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业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原以畜牧为业，不知稼穑。内迁后，在汉族先进农业文明的影响下，党项人逐渐学会耕作，但由于地域以及自然条件的局限，“树艺殊少”[20]。西夏立国后，其统治区域扩大，党项族在封建化的进程中，逐渐接受汉族影响，认识到土地的使用价值，“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21]。农业逐渐成为西夏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兴修水利与开垦荒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代统治者对此皆有清醒的认识。在河西地区历代统治者修筑了众多大小灌渠，《史记·河渠书》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唐代的沙州有大小灌溉渠道百余条，唐代张掖黑水流域就有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等，可溉田46万余亩[22]。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是仅次于兴灵地区的又一重要的灌溉农业区，这些水利工程均被继承下来。党项统治者也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并尽可能地对原有水利设施进行修复与改造。在甘、凉州地区，利用祁连山南麓积雪融化，疏浚河渠，引水溉田。发达的水利灌溉为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宋史·夏国传》所载：“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
为了有效地管理水利事业，西夏还专门制定了有关水利灌溉的规章制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具体规定了水利设施的管理和水的使用办法。水渠的基层管理者有渠头、渠主、渠水巡检等，他们主要负责巡视、监察和修理水渠，管理放水溉田。并对管理者有严格的规定，在水法面前人人平等。这充分说明了西夏水法的严密、合理以及规定的全面。西夏文词典《文海》释“农”字为“农耕灌溉之谓”，揭示了农业与水利灌溉的密切关系。
荩西夏踏碓图
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农业所带来的效益，要获得更多的农业收益，开垦荒地是切实可行的办法，因而西夏统治者鼓励各族人民开垦荒地，扩大垦田面积，并给以法律保障。《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规定，抛荒地与无主荒地为开垦者所有，而且三年之内免交地租，三年之后，根据土地、苗情等情况，再决定交纳“五等租”中的哪一等。土地可永远占有，有权买卖。在鼓励开垦荒地的同时，还大力提倡租地的农户，开垦邻近的闲田旷土。法令规定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可开垦为地者，三年之内免征地租，三年之后，酌情交纳，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用。用法律的形式鼓励垦荒拓田，这不仅促进了河西地区土地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发展了西夏的农业，并且进一步巩固了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在西夏封建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生产工具与技术的进步
党项人为了发展农业，普遍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文海》记载西夏农业生产的工具有犁、耙、锹、耧、镰刀等，《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收录有犁、铧、锄、耙、镰、锹、碾、碓等字。在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壁画中，可见到锹、锄、耙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图形，这些农具均为木柄铁器。《文海》释“犁”为“犁铧也，耕用农器之谓”[23]。“犁”，西夏字从木，“铧”字从铁，为铁铧木犁。生产工具的多种型制，反映了农业生产程序中分工的多样化，也说明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中原十分接近。
西夏农田耕作方法与宋代北方地区基本相同。播种主要有耧播和撒播两种。《文海》释“耧”为“埋籽用，汉语耧之谓”[24]；释“种”为“撒谷物籽种田地之谓”[25]。大致糜粟、小麦耧播，荞麦因颗粒大而呈三角形，且要拌以灰肥，只能撒播。《文海》释“地畴”为“地畴也，畦也，开畦种田之谓也”[26]；释“田畴”为“田畴也，种田也，出粮处”[27]。反映了西夏农田耕作的精细。(www.xing528.com)
