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初甘肃经济凋敝
宋、夏、金时期，甘肃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在蒙古汗国的崛起及其统一战争中，甘肃地区屡遭蒙古铁骑的蹂躏，社会经济出现暂时的倒退与停滞，生产力水平下降，经济凋敝残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以下诸种原因。
（一）战争的直接破坏
在蒙古灭夏、金、南宋的统一战争中，地系三政权辖属的甘肃地区，饱受战争的摧残，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
甘肃西部地区是西夏的右厢之地，蒙古征讨西夏的战争势必使河西走廊之地成为蒙古军队纵横驰骋的战场。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西夏天庆十二年），当成吉思汗率军第一次征讨西夏时，率领怯古里秃、耶律阿海等部兵，入河西攻破力吉里寨，“纵兵躏瓜、沙诸州”[1]，致使瓜、沙地区蒙受战争的破坏。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西夏应天三年），蒙古兵驻斡难孩城（亦作兀剌海城、兀郎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南狼山隘口），四出侵掠，夏国主安全集右厢诸兵进行抵御，河西地区兵员被抽调一空。此后一个时期，由于成吉思汗将主要精力用于西征，暂时放松了对西夏的征服，蒙古与西夏之间出现短暂的相对平静。但之后不久，河西地区仍然笼罩着战争的沉重阴影，继续受到战争的骚扰。嘉定四年（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五月，黑鞑靼国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夏国主安全遣使请以臣礼，鞑靼方才退兵。嘉定十七年（1224年，西夏乾定元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班师东归，在返回途中，发动了攻沙州的战争，由于沙州军民的拚死抵抗，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蒙古高原后，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发动了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除遣军假道畏吾儿再次攻取沙州，成吉思汗则亲率大军由北路攻入夏境。蒙古军进入河西后，连续攻破黑水城、肃州、甘州、西凉府等河西军事重镇，并于宝庆三年（1227年，夏宝义元年）三月，攻破沙州，接着又攻陷朔罗、合罗等地。至此，河西地区全部被蒙古攻占。
在河西地区进行的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败卒旁流，饥民四散，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财用并乏。蒙古军围沙州半年，“军民困乏，食牛羊马驼殆尽”[2]。攻破黑水城后，当地蕃部死者数万。蒙古军攻入河西地区后，“兵士四出抄掠，民间窖积皆尽”[3]。攻破肃州城后，只有昔里钤亲属家人得免死者百有六户，整个肃州城被屠杀一空。战争使河西人民死亡逃徙，土地荒芜，牲畜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出现停滞与倒退。(www.xing528.com)
（二）落后的生产关系
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蒙古以军事征服为主要手段，屠杀人口，直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蒙古汗国是靠军事力量建立起的政权，必然把军事斗争视为其政权的主要支柱。蒙古进入中原之初，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其攻城略地之法是每攻打一个大城，必先抄掠旁近小镇、村落，驱迫人民充当征战工具，不惜用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去夺取一座城池。蒙古军法规定“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4]，充分反映其野蛮屠杀的并不是个别拒不投降的城市军民，而是具有普遍性。攻略河西的战争自然也不例外。这种野蛮落后的行径使生产力中最可宝贵的人口因素遭到严重摧残，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蒙古征服者对农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蒙古人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畜牧渔猎构成了蒙古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5]。长期习惯于畜牧经济的蒙古人，虽然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确立了私有制，但土地的私有观念却停留在游牧时代，保留着浓厚的游牧民族氏族公社所有制的习惯。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蒙古征服者热衷于掠夺包括人口在内的物质财富，对土地的农业价值和建立赋税制度以保证对这个价值的充分占有，却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念念不忘把农田变为牧场，把土地上的人口全部杀掉，“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6]。这种建立在游牧民族经济基础上的土地观念的顽固存在，极大地妨碍着对农业经济的重视，甚至是一种破坏力。它严重地桎梏着生产力，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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