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地域经济
1．畜牧业
甘肃畜牧业产品主要有马、牛、羊、骆驼等。甘肃历史上就产良马，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凉州是北宋政府的招马、市马之地，马匹数量多。天祝地区的岔口驿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元政府除了在甘肃地区养马外，还牧养着大量牛、羊、驼等牲畜。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二月，元朝政府调甘肃等地“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70]。这正是甘肃有发达的官牧业的反映。除官牧以外，蒙古贵族、汉族地主、各少数民族也都从事畜牧业，即使一般民户，也“大都以织毛褐、勤耕为本业”[71]。元朝政府向民户征收的税中，就包括征取羊马。元朝政府还经常从河西“和市”牲畜。武宗至大（1308—1311）年间，刑部尚书马建曾到甘肃“和市羊马”。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元政府“遣使赍钞三千锭往甘肃市牦牛”，以备“孳畜而供赏赉之用”[72]。
甘肃地区所产牲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史载，河西走廊所产河西牛驾车役犁的耐久性很强，牦牛与黄牛杂交而成的犏牛“行走甚便，力健可任耕载”[73]。河西地区的骆驼则多食棘茨，习惯于在瀚海戈壁上运载货物。
元朝时，甘肃畜牧经济在社会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比前代有所增强。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甘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这里水草丰美，有广阔牧场，适应马、牛、羊等牲畜繁衍生息，各族人民具有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良好传统。第二，政府的重视。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崛起于蒙古高原，“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74]，“善骑射”成为蒙古民族的传统。因而畜牧业是蒙古族的传统经济，也必然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视。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必然将其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传入甘肃乃至西北地区，为甘肃畜牧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第三，畜牧业生产投入较少。长期的民族征服战争耗费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使人口锐减。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与农业生产相比，畜牧业可以较少地投入，开发利用更广阔的水草等自然资源，同时又较少受到兵燹战乱的影响，所以畜牧业比农业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
虽然元朝时期甘肃畜牧业有所发展，但仅是畜牧业的从业人口比例扩大和畜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的增强[75]。与唐宋时期相比，由于战乱、灾害的影响与劳动力的急骤减少，元朝甘肃地区畜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远不如唐宋盛时的状况。
2．手工业
元世祖至元以后，虽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与法令，但终元一世，西北乃至甘肃手工业的发展始终比较缓慢，附着在农牧业上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门类少，规模小，制作工艺简单。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下，甘肃手工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局限。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均在原料产地与工艺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设置专门机构用以制造特色手工业产品，元朝政府在甘肃地区也设置了许多相关机构。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织染提举司，秩正七品，掌织造缎匹。提举一员，受安西王令旨；同提举一员，本府拟人；副提举一员，都目一员，俱受安西王傅札；司吏一人[76]。有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匠提举司，设达鲁花赤、提举各一员，“国初，收集织造毛子人匠。至元三年，置官二员，皆世袭”[77]。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元朝政府在河西置织毛段匠提举司。由于畜牧业是甘肃地区传统经济，因而毛纺织业成为甘肃的特色产业，从事生产的人员较多。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元朝政府一次就“徙甘、凉御匠五百余户于襄阳”[78]。由此可见，当时河西地区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人户众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与水平。
