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佛教在河西的传播

一、西夏时期佛教在河西的传播

西夏建国之前，特别是在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党项政权较稳定的李德明时期，佛教就已得到传播，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西夏奄有整个河西地区以后，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的控制，采取措施使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并竭力振兴佛教，使佛教在河西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

（一）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发展佛教，开始大兴佛教建筑。但这时佛教发展的中心只是局限在兴庆贺兰一带，河西地区尚未顾及。随着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党项统治者要用佛教作为统治思想之一，因此对佛教大力提倡，于是，在夏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期，西夏佛教发展达到鼎盛阶段。佛教中心开始由兴庆贺兰地区向西扩展到河西地区，寺院林立，僧人众多，形成了以河西地区的甘、凉、敦煌、安西为中心的西夏佛教分布的新格局。

1．甘、凉、敦煌、安西佛教中心

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是夏国的西凉府，位居辅郡，地处要冲，历来佛教浸盛。西夏时，这里党项、汉、吐蕃等族人民杂居一地，寺院广布。

护国寺是凉州的一个著名寺院，西夏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由崇宗乾顺及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修寺内因地震受到破坏的感通塔，同时修缮寺院，第二年完工后立碑庆赞，这就是著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也是保存至今唯一的西夏时期佛教石刻。另外，圣容寺、崇圣寺也是凉州的重要寺院。

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位于河西走廊的中心，是“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入中国”^[1]之地，西夏时期为番和郡，是党项、吐蕃、回鹘、汉等民族的杂居地区，民众信仰佛教，寺院众多。

卧佛寺，又称大佛寺、宏仁寺，是西夏时期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迄今仅存的一座。据明宣宗《敕赐宝觉寺碑记》及《西夏书事》卷31记载，卧佛寺兴建于乾顺时期的夏永安元年（1098年），贞观三年（1103年）赐名为“卧佛寺”，元代改称为“十字寺”。后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建，赐名“宝觉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敕名为“宏仁寺”，历代多次扩建重修。

除卧佛寺外，还有如崇庆寺、诱生寺、禅定寺、崇圣寺等其他寺院。

河西走廊西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历来为佛教重地。自大庆元年（1036年）西夏占领此地后，崇信佛教的统治者耗费巨大的人力资财，使莫高窟、榆林窟又成为西夏佛教信仰的圣地，形成了西夏敦煌安西佛教中心。西夏占领敦煌地区近二百年，是此地始建佛窟以来统治最久的王朝。西夏时，这里不仅有佛像，还有寺庙，鸣沙山中多有佛像、精舍、圣人住处，被誉为“世界圣宫”。在敦煌、榆林两窟群总共五百多个洞窟中约有五分之一是西夏洞窟。除此之外，在莫高窟附近的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酒泉的文殊山石窟、肃北的五个庙石窟中都存有西夏修建的洞窟。

2．河西僧人与礼佛活动

在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西夏国内，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河西地区僧人的民族成分与西夏社会的民族构成相适应，具有多民族性。党项僧人占有很大比重。如在莫高窟活动过的嵬名智海、杂谋惠月、播盃氏愿月成及参加修建护国寺感通塔的令介成庞等均为党项人氏。西夏境内有大批信仰佛教的吐蕃居民，而河西地区则为吐蕃人的主要聚集地。西夏后期，罗太后所作的大法会上，发愿“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其中首先提到的西番即吐蕃僧人。甘州曾是甘州回鹘牙帐所在地，又是西夏佛教的中心，此地修建了许多寺院，所以河西僧侣中当有许多回鹘僧人。此外，已经党项化的鲜卑人也信仰佛教，河西僧人中有他们的代表，如榆林窟29窟绘有供养像的西壁智海，夏仁宗仁孝时期参加过译经活动的鲜卑宝源，均为鲜卑族僧人。在莫高窟画有供养像的梁惠觉、吴惠满等则是汉族僧人。

西夏时期汉文与西夏文题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礼佛活动。题记内容分为三类。一为重要佛事活动的记载。榆林窟15窟、16窟汉文题记记录了西夏早期一次为期40天的佛事活动，莫高窟443窟汉文题记记录了西夏晚期一次为期一月的佛事活动。二为西夏僧俗人众前来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愿、修整寺庙等佛事活动及功德善事的发愿文字。莫高窟285窟西夏文题记夏崇宗雍宁乙未二年（1115年），普通党项族百姓“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寺庙烧香”。榆林窟25窟西夏文题记记一个名叫酩布觉的信徒“弃除榆林寺庙中沙”。三为供养人题记。西夏统治者不仅重视这一佛教圣地，而且还在这里为自己绘制供养人像，以求流传久远，佛祖永久赐福。榆林窟29窟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个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人画像，像前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军司官员。这些均成为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珍贵资料。(www.xing528.com)

（二）河西佛经

河西是西夏佛教传播的主要地区，因而这里佛经数量最多，其中主要是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四类经文。

