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河路的经营情况

六、北宋对熙河路的经营

熙、河、洮、岷、叠、宕等州收复后，宋王朝将其视为防御西夏的西线战场，为了加强和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宋王朝采用了完整而系统的治理蕃部的方法，其宗旨即“不以羁縻恍惚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在此思想指导下，宋王朝采用恩威并施，刑赏并举，以“文法调驭”为主的策略，采用一系列措施，对熙河地区展开全面经营。

（一）用兵威震慑

在熙宁年间的开边活动中，对熙河路地区首先施以兵威，加以慑服，置州军，立堡寨，动甲兵，开营田，控山泽，专障管。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以古渭寨为通远军（治今甘肃陇西县），王韶为知军。八月，攻取武胜军后，又以武胜军为镇洮军（治今甘肃临洮县）。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正式建制熙河路，以熙、河、洮、岷及通远军隶属，设知州、通判，蕃酋任蕃部巡检。州军之下，又置县、城、堡、寨，并且新筑了诸多城、堡、寨。熙宁五年十二月，筑熙州南北关及诸堡寨。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筑康乐城（今甘肃康乐县治）及刘家川、结川二堡，以通饷道，又筑香子城。收复岷州后，熙宁十年（1077年）六月，置岷州铁城堡。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建制起来，形成严密的行政网络系统，使当地汉蕃人民均处于宋王朝的控制之下。

为了镇压不顺蕃部的反抗，王韶、高遵裕、种谔等率军驻扎在熙河地区。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王韶建议筑赞纳克城，需兵三万，于是宋政府令在环庆、鄜延二路各“选募三千五百人，内马军一千”，“秦凤路万人，减二千”，秦凤路实选八千人赴熙河路筑城。征发弓箭手、强人二千驻岷州。熙宁七年十一月，王中正召集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46]。王韶还多次遣臣分行诸路募勇士赴熙河，并且广招蕃弓箭手，每寨三、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加强熙河地区的防务。因熙河地区是“最为聚兵之地”，故有大量兵马屯集此地，以致“岁支人粮马豆三十二万斛、草八十万束”^[47]。

（二）用佛事羁縻笼络

熙河地区，吐蕃部族众多，由于蕃俗佞佛，因此宋朝以佛事怀柔，羁縻笼络，借助宗教这一精神武器征服笃信佛教的吐蕃部族。

1.广建寺观

寺院是佛教重地，是凝聚吐蕃人信仰的场所，也是吐蕃文化的荟萃之地，于是广建寺院就成为宋朝羁縻吐蕃的一项具体措施。在吐蕃聚居的熙河地区，拨专款兴建，敕令“数州皆建佛寺”，并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缗，在镇洮军建佛寺。短短的数年间，在这一地区，建起众多寺院与道观，熙宁五年（1072年）二月，熙州建起“大威德禅院”。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河州建起“广德禅院”，同年十一月，熙州又新建“东山禅院”与“东湖禅院”，并分别赐名为“慈云”与“慧日”。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置熙州天庆观，岁度道士二人，给常住地三顷”^[48]。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在岷州又新建“广仁禅院”。广仁禅院规模宏大，令人赞叹。众多寺院的兴建，体现了宋朝对甘肃吐蕃以佛事羁縻的宗教文化政策的实施。在广建寺院的同时，宋朝既满足吐蕃人的崇佛心理，也尊重吐蕃人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观念。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十四日，御史中丞安淳上言：“羌人坟垄及灵祠寺观等，不得辄行发掘毁拆。”^[49]宋朝采纳这一建议，并支持吐蕃大兴佛事，译写经文。

2.重用僧侣

宋朝也利用“蕃族重僧”的习俗，借助僧人为其效力，同时招诱笼络僧侣，羁縻蕃部。在熙河开边中，王韶因董毡、木正多与僧亲善，而蕃僧结吴叱腊属下部帐众多，于是请京都相国寺僧智缘随同王韶至边。智缘，随州（治今湖北随县）人，“善医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言辄验”^[50]。而且善辩，深受王安石信任。智缘“径入蕃中”，说服吐蕃结吴叱腊归附宋朝，而其他吐蕃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部族也随之归服。另一僧海渊也在熙河开边中，为宋朝羁縻吐蕃功绩卓著。海渊为岷州长道县人，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51]。宋朝便迎海渊到岷州主持修建广仁禅院。海渊不仅领导完成修建广仁禅院的工程，而且爱民治病，深受当地人民爱戴与尊重。由于蕃僧在吐蕃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所以宋朝用紫衣、师号这种名誉地位的象征赏赐蕃僧。元符二年（1099年），宋政府给熙河地区“空名、宣札各一百五十，紫衣师号牒一百，以待新羌”^[52]。这种赏赐，具有明显的招诱吐蕃归附的目的，既笼络怀柔了蕃僧，又间接实施了对其部族成员的招诱。

