在蒙古统治者支持下，萨迦派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仰，于是在阳庄寺的基础上建起萨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藏噶举派僧人噶玛·若贝多吉赴京途经此地，在当地群众要求下，在寺前平地扎西滩建造108座镇龙佛塔，故此地名为“塔滩”，藏语称为“乔典堂”，汉语音译为“朝天堂”，故称为“天堂寺”。于是该寺也改宗为噶举派寺院，后再度毁于兵燹。是此地重要的寺庙。

极乐寺，藏语称“嘉尔多贡曲科尔达吉朗”，又名“大湾寺”。此寺初建于宋朝，是一座规模较小的噶举派寺院。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萨班赴凉州后，便将该寺扩建成规模较大的萨迦派寺院。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夏佛教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赴京途中，至该院弘法，于是寺院改宗噶举派。

（2）甘州、肃州佛寺

马蹄寺，位于今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以其右侧石岩上有格萨尔王马蹄的遗迹而得名，藏语称作噶丹旦曲林寺，由琼察格西拉丹修建。在裕固地区有巴达霍尔禅院，蒙古语称作夏拉吾尔格，意为“黄色帐幕”，“吾尔格”一字后被讹传为“裕固”。

这里还有霍尔禅师修建的扎西曲林寺，洛瓦昂索的佛殿，郭嘉夏仲的佛殿，海寺静修庵，苟夏仲修建的浪嘉寺院，曲结阿旺罗桑修建的唯仁静修庵，霍要尔爱克静修庵，索嘉喇嘛修建的马头寺等众多小寺院。

大佛寺，系肃州最有名的佛寺。这座佛殿曾被焚毁，文殊菩萨像失踪。萨迦班智达来后，率领人们在北边的一座山脚下，找到了文殊菩萨像。至元世祖忽必烈时，修建了新佛殿，建造了三世诸佛、十六尊者等像，做了开光安神仪规，并修建了一座小寺院。这座佛殿以后屡经修建，成为一个规模宏伟的经堂与佛教传授的重要场所。

2.其他地区佛寺

元朝时期，甘肃其他地区也有众多佛寺。甘南地区的佛教寺院主要有以下几所。

卓尼寺（藏语称噶丹谢珠林，亦名定增达吉林），又名禅定寺。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应蒙古大汗忽必烈之请赴京城就任帝师，途经这里，认为宜于建寺，于是派他的弟子萨迦格西前来勘定地址，颁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颁发需用的物品。据说“曾看见这个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马尾松，乃将寺院之名命为卓尼”^[27]，并使寺院改宗萨迦派。

知知寺，全称为“知知寺夏珠格培朗”，因八思巴大师来安多地区时，此地连年灾荒，民不聊生，自寺院创建后，这里变得和平安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们为感激八思巴之恩而取名为“知知寺”。这座寺院建立较早，据《禅定寺志》载，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邀请赴凉州途经这里而兴建。

圆城寺，位于临潭县流顺乡，原是元世祖为战争中死亡的生灵祈祷忏悔而兴建的108座梵刹之一。明朝时，又称为“侯家寺”。

电尕寺，又名跋嘉电尕寺，藏语称“跋喜囊贡奥贡”，意为“跋喜上下寺”。有上下二寺，分别称为“闹贡毛寺”与“闹吾毛寺”，位于迭部西北电尕乡北面的台地上。该寺原是八思巴的四大弟子之一、迭部人跋喜绕巴在13世纪中期所建。

岔道尔寺，又称为阎家寺，位于临潭县龙元乡阎家村。据《安多政教史》载，该寺建于元世祖时期（1260—1294），原系卓尼五大寺之一。该寺尤重对胜乐金刚（又称为上乐金刚，是五部金刚大法体尊之一）、密集金刚（阿闍佛的化身，宗喀巴的守护神）和怖畏金刚的修持和供食，并以多出名僧而闻名藏区。

嘎达寺，藏语称“珠亥贡”，意为石山上的寺院，位于连城土鲁坪尾部之石屏山上。唐朝时，修建寺院。宋朝时，佛道两家在这里居住，竞相修造庙宇。元朝初期，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途中，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在这里亲自主持扩建为萨迦派寺院，赐名为“乔嘎朗”。

（三）元朝甘肃的刻、译经活动

元朝时，统治者在西夏故地设置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受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管辖。元朝统治者也做了一些保护佛教、刻印佛经等功德善事，进行了礼佛活动。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代曾途经西夏故地，他记述了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崇拜偶像教（即佛教）。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境内有不少寺庙，其中满布种种偶像，居民虔诚供奉，可见西夏时期，这里佛教盛行。甘肃河西走廊是马可·波罗的途经之地，必然也是他描述的佛教传播地区。公元1348年，速来蛮西宁王及其眷属在敦煌莫高窟建立了一块莫高窟造像碑，碑上的六字真言用汉、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六种文字刻成，说明直到元末，党项人的后裔在河西仍有佛事活动。莫高窟265窟汉文题记载“大元西夏寺住僧人十五人”，证明元代在莫高窟仍有西夏僧人的寺庙。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永昌路的达鲁花赤、党项人善居为自己家族立了一通《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将士郎云南嵩明州判官段天祥撰写碑文，圆通慈济禅师、肃州在城洪福寺住持定慧明书丹，这就说明元朝河西走廊的西夏后裔有较大势力，他们与佛教寺院有密切关系。

元世祖忽必烈时，曾下令雕刻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即指西夏文。元代一共印了190部西夏文佛经，这样多的佛经施放于何处？藏于日本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记载：“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又据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中的木押捺印记所载：“僧录文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河西永昌、沙州等地都是原西夏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佛教在河西地区仍然是当地居民的主要宗教信仰。元朝支持并且花费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在这里大量散发西夏文佛经，在笼络党项上层、安抚党项民族、稳定河西地区局势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元朝统治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