1．西夏文佛经

现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近400种1000多卷，包括经、律、论三藏，大小乘均有，绝大多数译自汉文大藏经、藏文佛经，也有西夏人自己编写的。甘肃出土、收藏的西夏佛经较多，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与小西沟岘修行洞、亥母洞，永靖炳灵寺石窟，华池双塔以及兰州、定西、临夏等地都有，种类繁多。重要的有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金书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武威出土的西夏佛经等。

1959年3月，在莫高窟宕泉河东岸一座小塔中发现了三件西夏文佛经，其中两件是图解本《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音经》），是木刻雕版梵筴本。西夏文《观音经》，是夏崇宗乾顺时期（1087～1139）以汉文佛经为蓝本译成，但不是按照汉文经的字面翻译，而是根据经文的意思，加以认真理解，融会贯通，而后按西夏语法和习惯用语与写法进行翻译，改正汉文经中的一些不确切的汉字、用词和词序，与汉文经有诸多不同。其译经水平高、通俗易懂，是我国早期雕版图解本佛经的重要物证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经藏华严部佛经之一，是经紫青纸，用泥金字书写西夏文楷书，经折装，现存八页，是该经卷第十五《贤首品第十二之二》的部分偈语。西夏的金书佛经极为罕见，此经文是新品类，且书法精美，至今色泽如新，非常珍贵^[3]。

1952年，武威城南的天梯山石窟中发现一批西夏文佛经，佛经有写本《妙法莲花经》、陀罗尼和发愿文。雕版印本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大般若经》、《三胜之说缘》等。其中重要的有五件。一是发愿文；二是一佛经残页，从内容上看可能是《大般若经》的《圣观自在菩萨一百八名经》，上有题款；三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有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惇睦懿恭皇帝”；四是《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五是藏文印经残片。这里发现的译自藏文本的西夏文佛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比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同一部佛经更为精确，它把国图本的“神咒”全改译为“明咒”。夏仁宗的尊号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惇睦懿恭皇帝”，比通常所见的少了“神谋”、“制义去邪”六字。说明这批佛经是夏仁宗在位的前三年印写的，这是研究天梯山石窟佛经的时间与夏仁宗尊号演变的惟一的重要资料^[4]。

荩图解本西夏文佛经

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下西沟岘西夏修行洞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夏仁宗天盛、乾祐的明确纪年。其中，印本《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是夏仁宗印施十万册的那一部，纸张洁白、柔软、细密，雕印文字工整秀丽，墨色润匀，质量上乘，是西夏印经的代表作。印本千佛名经，雕有许多小千佛，脸涂红色。还有乾祐乙巳年（1185年）二月的施经发愿文，是皇帝、大臣所施的佛经。写本有《文殊师利行愿经》、《妙法莲华心经》与圣观自在菩萨说法及称颂圣观自在菩萨的颂语等。还有两面写字的西夏木文牍，正面写有施食经过和陀罗尼，背面写陀罗尼“咒言者，……廻向顺心经……”。这是边施食放生，边念佛教咒语的具体仪式，也是国内外西夏文献中仅见的，是全国发现最早的西夏木牍^[5]。鸠摩罗什所译《妙法华》后来传到西夏，在乾顺时代完成了西夏文的翻译^[6]，并在西夏得到广泛传播。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出土有《妙法华》与《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页。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行散施的《妙法华》之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有五万册^[7]，是西夏发行量最大的西夏文佛经之一。

2.藏、梵、汉文佛经

19世纪初，科兹洛夫等从黑水城劫走的约8000种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其中大部分是佛经，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也掘得藏文残本多页。甘肃武威下西沟岘西夏禅洞中与多种西夏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藏文佛经。据西夏文法典《天盛鼎立律令》和一些发愿文可知，在西夏境内也翻译和使用藏文佛经，但迄今发现的极少，甘肃境内发现有少量残页。在天梯山石窟发现一页藏文印经残片，是西夏时期藏文雕版佛经，是极为罕见的珍品。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残经，记载“发愿译者，甘州禅定寺庙□僧正律法师讹端，禅定众法堂□正于正法师堂译癸巳年御正月十五日”。残经使用了藏文佛经才有的专门术语，可知此经译自藏文，题款表明由甘州禅定寺高僧译，癸巳年即夏仁宗乾祐四年（1173年）。由此可以推断，甘州在西夏时期可能是翻译藏文佛经的一个中心^[8]。

1977年，甘肃武威林场西夏墓中所出土的木椽塔上写有数种梵文经咒。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不知名称的西夏文经典的第一页第一行和第四行有变体的梵文字，文中西夏文记有“梵语、回鹘语、番语、藏语、汉语、女真语”，把梵语列于首位，显示其在诸种语言中的地位高于其他。据某些佛经发愿文记载，有梵文本佛经存在于西夏，但现在只见到甘肃出土的梵文陀罗尼和梵文石刻。在永靖炳灵寺石窟发现一批墨书西夏文陀罗尼和一页墨书藏文陀罗尼，这页藏文陀罗尼与部分西夏文陀罗尼恰好是对应的，音读基本相同，是罕见的研究西夏语言的珍贵资料^[9]。

汉文佛经，不仅文献记载有从宋朝输入的“六大藏”，而且西夏人也全部或部分地雕印、抄写过。已发现的有八九十种，多有明确纪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