智缘与海渊都利用其僧侣的特殊身份，沟通了甘肃地区汉蕃人民的感情，增进了汉蕃人民的来往，密切了双方关系，而且也使汉僧的宗教权威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当地蕃部尊崇。

（三）讲求“儒艺”，辅用汉法

宋朝统治者采用“以夏变夷”的传统政策，其重要内容就是用汉法治理蕃部。王韶所上《和戎六事》中，就提到对吐蕃要辅以汉法，使其习用汉法，渐同汉俗。王安石在《次韵元厚之庆捷》诗中写道，“投戈更讲诸儒艺”^[53]。表明运用武力征服吐蕃的同时，更要施用儒家思想文化，使吐蕃“世变风移”，缩小吐蕃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

宋朝统治者要对吐蕃“以中国法教驭之”^[54]，就是变革吐蕃风俗，使其“思繁庶之理”，“求变革之道”^[55]，就要用“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进行教化。这种教化就是通过蕃学中的教学内容而逐渐实施。宋朝给吐蕃地区的蕃学赐书籍，蕃学中使用的课本及教学内容就是采用国子监规定的书籍。蕃学中的教师则由熟悉蕃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风俗的人担任。根据文献记载，熙宁七年（1074年），岷州建州学，赐国子监书。

宋王朝还以吐蕃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文化的向心力为依据，从民族文化心理上招诱羁縻。为“酬功德，别忠勤”，对蕃部首领内属归诚者或与西夏战斗中立有战功者，不仅赐以金帛爵命，还赐汉姓以示旌宠。

（四）设司置监铸钱

宋王朝在熙河地区设市易司（务），置牧监、马坊、坑冶铸钱，加强对熙河地区的全面经营。

1.设立市易司（务）

北宋政府为平抑市场物价，同时获取一部分商业利润以助国家财政，因而效法汉代的平准务而设立市易司（务）。最初由王韶倡议在熙河路设置市易司，借官钱作本，“稍笼商贾之利”^[56]以助开边之用。此议一出，即遭反对，认为市易司多聚钱货会引起蕃部贪欲而致边防混乱，又会妨害秦州私人贸易，亏损宋政府在秦州的酒课。但在王安石等变法派的支持下，因开边与驻军的需要，宋神宗同意实行。熙宁三年（1070年），在秦凤路古渭寨（即通远军）置市易司，以川交子换易物货付给作本，由王韶兼管。熙宁五年（1072年），作为变法革新的一项措施，正式在首都汴京设立市易司，此后在全国各地皆有设置。熙宁五年七月，在熙州设立市易司，赐钱帛五十万为本，不久，河、岷州相继设立。熙宁八年（1075年），在秦州置市易司，熙、秦等地的市易务与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县）的市易务相为表里。元丰六年（1083年），兰州也设立市易务，“支拨钱本，计置物货，应接汉蕃人户交易，因以增助边计”^[57]。

市易司是宋政府在甘肃的地方经济机构，在其设置之初，颇有收效，通远军自设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市易司垄断了熙河等州军贸易活动，“熙、河、岷、通远军等处商贩匹帛等，经制司实令市易务拘买”^[58]。元丰二年（1079年），宋政府在秦、凤、河、岷州与通远军五市易务募博买牙人，携蕃货赴市易务中卖，并严禁私市，奖励告发，如此，则招来远人，可以牢笼遗利，资助边计。熙宁年间，以市易司为名，在“熙河、岷州、通远军各置榷场，贸易百货，以来远人，获利助边”^[59]。又在河州置折博务，令制置解盐司仿熙州东、南、西盐交引，减直召商旅入中。并且将秦州茶场迁至熙州，方便新附诸羌市易。运蜀茶市马，控制和垄断对吐蕃的茶叶贸易，迫使吐蕃部落以马匹来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市易司（务）与榷场的设立，促进了熙河地区与中原内地往来。

2.置牧监、马坊与坑冶铸钱

甘肃地区自古以来为著名的产马区，有大片牧场适宜放牧，唐朝养马最盛时，是牧监的重要设置地区。北宋时期，改革马政，控制秦陇以西诸族的马贸易。熙丰（1068—1085）年间，辟熙、河、兰、会州为熙河路，阻河为界，设为三关，这里“平土丰草，可以耕牧”^[60]。宋王朝深知“熙河出马最多”，命知熙州王韶都提举熙河路买马权。元丰四年（1081年），李宪率兵攻西夏，曾出兰州，驻女遮谷，获大量牲畜，由此可以说明兰州畜牧业发达。元丰二年（1079年），宋王朝在“岷州川、荔川、闾川寨，通远军熟羊寨”等地，“置牧养十监，募兵为监牧指挥”^[61]。显然这里成为北宋政府另一重要的牧业基地。

