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散居于河西、陇右地区的吐蕃对佛教的信仰炽热虔诚。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了吐蕃人的“佞佛”。“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为奉佛者使为之”[11]。“自知佛教”说明佛教在这里流传甚久,尊崇佛教已成为当地习俗。吐蕃人“好诵经”,其诵经方式也很独特,“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舌之不可辨,然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12]。而秋冬之间,则“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地区吐蕃佛教僧侣这种独特的诵经与坐禅方式,显然是受汉地禅宗北宗的影响。
吐蕃人信佛而不守戒律。宋代吐蕃佛教正处于吐蕃佛教的后弘期,正适密宗戒行废弛之时,“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13]。吐蕃僧人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淫荡自恣,身为唃厮啰论辅的宗哥僧李立遵曾“娶蕃部十八女为妻”[14]。直至宗喀巴时,为了整治流弊,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新噶当教派(即黄教)。(www.xing528.com)
吐蕃人兴修佛寺以示礼佛。宋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部军主策拉等人“请于来远寨置佛寺[15],宋朝立即答应。当时西凉府的洪元寺、大云寺两座寺院都需修饰。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为了修缮洪元寺,潘罗支向宋朝“乞给工匠及赐金碧绢彩修缮”[16],而宋朝以路途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而仅赐以物品。洪元寺的修缮在潘罗支时代没有完成,而由其弟厮铎督继续。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厮铎督“又贡马求易金彩修洪元寺”,宋朝“诏如所求赐之,还其马值”[17]。潘罗支在修缮洪元寺的同时,又请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更充分反映了西凉府吐蕃对佛教的尊崇。据《宋史·吐蕃传》载: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州帅稍失民情,则众皆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图,其帅急登之,绐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众惜浮图,乃盟而舍之”。由此可见吐蕃人对浮图的爱护胜于一切,为了防止佛塔被烧,吐蕃人只得宽恕了州官的过失。州官正是利用吐蕃部民尊佛惜浮图的心理保护了自己。
宋代吐蕃对佛教的崇敬,不仅是他们“佞佛”之俗的表现,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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