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当人们困扰于工业文明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社会失序之际,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英国作家以一部《消失的地平线》向世界报道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极乐圣地。
无疑“香格里拉”是令人憧憬与向往的,因为那里没有烦恼、那里没有仇恨、那里没有剥削压迫与贪婪无耻,而它所拥有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宗教与宗教的和谐。这对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切关系都以金钱为纽带、一切追求都以利益满足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奴役下苦苦挣扎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新的生活昭示、思想解放、精神指引、心灵慰藉。那蓝蓝的月亮谷,那银辉熠熠的雪山,那金顶闪闪的寺庙,那身着满族长袍的妇人,一度成为无数饱受创伤的灵魂的皈依所在。
“香格里拉”在哪里?抑或它是以什么为蓝本创作出的神话世界?最终,经过多国学者的长期探险,发现与之最具对应性的竟是丽江纳西族地区!具体讲,也就是在现今丽江存在一个在自然、地理、文化上与之极其相似的世外桃源。在称谓上,“香格”是清代丽江县所辖一个行政区域,“里”相当于现今的“乡”,在纳西语中,“香格”既有“低矮处”之意,又有“芳香之地”之意。“拉”为“之中”之意。称其“低矮处”是因它比之其左右两侧地势要低矮得多,说它“芳香之地”缘于它的周边皆为杜鹃树丛,到处香气沁人。有关它的文物,则是这个在汉字中又记如“雄古”(香格)之地,至今仍遗留有一块“雄古里(香格里)碑”,并保存有一份标注有“东雄古里”“西雄古里”的丽江县行政全图。并且,它现在仍是玉龙县九河乡的一个行政村。而在周边民族中,迄今尚未发现与“香格里拉”相对应的词汇,也没有找到一件与之相关的文献、口传、考古资料,仅有一个叫“香巴拉”的藏语词汇与之略显近似,但两者之间相去甚远。重要的是,类似香格里拉的描写见诸东巴经典,称“十二岩子坡”;在纳西族民间长诗《逃到美好地方去》与《殉情之歌》中,它也叫“玉龙第三阁”。它们都是从物理性、社会性、精神性上超脱了凡世的圣地,都是彻底否定了现实社会的理想世界,其基本描写与价值、意义、作用都与香格里拉并无二致。
更为重要的是,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地区分布有玉龙雪山、哈巴雪山、老君山这样的巨岳高山,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这样的大江大河,泸沽湖、拉市海这样的高原湖泊,白水台、玉泉、龙泉、白马龙潭这样的圣泉灵潭,到处林海莽莽、四季鲜花开放,仿佛它们与这个世界的生态危机毫不相干,似乎它们是专门为了展示大自然的奇美才刻意存在。这曾引起一位日本学者的无限慨叹:纳西族占尽中国滇川藏边境地区的一切灵山秀水。其实,这位先生看到的只是客观存在的结果,而不太知道这所谓的“占有”既有发现、选择的问题,更有守护、保持的精神与生产生活智慧问题。就前者而言,作为曾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纳西族先民“摩挲人”一定是按着某种自然观、生命观、审美观去“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生命环境的。反之,正是这些自然观、生命观及审美观,又促成了对这些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与利用。试想,纳西族如若不是长期保持半农半牧的生存形式,这些自然环境或许早已或被砍伐或被开垦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养活更多的人口了,焉能保持其优良的生态、优美的环境至今?
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纳西族地区还遗留有大量独特精美的文化艺术遗产。如金沙江岩画、丽江人遗址,以及丽江古城、宝山石头城、东巴文化、束河古镇、母系文化、阿注婚姻、丽江古乐。而且,纳西族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成为藏族苯教的忠实传承者,并曾大量吸收藏传佛教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信仰体系,还从元代起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使道教、儒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日益广泛与深入,以至于产生了大量的汉文化精英及其文化遗产,如木氏六公、白沙壁画、丽江古乐、十三大寺等便是这方面的经典。正是依仗着这样的文化与精神支撑,纳西族长期坚守自己的民族性,又在汉藏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应对自如,不但控川滇藏交通贸易之咽喉,而且引汉藏白文化宗教共融合,构筑起独特的文明大厦,确保了生存权,赢得了发展权,形成一种自信、豪迈而又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塑造了一种亲和、多元、进取的民族精神。这当然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特殊结构、精神、特色,以及文化观、社会观、价值观。而这些自然、生态、环境观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全部秘密,就存在于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化之中。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宗教东巴教中所保存的文化,有东巴文、东巴经、东巴文学艺术、东巴仪式等珍品。其中,东巴文被誉为“世界上唯一还活着的象形文字”,共有1400多个单字;东巴经典目前计有120多种、30000多册,保存于中国、中国台湾与美、英、法、德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东巴舞计有40多种,其舞谱比西班牙舞谱还早诞生数百年;东巴画谱亦被称为全球唯一一部用象形文绘制的画典,《神路图》堪称直幅长画之最。另外,它所保留下来的神话、史诗、医典、历法、卜术都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仅就自然、生态、环境观而言,有一部著名的作品《金翅大鹏》称人类与自然神“署”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在分家别业之际,人类获得社会空间、土地、田产,而“署”分到自然空间、山峦、江河。那时,他们兄弟相亲,友好相处,互不侵犯。谁知其后人类数量膨胀、能力增强,不断开拓土地、狩猎野兽、砍伐森林,造成对“署”的利益的侵犯,逼得“署”做毫不客气的反击:降洪水冲毁人类的村庄,施虫灾破坏人类的田园,使兄弟关系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以致人类只好上天找神帮助,“署”亦上天求神说理。在此情况下,天上的神癨丁巴什罗进行了调解:人类不可无度破坏自然,而应尊重山岳、江河、森林、动植物的存在,只能在确需保障生存发展条件时才能去求助于自然,并以举行一种叫“祭署”的仪式表示感谢;“署”有权确保大自然不受破坏,但应该在人类生产生活确实发生困难时牺牲局部利益予以相助,允许其适当放牧、狩猎、采伐、开垦,并接受人类奉献的鲜花、牺牲品、鲜奶等礼物作为回谢。最终,人与“署”重归于好,保证了互相间的共存、共生、共荣。(www.xing528.com)