西夏河西地区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牛耕，《番汉合时掌中珠》与《文海》对此均有记载。《文海》释“（牛）杠”为“农用（牛）扛拉犁者”。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犁耕图》中对牛挽杠耕作的方法有所描绘：戴草帽的犁耕者，一手执鞭，一手扶犁，犁辕上置一横杆，双牛并排驾横杆拽犁耕地。这种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法与中原内地完全相同。20世纪70年代，在宁夏贺兰山麓西夏陵区101号墓出土的鎏金铜牛，给我们提供了牛耕的实物佐证。这些均充分表明河西地区已普遍使用牛耕，而其耕作方法则与中原地区流行的“二牛抬杠”完全相同。河西地区双牛抬杠的方法比唐朝时双手按犁柄的耕作方法已有所改进，但与当时内地流行的曲辕犁相比显然落后，这说明自唐朝中期吐蕃占领河西以来，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比较缓慢。由于牛耕的普遍使用，培养改良新的耕牛品种就很有必要。《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凉州居民为了培养牛的新品种，到附近的山上捕捉野牛，驯服后，再与一般的母牛交配。这种经过杂交培养出来的新品种，比普通的牛驮载能力强，工作效率提高了两倍以上。
荩西夏牛耕图
（三）农作物品种繁多
河西地区农作物种类可分为粮食与经济作物两大类。
小麦是西夏粮食作物之一，在河西地区普遍种植，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西）居民以土产之麦为食。刘攽《熙州行》诗曰：“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28]清楚地表明小麦在河西地区广泛种植。大麦也种植得比较普遍，《圣立义海·山之名义》载：焉支山“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溉，地冻，大麦、燕麦九月熟”。荞麦在高山谷地广为种植，《圣立义海·地之名义》也谓：坡谷地“待雨宜种荞麦”。另外还有糜、粟、黍、黄谷、青稞、大豆、小豆、豇豆、豌豆、荚豆、荜豆、红豆、黑豆、赤豆、绿豆等粮食作物也都在河西地区有所种植。
河西地区盛产瓜果，有桃、李、杏、梨、枣、葡萄等，品种繁多，其中葡萄是河西地区的特色水果。归义军官府南沙庄有葡萄园，每年举行赛神仪式时，此园供应部分葡萄。五代宋初，沙州地区葡萄种植比较有名，已出现以种植葡萄为主的园艺户和葡萄园。西夏奄有河西以后，这些专门以种植葡萄等水果的园艺户与葡萄园也必然存在。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本草衍义》说：“葡萄，先朝西夏持狮子来献，使人兼赍葡萄遗州郡，比中国者皆相似。”西夏瓜类有回纥瓜、大食瓜等。回纥瓜就是西瓜，是西夏河西走廊的特产，西夏汉文《杂字》载有回纥瓜；大食瓜因来自大食而得名，系甜瓜类。五代宋初，河西沙州地区瓜果种植兴盛，敦煌文献P﹒3396《年代不明（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瓜园名目》，详细记载了敦煌地区五六十家瓜园的分布情况[29]。西夏立国后，直接继承了敦煌现有的瓜园。河西地区蔬菜品种众多，《番汉合时掌中珠》与西夏文、汉文《杂字》记载的有蔓青、萝卜、胡萝卜、茵陈、瓠子、苦苣、半春菜、菠菜、香菜、芥菜、葱、韭、蒜、椒、茄子、冬瓜、南瓜等，这些蔬菜多为当地汉族人民种植，少量来自西域或南方，成为西夏人民饮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四）公私储粮增多
由于兴修水利，农田得到及时灌溉，“岁无旱涝之虞”[30]，加之牛耕的使用，开垦荒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使河西地区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载了护国寺竣工后，赏赐给工匠的物品，就有“谷千斛”。西夏的右厢之地河西地区已成为支持战争与巩固政权的重要粮食供给地。夏大安十一年（1084年）七月，银（治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镇大寨梁）、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白城子）等地发生严重旱灾，“田野龟拆，禾麦尽槁”[31]，粮食缺乏。西夏政府下令运甘、凉诸州粟赈济。充分说明甘、凉等地农业生产已经取得成效，粮食不仅自给，而且还有积蓄。清人顾祖禹对此评论说，“西夏复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32]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河西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
公私储粮的增多，必然使西夏设置粮仓。夏拱化四年（1066年、宋治平三年）二月，夏毅宗谅祚曾在西市城（西使城）“建造行衙，置仓积谷”[33]。西夏境内还有“御庄”，即皇室建立的庄园，其中一个御庄位于龛谷城（今甘肃榆中县南20里小康营）。宋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大安八年）九月，宋将李宪率军向兰州挺进时，曾发掘西夏龛谷川的粮仓，获取积谷。史载“大军过龛谷川，秉常僭号御庄之地，极有窖积及贼垒一所，城甚坚固，无人戍守，惟有弓箭铁杆极多，已遣逐军副将，分兵发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34]。兰州附近的质孤（一作智固）、胜如二堡也有“御庄”，史载“智固、胜如川，伪号御庄”[35]。这里土地“平沃，且有泉水可以灌溉，古称榆中”[36]。这些粮窖、御庄的设置，反映了西夏时期甘肃地区农业发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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