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会晤，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

四、凉州会晤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应蒙古皇子阔端之召，携其侄八思巴与恰那多吉来到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淳祐七年（1247年）一月，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会见，史称“凉州会晤”。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首领通过凉州会谈，正式建立了蒙藏政治关系，议妥了西藏归附蒙古事宜，为西藏统一于元朝中央和以后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一）凉州成为会晤之地

阔端将凉州作为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宗教首领的会晤之地，是因为凉州具有以下重要因素。

1．重要的战略地位

凉州地接四境，控扼三边冲要，为内地关中的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汉武帝用武力击败匈奴，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凉州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凉州升为十三州之一，统领河西五郡，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十六国时期，凉州又成为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唐代，凉州发展鼎盛，成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由于凉州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以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把凉州升为“西凉府”，其地位仅次于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镌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汉文碑铭称：“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其“百载”之言属虚，“辅郡”之称则实，这是西夏对凉州地区行政管辖的记载，说明凉州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凉州东接河套，北邻沙漠，南连祁连山，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号称“周回平川二千里”的河西军（即西凉府）地区，是沿白亭河南北狭长农牧地和天梯山下北流诸河川所灌溉的凉州复合扇状地带的农牧地区的总称。扇状地带汇集了发源于祁连山的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闸渠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这六条河流，构成了凉州地区的绿洲地带，是历代中原王朝屯田畜牧的重要地区。《汉书·地理志》称古凉州“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金史·西夏传》也谓凉州“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凉州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交通发达

凉州东近长安，西通西域，交通发达，是丝绸之路东端门户，地处咽喉地段。西夏占领灵州后，可以傍贺兰山，沿黄河南下，经鸣沙州（治今宁夏中卫县南）、应理（治今宁夏中卫县），过黄河，直抵凉州；也可以自灵州渡黄河，出贺兰山口，穿越腾格里沙漠，到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亦名石羊河）谷抵达凉州城下，再由凉州穿越河西走廊而行。由关中沿泾河河谷西北行，至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北上入葫芦河谷，傍六盘山东麓，经今宁夏固原、三营、石门关、天都山入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东北），至五佛寺渡河，至甘肃景泰县、裴家营、土门子等抵达凉州。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上，经今陕西凤翔、宝鸡，越大震关（即陇关，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小陇山），至甘肃秦安县西北行，经通渭寨（今甘肃通渭县西南什川乡古城）、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市），越乌鞘岭到达凉州。这三条道路即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都以凉州为总汇合地，然后途经河西走廊，形成了以凉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4．阔端的统治中心

阔端是蒙古太宗窝阔台次子，也是蒙古皇室中权高位重的显赫人物。《新元史》卷111载：阔端太子“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元史》也载：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窝阔台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19]。显然，窝阔台率军西征后，阔端是留在国内率军征伐的皇子，其战功显赫。端平三年（1236年）七月，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十月，又入成都，下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20]。1242年春，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21]，其后“阔端开府西凉”，统治着原西夏故地。《秦边纪略》谓：“元封王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于凉北，即今永昌堡。”显然凉州成为阔端的统治中心。

5．藏民族基础深厚

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聚集之地。自汉唐以来，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氐、羌和汉人均在这里错居杂处。南北朝时，中亚的粟特商人东来贸易，即以凉州为基地，唐朝时，凉州大小七城，粟特商人即占据其中五城，他们北出长城，南下江淮，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唐朝初期，回鹘、契苾、思结、浑等铁勒部落迁居至此，使凉州地区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唐代宗广德（763—764）以后，吐蕃攻占河西地区，于是凉州于广德二年（764年）失陷，这是吐蕃迁入凉州的开始，吐蕃统治凉州长达一百余年。在吐蕃攻占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大量吐蕃部族迁入河西，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吐蕃部族在河西的分布，“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22]。唐末五代初，凉州地区渐被吐蕃所倚重，河西走廊西部的吐蕃部落开始大规模地向凉州集结，凉州城外便成为吐蕃人聚集的重要地区，“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人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23]。五代宋初时，凉州是吐蕃六谷部族的居地，吐蕃部族众多。西夏占据河西后，凉州吐蕃成为西夏国民的组成部分之一，凉州具有深厚的藏民族基础。

荩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

6．佛教文化兴盛

河西地区历来是佛教的传播之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频，而河西地区由于僻远而相对安定，五凉立国的河西走廊便成为战乱中的一块“静土”。五凉统治者尊崇佛教，使佛教在这里久为兴盛。一些名僧也在河西地区传教讲经，翻译佛典。西夏奄有河西地区后，凉州地处要冲，佛教浸盛，党项、汉、吐蕃等族人民杂居一地，逐渐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凉州成为西夏的一个佛教中心，宗教文化氛围浓厚。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阔端将凉州作为邀请萨班前来会晤的地点，应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凉州从而成为西藏归属元朝管辖的历史见证地。

（二）“凉州会晤”与蒙藏关系的建立

阔端对解决西藏问题迫不及待，他一方面以授萨班“管领西方僧众”、赏赐物品相诱，另一方面以“派大军杀戮百姓”相威胁，并以“佛教及众生”动其情，目的是想利用萨班的声望和地位，去劝说和号召西藏各教派归顺蒙古。而萨班接受阔端的邀请前来凉州，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蒙古军势力强大，西夏、金、西域等已相继归附蒙古，西藏也势必最终归属蒙古的统治，大势所趋，无法抗拒，他只能尽量避免或减轻军事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同时，也试图通过谈判为萨迦派争得西藏佛教领袖地位。另一方面，身为萨迦教主的萨班出于职业的本能，意识到阔端邀请他去凉州会见，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在西夏故地发展佛教的良好时机。显然，“凉州会晤”是蒙古皇室与西藏萨迦派领袖出于各自的政治、宗教目的而接触的产物。