就纳西族目前居住空间的选择,东巴经中也有这样一个传承:开天辟地之后,天神问纳西族先祖欲居何地?回答是:只住一侧可以舀水,一侧可以狩猎之地。这表明他们比之平原更喜欢多山富水之地,以适应其半农半牧之需。与之相应,纳西族民间早已建立起一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民俗制度,每年二月举行祭“署”大典,每年春天禁入深山狩猎放牧,利用生物链原理养蛇护堤,以水獭贯洞之方式疏浚古城排水管道,泉分三眼以作饮用、淘洗、涤涮之别,每个典礼前后均举行除秽仪式以求清洁,不允许滥砍乱伐及在水边泉畔大小便,每年秋收举行建丹节感谢牛马六畜,每年除夕之夜先喂猎狗以美食,感激它的传谷种之恩。
就社会、文化、价值观而言,东巴经典《崇搬图》(《创世纪》)告诉我们,纳西、藏、白三族为一母所生,情同手足,不能以民族的区别阻绝互相间的友好往来;《鲁般鲁饶》(《牧男牧女迁徙记》)歌颂自由、爱情,强调除了物质性的现实生活,人更应该追求精神性的理想信念;《安子命》(《收种庄稼》)对劳动做了充分的赞美;而《董术战争》(《黑白战争》)揭示的是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的必然逻辑;《库期库含》(《买卖寿岁》)表现的是生死哲理,笑看生老病死。这些,无疑造就了纳西族重视民族友善、社会和谐、富于幻想、英勇不屈、乐观通达的民族特征与文化气质。没有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存在并持续发生作用,就不可能在全球温室效益逼人的今天有三江并流区这一方清凉天地、旅游极品、金丝猴王国、杜鹃世界,就不可能在工业化、商业化、城镇化加剧的背景下有纳西族人那种对天人合一精神的坚守、对生老病死的淡然处之、对文化艺术的崇尚、对爱情友谊的忠诚。
是的,纳西族的古代文化除部分仍以口头的与物质的方式残存于纳西族民俗生活之外,其绝大部分便完整地记录于东巴经典之中,使东巴文化成为“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其大量的生产知识与生活经验、思想成果与生存智慧足以供全人类共享,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树开新花,给当代社会以有益的启示。否则,我们将丽江古城申报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三江并流区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东巴经典为“人类记忆遗产”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东巴文化本来就具有国际意义:它的主体纳西族作为羌人后裔,其原点可追溯至7000年前就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北斯泰人;其宗教母本本教显然与起源于古伊朗的祆教(又称拜火教、索罗亚斯德教)密不可分,且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其后加以吸收的佛教文化因素更与印度、尼泊尔文明息息相通。因此,通过对它的释读、认识,人们不但可以复原古代纳西文化的全像、揭示其精神内涵、寻绎其发展规律,而且还能破解它与汉文化、藏文化的复杂关系,并进而分判东亚与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亚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探讨祆教、萨满教、本教、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盘根错节,有助于对人类历史文化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与发现。
好在我们今天已经不必从零起步对其“开启山林”,因为东巴经典的收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基本井然有序,问题只在于怎样将其集中并加以共享;东巴经典的汉译工作已经初见成效,除了李霖灿的《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丽江县文化馆的石印本“纳西族东巴经典译丛”24卷,又有了《纳西东巴古籍译丛》100卷的出版;东巴文化研究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约瑟夫·洛克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方国瑜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西田龙雄的《活着的象形文字》、白庚胜的《东巴神话研究》、李国文的《东巴文化词典》、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杨世光主编的“东巴文化丛书”、赵心愚的《纳西族藏族关系史》以及数以万计的其他文章、论文已经先后问世;东巴文化的研究机构早在30年前就已经成立,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便是其重镇;东巴文化展示机构亦以博物馆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云南丽江市,即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东巴文化保护传承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滇川藏交界地区的各个纳西族乡村;东巴文化传承人正在得到系统的培养,并已经开始实行等级评定;东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纳西文化研究专家学者遍布五湖四海,尤其是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挪威、瑞士、韩国等国家;他们主要以杰克逊、孟彻理、勃克曼、白西林、海伦、黑田道、安继思、诹访哲郎、舍利夫等为代表,已故的约瑟夫·洛克、雅纳特、野滕清司等更是自不待言。与此同时,国际纳西学学会已于20世纪末正式成立,并创办有专门刊物《国际纳西学学会通信》,国际东巴艺术节已经举行多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研讨会已召开多次,国际东巴经典数字化共享平台建设项目已在中国作国家立项并正式启动实施。作为它们的呼应性工程,目前,由白庚胜组织出版的“纳西学丛书”“纳西学博士论文丛书”“国际纳西学名著译丛”正在为方兴未艾中的东巴文化研究做最新的成果展示。
凭借这些丰厚的东巴文化、东巴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积累,我坚信,东巴文化事业必将继续承担纳西学研究的支柱作用,甚至衍生出纳西学分支学科——东巴学;其成果必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构建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为人类文化史培育出足以与敦煌学、佛学、道学、儒学等相提并论的国际显学。其终极目标是:不断强化对它的认识深度、理解能力、应用水平,令其在现代社会及高科技条件下充分释放其价值能量,为世界和平、和谐、和美与人类进步、友好、互相理解提供助力。
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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