元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原是夏国领地，党项族“衣皮毛”的生活习俗对这一地区仍有影响，人民的衣着仍以毛麻皮制品与毡毯褐子布等为主，家家户户皆从事毛纺织生产。河西、西域地区盛产皮硝，各族人民取以熟皮，制成皮衣、皮褊、皮帽、皮靴等。据《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记载，西域早已盛产的木棉，元时已传到了陕右，“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于是“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棉花在甘肃乃至西北各地的推广与普遍种植，丰富了纺织业原料的来源，使人们传统的衣着习俗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民间纺棉织布、以棉布为衣料，棉纺织技术逐渐在甘肃各地推广。
元朝时期，甘肃地区的一些金属矿藏也得到开采与冶炼。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六月，有关机构称“甘肃撒里畏兀产金银，请遣官税之”[79]。反映出这里金银矿藏已得到开采，故而需政府遣官管理并予以征税。甘肃诸多地区产盐，元朝政府令陕西行省食盐户，该办课二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有余，在巩昌、延安等处认定课钞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岁办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80]。充分说明甘肃巩昌、环州、庆州等地的盐得到开采并课税，生产有一定的规模。酿酒制醋在甘肃地区也有一定的发展，元朝对酒、醋征收课税。据《元史》卷94《食货二》记载：陕西行省酒课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四锭三十四两四钱”，甘肃行省为“二千七十八锭三十五两九钱”；陕西行省醋课为“一千五百七十三锭三十九两二钱”。
3．商业
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了加强元帝国本部与诸汗国及附属国的联系，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和急递铺。在西北地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范围内有陆站八十处，水站一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有“马站六处”[81]。在设立驿站的同时，还设有急递铺。按照元朝政府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的主要交通线上，每一二十里就有一个急递铺，每铺有士卒五人，传递文书政令。这样的急递铺在西北各交通线上也普遍设立。元代驿站与急递铺的设立，不仅使中西陆路交通畅通，便利了中央对地方、边疆的控制，而且也促进了甘肃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往。同时，甘肃地区土特产丰富，盛产褐缎、毡毯、野马革、药材、玉石器等，同时又需要中原内地与西方的众多物品，由于地域经济的差异，物资交流的需求与互补，使甘肃与内地及西方国家自然地结成互通有无的经济链条。
元朝时期，甘肃地区与内地商业贸易往来频繁，既有官方贸易，也有官民贸易与民间贸易。
官方贸易，是指诸王等地方统治者与元朝中央的贸易往来，显然这是具有贡赐性质的官方商贸活动。武宗至大（1308—1311）初，出伯向元朝政府进贡“玉六百十有五斤。赐金千五百两，银二万两，钞万锭，从人四万铤”[82]。
官民贸易，是指元朝政府与民间的贸易活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六月，元政府在甘州设置和籴提举司，负责收购粮食，以备给军饷、赈贫民，于是“兵不乏食，而民用以不困”[83]。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元世祖采纳迷里火者、密剌里等建议，“以钞万锭为市于别失八里及河西、上都”[84]。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元朝政府每年从兰州等地籴粮二万石以上，经甘州转运到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元武宗、仁宗、文宗时，在甘州收购牛羊马匹，均是在官民贸易的形式下进行。
民间贸易，是指甘肃与内地及各地区之间自发的商贸活动，也是生产者之间为了调剂生活资料的余缺、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西北地区物产丰富，除了粮食、畜牧产品之外，还有大黄、锁阳、甘草等药材以及食盐、硇砂、硝石等矿藏品。河西地区产盐，其产品价廉物美，畅销各地。元朝实行食盐榷卖政策，按照政府的法令，河西地区能买食山西解池生产的盐，“解盐味苦而价贵”。邻接环州百余里的宁夏韦红盐池虽“不办课程”，但因“红盐味甘而价贱”，于是百姓“私相贸易，不可禁约”[85]。后来政府被迫令陕西百姓食韦红食盐，允许韦红盐加课贩往河西地区，但肃州地区仍然畅销本地所产的白盐、土盐、石盐等[86]。元朝的甘肃地区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货币的需求量增大，因而元朝政府还在西北设立交钞提举司、交钞库等货币管理、发行机构。在西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全国性的中统钞、至元钞。西北地区的税收，据《元史》卷94《食货二》“商税”条记载，每年商税额数，陕西行省为“四万五千五百七十九锭三十九两二钱”，甘肃行省为“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一锭三十六两一钱”。
（二）甘肃吐蕃地区的社会经济
元朝宣政院所辖甘肃吐蕃地区，即黄河以南的洮水、岷江、白龙江流域以及河州路（治今甘肃和政北）、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县）、礼店文州元帅府（治今甘肃礼县）、文扶州万户府（治今甘肃文县）、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岷州（治今甘肃岷县）等地。这里自然地理环境独特，气候寒冷，除一小部分地区适宜农业外，大部地区都是高山、荒漠、草甸、山地、草原，自古以来就宜于畜牧。
元朝建立后，吐蕃地区归属元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这为甘肃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甘肃吐蕃地区东邻甘、陕，西北、西南与青藏高原相接，东北与北方，可至河西走廊与宁夏、内蒙等地，加之元朝政府重视驿站的兴修，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这一切皆使甘肃吐蕃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