应阔端之邀前来凉州会晤的萨班（1182—1251），“未出家之前名叫上师贝丹顿珠”^[24]，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后藏贵族昆氏家族。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尊者“尽学萨迦先祖所传甚深显密要旨”，并受戒，取名贡噶坚赞。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族历史上著名学者、诗人。嘉泰四年（1204年），师从在藏的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师利跋陀罗及其弟子僧迦师利、苏克达师利（妙施样）、达那尸罗（施戒）等，学《声明》、《量论》等大五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他全学十明，得到精通，因而被尊称为“班智达”，即通达大、小五明者，“萨班”就是萨迦班智达的称号。开禧元年（1205年），他又师从释迦师利受比丘戒。依照藏传佛教徒的习惯，萨班取其师名的一部分，即以“师利跋陀罗”译为藏文“贝桑波”加在名字前面，称“贡噶坚赞贝桑波”^[25]。以后萨班又师从释迦师利广学显密教法，声誉渐隆，并与印度非佛教徒绰杰噶瓦等六人进行辩论，绰杰噶瓦等人承认失败，削发为僧，皈信佛法，做了萨班的弟子，从此萨班声名广为人知。嘉定九年（1216年），萨班接管了萨迦寺的管理权，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成为西藏地区一支重要的力量，虽然在寺院数量上比不上噶当派，但萨迦派直接控制了当地政治、经济权力，其实力在卫藏藏传佛教地区首屈一指，是“政教合一”的一股重要割据势力。正是“政教合一”的这种一身兼二职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权力，使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成为萨迦派与蒙古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萨班接受阔端邀请，于当年（1246年）携两名侄子八思巴与恰那多吉，从后藏萨迦寺出发，途经拉萨前往凉州。他让侄子先去，自己则在拉萨与当地上层仔细磋商归顺蒙古的大事。萨班经过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后，赴凉州会晤。萨班代表的是西藏地方，也是西藏方面迫于形势，为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明智选择。淳祐七年（1247年），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后，与萨班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会晤，两人共同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授权萨班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取得了对全藏的领导权，蒙古方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西藏各界的既有利益。萨迦班智达奉命撰写《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受到西藏各僧俗首领的积极响应。据《萨迦世系史》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26]从此，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政治关系，西藏在形式上归顺了蒙古。阔端对吐蕃的招抚与经略，为以后蒙古进一步统治西藏奠定了基础，是蒙藏关系的开端。

（三）“凉州会晤”的历史意义

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凉州会晤”促进了蒙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凉州会晤”是元朝统一前，蒙古皇室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第一次接触，是历史上蒙藏两族第一次建立政治关系，是西藏各派向外部寻求支持的结果。从此，以政治、宗教为纽带，以西藏向蒙古的宗教传播、渗透和蒙古对西藏的军事政治统治相结合，使蒙藏两族关系密切发展。

“凉州会晤”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全国的传播与发展。凉州之行，是萨班用佛教文化对蒙古贵族的征服，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教文化的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影响之大，渗透范围之广，远胜过武力征服。“凉州会晤”后，萨班留在凉州继续讲授佛经、弘扬佛教，使阔端及其蒙古统治者皈依佛教，虔诚崇佛。萨班凭借蒙古势力的支持，成功地在蒙古和中原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凉州会晤”促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凉州会晤”后，蒙古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派作为蒙古方面的“达鲁花赤”被授予全权管理卫藏、阿里，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开始统治西藏，从此，西藏由分裂开始走向统一。萨班并着力培养他的两个侄子恰那多吉与八思巴，长大成人后的萨班的两个侄子都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为元朝与西藏的关系作出重要贡献。八思巴成为元朝帝师，而恰那多吉作为忽必烈任命的“蕃地三区的总法官”，即西藏首席行政官员返回西藏，这标志着萨迦的世俗行政权力系统在西藏的正式确立^[27]。

“凉州会晤”首次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凉州会晤”的成功，结束了西藏社会持续四百年的政治分裂状态，也使西藏归属蒙古皇室的管辖，迈出了西藏统一于中国的第一步。“凉州会晤”的成功，决定了西藏的前途与命运，使西藏避免了战乱，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随着忽必烈接管阔端领地，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从此，西藏归属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凉州会晤”是甘肃乃至全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深远意义早已超出了当时会晤所蕴含的价值。(www.xing528.com)

【注释】

[1]《旧唐书·北狄传》。

[2]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47页。

[3]《西夏书事》卷39。

[4]《西夏书事》卷42。

[5]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6]《西夏书事》卷39。

[7]《西夏书事》卷40。

[8]转引自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9]《金史·哀宗纪下》。

[10]《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11]陈育宁、汤晓芳：《蒙古与西夏关系论略》，《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12]敖特根：《成吉思汗对河西诸州的攻克》，《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13]《元史·昔里钤部传》。

[14]《元史·昔里钤部传》。

[15]（元）王恽《秋涧集》卷51，《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

[16]《元史·速不台传》。

[17]《西夏书事》卷42。

[18]《元史·汪世显传》。

[19]《元史·太宗纪》。

[20]《元史·太宗纪》。

[21]《元史·太宗纪》。

[22]《新五代史·于阗传》。

[23]《宋会要辑稿》第159册，方域二一之一四。

[24]达仓宗巴·班党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25]唐景福：《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26]陈庆英等：《萨迦世系史》（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4页。

[27]刘建丽：《凉州会晤与河西崇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