咸平元年（998年），宋朝沿今陕、甘、川边界凡有市马之处皆置务，遣官主持。市马之处，“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62]，招马之处，则为“秦、渭、阶、文之吐蕃、回鹘，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才族，环州之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泾、仪、延、鄜、火山、保德、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63]。从上述可知，甘肃地区是北宋初期的市马、招马之地。神宗熙宁以后，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尽归宋朝所有，在这里，择水草便利处，约以古法，置牧监养牛羊，并废除了对其他民族边州买马，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罢麟、府、岢岚、火山市马。在新建的熙河路设立六个买马坊，将西北马贸易重心，完全转移到宋朝控制的甘肃吐蕃民族的产马区内。终宋一朝，国家战马多依靠市于熙、河、秦、凤等地。

宋政府还在熙河路立水银务，开坑冶铸钱。北宋初期，就已在河池（今甘肃徽县）置水银务。岷州地区有金、银、铜、锡矿，熙宁七年（1074年），宋政府派左藏库使刘惟吉兼管银、铜坑冶。后又在岷州发现铁矿，采纳熙州高遵裕建议，遂于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在岷州置铸钱监，赐名为滔山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选秦凤、永兴两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64]。由于缺乏坑冶技术工匠，又从商（治今陕西商县）、虢（治今河南灵宝市）两州选调。宋绍圣四年（1097年），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陕西路转运司上奏说：“岷州钱监自来应付六路用兵支费”^[65]。滔山监置后，对提供、保证熙河等陕西沿边军费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解决熙河地区边防军粮供给，宋王朝在秦、渭以西乃至洮、岷州间，广招弓箭手屯田，并在熙河路设置弓箭手营田蕃部司，加强对蕃部营田的管理。熙河路凡折博盐、酒、茶、矾税，市易、坑冶、材木、酒坊、铸钱、交子、盐钞等，均由政府经制。北宋收复这一地区后，将这一地区的山泽之利，障管之收，尽归于公，实行国家经营。

宋朝对熙河地区的经营，虽然常伴有武力征服，但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将这一地区置于宋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

【注释】

[1]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2]《长编》卷175，皇祐五年闰七月己丑条。

[3]《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

[4]《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二一之二○。

[5]《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辛巳条。

[6]《宋史·苗授传》。

[7]《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丁亥条。

[8]《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壬寅条。

[9]《金史·宣宗纪上》。

[10]《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乙丑条。

[11]《金史·完颜纲传》。

[12]《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

[13]《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甲申条。

[14]《宋史·吐蕃传》。

[15]《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条。

[16]（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奏第二状》。

[17]（宋）张方平：《乐全集》卷22《奏第二状》。

[18]（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神宗论进筑河州》。

[19]（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神宗论进筑河州》。(www.xing528.com)

[20]（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神宗论进筑河州》。

[21]（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神宗论进筑河州》。

[22]（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141《上神宗论进筑河州》。

[23]（宋）王称：《东都事略》卷82《王韶传》。

[24]抹邦山即玛尔巴山，在甘肃临洮南35里，其下有抹邦河，即大南川，今讹为漫巴山、漫巴河。

[25]《东都事略》卷82《王韶传》。

[26]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27]《长编》卷242，熙宁六年二月己卯条。

[28]《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己亥条。

[29]《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庚辰条。

[30]《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辛巳条。

[31]《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丁酉条。

[32]《宋史·夏国传下》。

[33]《宋史·夏国传下》。

[34]转引自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第254页。

[35]《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

[36]《西夏书事》卷25。

[37]《西夏书事》卷25。

[38]《长编》卷316，元丰四年九月乙未条。

[39]《西夏书事》卷25。

[40]《宋史·孙路传》。

[41]《西夏书事》卷25。

[42]《西夏书事》卷25。

[43]《西夏书事》卷25。

[44]《宋史·赵挺之传》。

[45]（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3，崇宁三年四月庚午条。

[46]《宋史·兵志五》。

[47]《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丑条。

[48]《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丙辰条。

[49]《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之四二。

[50]《长编》卷226，熙宁四年八月辛酉条。

[51]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考古文献》第3卷，中国兰州，1990年，第453页。

[52]《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庚辰条。

[53]（宋）王安石：《王荆公诗注》卷28《次韵元厚之庆捷》。

[54]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

[55]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

[56]《宋会要辑稿》第147册，食货五五之三一。

[57]《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四四之四四。

[58]《宋会要辑稿》第139册，食货三七之二六。

[59]《长编》卷286，熙宁十年十二月甲午条。

[60]（宋）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45《上钦宗论彗星》。

[61]《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戊辰条。

[62]《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一月戊辰条。

[63]《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一月戊辰条。

[64]《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庚午条。

[65]《长编》卷488，绍圣四年五月乙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