1．农业与畜牧、狩猎业
元代甘肃吐蕃聚居的洮、岷流域与礼店、文州一带，是传统农业经济区。这里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青稞、小麦、荞麦、莜麦、豌豆等粮食作物，萝卜、芜青、白菜、葱、蒜等蔬菜，油菜籽等油料作物。元朝时期，见于记载的农业工具仍然是犁、锄、锨、镰刀、多齿耙、筐等。农作物一年一熟，很少施肥，尤为忌用人粪肥，通常采用烧荒肥田，随犁下种的落后的耕作方式。由于受“不杀生”宗教思想的影响，各地发生病虫害、兽害及风、霜、干旱等自然灾害，只能消极地祈求神灵保佑，从而影响了当地人们抵御自然能力的发挥与防灾减灾的意识。当地人民一般饲养家畜，采集野菜及多种菌类植物补充生活来源，农业生产技术无明显进步。
据藏文文献记载，元朝时期，西藏全境分卫藏为法区，朵堆为人区，朵梅（朵麦）为马区[87]，朵麦即安多。据《安多政教史》所载，安多之名取自巴颜喀拉山东麓的阿庆冈嘉雪山与多拉山两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起来而命名[88]。元朝时期，属“朵麦马区”的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仍是传统的主要畜牧区，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成分。而河曲马是产于甘、青、川三省交界黄河河曲地区（今甘肃玛曲县）的良种马，即今所称的南番马。它适应海拔三千米以上的严酷自然条件，在形体、外貌、速度方面具有优良特性。甘南藏区还形成了小体型、瘦肉型的良种猪，这种成年猪只有五六十斤重，能耐高寒，可终年放牧，因其喜食蕨麻（人参果），故称为蕨麻猪。这种猪至今仍在饲养。
元代甘肃吐蕃地区的牧业工具简陋，牧民所用的工具只有皮绳、口袋、奶桶、驮鞍、粪耙、割草镰刀、割毛切肉刀等。有一种叫作“午尔多”（乌朵）的放牧工具，是将牛毛搓成粗线，再编成辫状粗绳，辫绳上端系一环套，中间编成椭圆形、巴掌大的一块，叫“午尔梯”，末端用羊毛结成鞭梢，用时将环套在中指上，捏住午尔多的两端，同时在中夹置石子或硬土块，提起来振臂抡几圈后放开一端，石子（土块）就会飞出几十丈或一二百丈远，牧民用它调转牲畜，驱逐野兽[89]，节省了体力与时间。
由于采取的是粗放式牧业经营，仍是自然分群放牧，不修棚圈，不储备或很少储备冬草，牲畜在冬春时节，因缺食饿死现象严重。无专门工具采牛毛，用手或棍卷缠后拔取；采羊毛，使用梳子，或用小刀、镰刀割取，工效低且伤牲畜，反映了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与原生形态。
元代甘肃吐蕃地区还有少量狩猎户，元朝政府在河州路（治今甘肃临夏市）设有打捕鹰房猎户总管府，专门为官府打猎。其他猎户多以打猎为生活的补充来源。明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政府在元朝建制的基础上，在河州置“失保赤千户所”。“失保赤”又作“昔宝赤”，蒙语意为“鹰猎户”，由此说明河州的狩猎业是一传统的经济部门。
2．手工业与商业
元代甘肃藏区的手工业主要是服务于人们生产、生活的一些门类。
一是皮毛加工。这是吐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由于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原料，元朝时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当时藏族皮革加工技术落后，大都用手揉制，百姓的衣饰材料为毛布、绒褐、毡毯、皮裘等，皆为自己加工制作。在纺织技术上，纺纱仍为纺轮，为木杆圆形，长约25厘米，直径2厘米，上端有一槽，下端缀一木制或铅制圆轮，每天一个人可纺羊毛纱约一斤左右。高级毛织品有氆氇，它是用一种有四根踏杆、四叶综框的木织机织出的，该机采用脚踏提综的复杂技术，织时有124根经线，2根一组，每隔6根纬线织进一根绒纬，并将其整齐地卷在事先准备好的长竹棍上，绕进6根底纬，再用剪刀将绕在竹棍上的绒纬圈从中剪开，形成毛绒。循环往复，织制而成[90]。二是农具、家具制作。吐蕃传统手工业有矿冶、金属加工、制造、制陶等，铁、木、石器的制造技术自宋以来就较发达，元朝时期，当在此基础上有新的进步。农区传统的农具制造如犁铧、锨、镰刀、耙、筐等，在史书中记载较多。见于记载的还有造纸、制墨、制蜡等。甘青吐蕃还能制造出水上交通工具革囊。据《元史》卷63《地理志六》记载，黄河源有个叫九渡的地方，河水不大，可以渡马，从那里走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聚落纠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济，仅容两人”[91]。他们所造的革囊可能是皮筏子一类的渡水工具。
元朝时期，甘肃吐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互市贸易。“元之茶课，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92]显然，元朝自初期就沿袭宋朝的榷茶制度。至元五年（1268年），政府“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卖者，其罪与私盐法同”[93]。此时榷茶由官府垄断，并严禁私售。元朝的榷茶制度比宋朝宽松，商人纳课以后，可以到产茶区采购，带到各地出售，茶叶在西北地区的销售对象主要是西番人，其中也包括甘肃地区的吐蕃人，“西番大叶茶”[94]显然是吐蕃人喜欢的茶品种。
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族，以其强盛的武力攻灭西夏、金、南宋，将甘肃置于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中。不仅通过与西藏宗教首领在凉州会晤，和平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又在甘肃地区征战，最终统一了甘肃。元代的甘肃地区分属陕西、甘肃两行省与宣政院管辖，在这里设置路、直隶州、属州以及脱思麻路、吐蕃宣慰使司等机构，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实行宗王分封制与出镇制度，阔端系、出伯系诸王分封在河西，而巩昌汪氏家族则称雄陇右，世袭其地，他们皆为元朝在甘肃统治的重要势力。元朝时期，虽然甘肃地区民族成分复杂，矛盾纠纷不断，受战争破坏影响较大，但元朝政府在甘肃实行重农、抚治救恤、屯田等政策，使甘肃经济有了缓慢的恢复与发展，各辖区经济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
