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西夏畜牧业的优势与发展

三、畜牧业

畜牧业是党项族传统的经济部门，历唐末五代至宋初，除一部分党项人学会农耕外，大部分仍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畜牧以及不定居的游牧生活。西夏建国前，因其疆域狭小，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立国后，其疆域扩展至河西的凉、甘、肃、瓜、沙地区，畜牧业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成为西夏的主要经济构成，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元昊所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12]。

河西陇右地区是历代王朝传统的牧业基地，唐朝时，在“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13]的广大地区，设置养马监。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水草丰美，宜畜牧，早在汉代时，就以养马而著名。党项族是“逐水草迁徙”的牧业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势必要把水草鲜美的河西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地。早在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14]。在占据了“善水草，宜畜牧”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后，凉州便成为“畜牧甲天下”之地，而且瓜、沙诸州也是传统的畜牧基地，“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主”^[15]。正是这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深厚的牧业传统，河西地区为西夏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成为西夏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西夏的牲畜种类众多，主要有马、牛、羊、驼、驴、猪、狗、牦牛等。对于全民皆兵的西夏人来说，马是其立国的根本，马也是与周边政权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因此十分重视马的牧养。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规定：“官牧场之马不好好养育而减食草者，计量之，比偷盗法加一等。未减食草，其时检校失误致马羸瘦者，当视肥马已瘦之数罚，处杖罪至一年劳役，令依高低承罪。”^[16]羊的品种很多，《文海》载有绵羊、羖等，羖即山羊，善于爬山涉水，北方契丹境内诸部族常以此羊为群首。羖是西夏四种官畜之一，《天盛律令》有明确记载：“四种畜中，牛、骆驼、羖等之年年应交毛、酥者，预先当由群牧司于畜册上算明。”^[17]这说明羖在西夏畜牧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骆驼在西夏主要当作交通工具，用于行路、运货、骑用及征战。驴骡主要是民间牧养，西夏人用驴骡来乘挽和驮运。

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与北宋、辽、金之间干戈不断，每次战争，马、牛、羊、骆驼等各种牲畜的损失数以万计。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辽重熙十九年），辽征西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18]，马匹也有相当数量。宋天圣（1023—1031）初，武威郡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马匹。西夏人编纂的西夏文词典《文海》中所收有关畜牧业的字词达一百个以上。西夏畜牧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畜产品的商品化上，西夏文《天圣二十二年卖地文契》记载某人卖掉牧场，换回牲畜^[19]。《天庆十一年典卖契》中典出的物品全是袄子裘、马毯、皮毯、白帐毡、皮裘等畜产品。由于西夏生产的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然作为商品与其他政权进行交易。这反映了西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特色，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夏属地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