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我应云南作家协会之邀，赴楚雄参加“云南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班”，有幸初识与会白族女作家彭愫英。当她得知我是丽江人，并能说一些白族话后，我们便变得亲近起来。这是因为彭愫英的家乡兰坪从明清以来曾长期属丽江县，称兰州，直到民国才单独建县，并先后归属丽江专区、丽江地区，以至于我于1972年上丽江师范学校时班中多有兰坪籍同学。虽然兰坪自1973年后作为怒江州的一个部分而与丽江切断脐带，但两地来往始终藕断丝连，治断情不断，兰坪人与丽江人之间最容易共鸣“古老的呼唤”。而且，白族虽然文学名家如流，但出自其支系拉玛人之女作家“前无古人”。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彭愫英的任何作品，但她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袭白族女装穿在身，说话干净利落，走路脚下生风，一双聪慧的大眼忽闪忽闪。我回到北京后，她先是寄来新出版的散文集《盐马古道》，接着寄来其出版的长篇小说《枣红》、中短篇小说集《古道碎花》，再接着是一篇又一篇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的散文、小说，鸿雁频传。这让我对彭愫英其人、其文、其情、其志了解日深，并为她的精神追求所感动。她那美丽的文字、广博的见闻、美好的心灵、优雅的文风，都仿佛让我照见怒江的精灵隐现于高黎贡山的冰川、丙中洛的云烟、怒水上的清波、独龙江畔的翠竹茅舍。
楚雄一别，仅仅一年时间过去，她又捧出20余万字的《追风逐梦》这部最新的创作成果，并复开始有关盐马古道题材的第二部作品创作。她在给我发来的最近一封邮件上这样写道：“《追风逐梦》出版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有关盐马古道的第二本书写好。愫英义务为家乡写出《盐马古道》后，社会反响较好。多年来，我一直徒步怒江，以及临近的滇西盐马古道路线，古今人文变化让我感慨颇深，咱们滇西各民族人民如大山般坚韧的品格以及高原人的生活现状、情怀，令我只想把文字写得更好一些。”（2013年9月3日）显然，她的作品不是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而是“接地气”的结果，“挖深井”的产物，是生活感动使然，也是使命义务之必然。她忠实于生活，虔敬于人民，只想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责任下“文章当为事而作”，“把文字写得更好一些”。她是谦恭的，又是灵慧的，更是清醒的。仅凭她曾经为一篇已经定稿的《在路上》稍显零散仍反复修改，其精益求精的执着就令我感动至深。文章抒发了一位基层文字工作者的艰辛，无论境况如何从不放弃理想，坚守内心的一份美好，情怀坦荡，其情其志引人共鸣。我坚信彭愫英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且行且远，后发无量。
怒江州是文学的富矿，但迄今为止，它尚未得到系统的、深度的、大规模的开发，而那里有雄山大川、珍稀动植物、绝美环境，以及灿烂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尤其是片马抗英这样的爱国主义壮举、盐马古道这样的文化长廊。只要有认识其精神本质的能力、表现其内涵特点的水平、审美其题材素材的高度、驾驭其形式技巧的才华，我想那里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定会涌现杰出的文学人才。(www.xing528.com)
由此，我想及20世纪40年代初的赵银棠因热衷革命文艺而投奔延安，却在路经重庆时得到郭沫若先生劝勉的往事。那时，郭老告诉她，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写玉龙山下、金沙江畔的家乡生活与人民。于是，赵银棠回到桑梓开始自己的创作，并先后推出了《玉龙旧话》《〈玉龙旧话〉新编》《达勒阿萨命》《纳西族诗选》等专辑，成为云南本土第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女作家。同样的例子，也见诸沈从文先生，其一切成功之作无一不是描写他的故乡——湘西乡下生活的结晶，且几至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坛。可以说，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是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因素，但它并非最主要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关键的关键是作者的生活底蕴、思想深度、知识积累、艺术精度、表现力度。坚持正确的方向，写自己熟悉的、有卓见的、有感情的人和事，就必定能够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因此，我期待着彭愫英这位拉玛人的优秀女儿用自己的笔为故乡造像、为本民族立传、为各民族的互相理解与友好助推、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当此文学大好春天，让我由衷地祝福：飞翔吧，怒江的精灵！
201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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