【注释】
[1]《西夏书事》卷39。
[2]《西夏书事》卷42。
[3]《西夏书事》卷42。
[4]（元）姚燧：《牧庵集》卷4《序江汉先生死生》。
[5]《元史·食货志一》。
[6]（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传》。
[7]《元史·丘处机传》。
[8]陈广恩：《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元史·世祖纪三》。
[10]《元史·赵世延传》。
[11]《元史·食货志四》。
[12]《元史·世祖纪十二》。
[13]《元史·成宗纪二》。
[14]《元史·成宗纪二》。
[15]《元史·博罗欢传》。
[16]《元史·成宗纪四》。
[17]《元史·成宗纪一》。
[18]《元史·世祖纪十三》。
[19]《元史·成宗纪二》。
[20]《元史·文宗纪三》。
[21]《元史·张思明传》。
[22]《元史·仁宗纪一》。
[23]即开成州，系唐原州，宋为镇戎军，金升镇戎州，元初仍为原州。至元十年，皇子安西王封守西土，遂立开成府，视为上都，号为上路，是为开成路，后降为开成州。
[24]《元史·世祖纪一》。
[25]《元史·世祖纪一》。
[26]《元史·世祖纪二》。
[27]《元史·世祖纪十一》。
[28]《元史·食货志一》。
[29]《元史·世祖纪四》。
[30]《元史·世祖纪四》。
[31]《元史·世祖纪十一》。(www.xing528.com)
[32]《元史·世祖纪六》。
[33]《元史·世祖纪十四》。
[34]《元史·世祖纪十三》。
[35]（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9《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
[36]《元史·世祖纪十二》。
[37]《元史·兵志三》。
[38]《元史·世祖纪八》。
[39]《元史·世祖纪八》。
[40]《元史·成宗纪二》。
[41]《元史·成宗纪四》。
[42]《元史·兵志三》。
[43]《元史·兵志三》。
[44]《元史·兵志三》。
[45]《元史·兵志三》。
[46]《元史·兵志三》。
[47]《元史·兵志三》。
[48]《元史·兵志三》。
[49]《元史·兵志三》。
[50]《元史·兵志三》。
[51]《元史·武宗纪二》。
[52]《元史·仁宗纪二》。
[53]《元史·顺帝纪九》。
[54]《元史·博罗欢传》。
[55]《元史·世祖纪十二》。
[56]《元史·成宗纪三》。
[57]《元史·兵志四》。
[58]《永乐大典》卷19426《驿站二》。
[59]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60]李并成：《汉张掖郡昭武、骊轩二县城址考》，《丝绸之路》1993年第1期。
[61]《元史·兵志四》。
[62]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
[63]《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
[64]（日）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系谱——元明史料与〈贵显世系〉之比较》，《史林》65卷1号，1982年1月。
[65]《永乐大典》卷19419《站赤四》。
[66]关于“兀鲁思两道”有不同说法：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就是帖里干道和木怜道，这两条驿道都是从腹里通到和林地区，但所经路线不同，一条是东路，一条是西路，所以常被称为‘东西两道站赤’”。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一文指出“两兀鲁思道即甘州所管长行站，具体说就是甘州至宁夏道和甘州至奉元道”。今采用后者说法。
[67]《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
[68]《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
[69]参见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
[70]《元史·英宗纪一》。
[71]（光绪）《肃州新志稿·风俗》，《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72]（乾隆）《甘州府志》卷2《世纪下》。
[73]（光绪）《肃州新志稿·物产》。
[74]《元史·兵志三》。
[75]郭厚安、李清凌主编：《西北通史》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页。
[76]《元史·百官志五》。
[77]《元史·百官志五》。
[78]《元史·成宗纪一》。
[79]《元史·顺帝纪一》。
[80]《元史·食货纪五》。
[81]《元史·地理志三》。
[82]（元）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
[83]（乾隆）《甘州府志》卷2《世纪下》。
[84]《元史·世祖纪十》。
[85]《元史·食货五》。
[86]（光绪）《肃州新志稿·物产》，《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七），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87]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注释。
[88]智观巴·贡却乎丹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5页。
[89]郭厚安、李清凌主编：《西北通史》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90]陈炳应：《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91]《元史·地理志六》。
[92]《元史·食货志二》。
[93]《元史·食货志二》。
[94]《元史·食货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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