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古代书面文学：民族文字与汉字的区别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在无文字社会，口头文学是唯一的文学形式。在发明文字之后，人类拥有了可以记录、再编语言的符号系统，书面文学也就应运而生。在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以龟甲、兽骨、金石、竹木为载体，到后来才书写在了布帛纸张之上。

云贵高原拥有丰富的书面文学，以其所使用的文字划分，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为民族文字书面文学与汉字书面文学两种。就前者而言，它与宗教及口头文学密切相关。神坛就是文坛；巫师教徒往往就是诗人作家；韵文为最主要的文体；宗教经典便是文学总集。就后者来说，其作者之一部分为流寓云贵的汉族官员文人，一部分为汉族移民后裔，另一部分则是少数民族出身的诗人作家。这部分文学，无论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倾向上都是中原文学传统在云贵地区的移植与再生发展，它们更多地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作者的个性，是自觉审美的产物。

一、民族文字书面文学

书面文学的诞生有赖于文字的发明，但拥有文字并不等于拥有书面文学。云贵高原居住着近三十个民族，从文字的使用情况看，有的民族一直实行结绳刻木记事，与文字无缘；有的民族曾借用邻近民族文字作为书写工具，但因文化体系之间的隔阂而无力构筑书面文学体系；有的民族于近现代才创制文字，更不可能功就一时。只有属于藏缅语族的彝族、纳西族与属于壮侗语族的傣族才拥有古老的本民族文字及其书面文学。

傣文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用它书写的文献规模庞大，凡政治历史、法律道德、宗教经典、天文历法、农田水利、科技语言、建筑占卜、文学唱词等无所不包。其中，文学唱词类的比重尤大。据统计，仅《阿銮的故事》便多达550部，《兰嘎西贺》《娥并与桑洛》《葫芦信》《召树屯》等叙事长诗也有近500部之多。它们或以经典的方式，或以手抄本的方式得到传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傣族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开始了对文学理论的探讨，《论傣族诗歌》即为其代表作品。

《论傣族诗歌》成书于傣历976年（1615年），作者无名氏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佛教高僧。他熟读300多部傣族叙事长诗，又曾亲自创作两部叙事长诗，还研究过早已存在的傣族文艺理论著作《谈寨神勐神的由来》。正是在这种厚实的文学修养之基础上，作者就诗歌的起源、歌谣与叙事诗的区别，傣族诗歌与佛教的关系，傣族诗歌的特点及技巧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他认为思想产生于劳动，劳动中带有情感的呼号与语言相结合便产生了诗歌；“零零星星的民间歌谣，不可能受到社会制约的约束，它生存在全民之中；叙事诗服从于社会约束，受佛经的操纵，局限性很大”；“佛教推动了傣歌，发展了傣歌，同时也利用了傣歌、改编了傣歌”。在他看来，傣族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无论是祝祷词、民间歌谣或叙事诗，最显著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我们在讲叙事诗时谈到的比喻手法”，这种比喻有历史的和自然环境的原因，是傣族历史上的一个真实记载。作者还强调了比兴形象中的自然美与社会美之不同，虽然没有使用意境这个概念，但在一些地方仍谈及了意境这个诗歌的根本问题，表明傣族诗歌理论已初步具有美学性质。

彝族是我国西南的古老民族，其文字已有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学者研究，彝文萌芽于东汉之前，到唐代粗具规模，用它书写的文献丰富多彩；彝文文献中的文学作品包括：歌颂祖宗或同情、哀悼死者时说唱的悼词；在举行婚礼时主客双方斗智比识的赛歌和辩词；赞颂在同自然斗争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的乐章；谈论生物起源、宇宙变幻的传说；生动有趣的童话和寓言故事；为人处世的哲理；等等。《阿诗玛》《西南彝志》《洪水纪略》《宇宙人文论》《勒俄特依》等名著都是记载于彝文文献中的。与傣族的情况相同，彝族的文学理论也比较发达。而且，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诗，还包括了文，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就有《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纸笔与写作》《论诗的写作》《诗歌与写作谈》《论彝诗体例》《彝诗例话》《彝族诗话》等。它们涉及文学的起源、特点、功能、格律、欣赏等方面的内容，丰富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宝库。

纳西族有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用它书写成的东巴经典共1400多种，仅遗存至今的便多达3万余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文学作品，它们一般被称为东巴文学。东巴文学的内涵十分丰富，有神话、传说、史诗、古歌谣、故事、寓言、叙事长诗等。据有关学者研究，东巴文学产生于8世纪，到9世纪趋于成熟；而东巴文学定型并被大量书写于东巴经典传播则又稍后一些，当在10世纪后的唐宋时代。东巴文学中并无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但有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舞蹈的起源》以及舞蹈教册《东巴舞谱》、绘画教册《东巴画谱》。《舞蹈的起源》认为，人类的舞蹈是对自然界的模仿，最早的舞蹈应该是动物舞，表现神鬼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舞蹈产生较晚。

白族曾借用汉字，并对部分汉字的结构做损益创制白文，以记录白语，写成《白古通记》《玄峰年运志》等史籍，以及《段信苴宝摩崖碑》《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三灵庙记》《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等碑文。著名诗人杨黼的《山花碑》就是用白文写成的。它全名为《词记山花·咏沧洱境》，是唯一留存至今的“以方言著竹枝词”的作品。碑文前部分描写苍洱风景名胜，后部分追忆先世，感叹了自己的身世，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遗憾的是白文在明代即已消亡，用白文写成的大量文献及文学作品均已“夜阑马嘶晓无迹”。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字书面文学也就主要指贝叶经、毕摩经、东巴经中的文学作品。

民族文字书面文学的产生是云贵文学进入较高发展阶段的标志。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强烈的云贵高原气息，较典型地反映了傣、彝、纳西等民族的文化气质、民族性格、审美特点。总的来讲，它们有如下一些特点：

1.云贵民族文字书面文学与宗教具有密切的关系。作者都是巫师、宗教徒，在傣族为佛教徒；在彝族为巫师毕摩，纳西族为巫师东巴；作品往往就是宗教经典，它们用形象的方法以及诗体解释宗教内容，朗诵于宗教仪式之上，具有神圣性；“读者”往往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去“阅读”作品，用心灵去感受作品所赋予人们的思想感情；读者与作者之间不可能进行双向审美，读者接受作品具有被迫性的特点；“作者”在严格意义上不过是“朗诵者”与“传播者”而已；他们有限的创作具有隐名性；传承性大于可塑性，个性得不到有效地体现。

2.云贵高原民族文字书面文学植根于口头文学的肥沃土壤之中，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口语仍然是重要的手段。在作品的结构与艺术特点方面都时时处处以口耳记忆为本，诗便自然成为最重要的体裁。一些“书面”作品，不过是朗诵、传播者的记忆标记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为宣教的需要整理改编了大量的口头文学作品，傣族的古歌谣、纳西族的神话、彝族的历史传说等都成为这些民族各自书面文学的营养。

3.云贵高原民族文字书面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一种混合体。它是文学，同时也是历史、哲学以及文化史、“圣经”。比之欣赏与审美，它们的宣传教育功能更显重要；不重视其多功能性及多种作用，就不可能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把握这份遗产的价值。

4.云贵高原民族文字书面文学与外来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云贵高原自古与外界的文化交往交流都于其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反映。傣族的《阿銮的故事》共550部，几乎都是佛本生故事。通过南传上座部佛教，傣族文学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古典文学形成了广泛的联系。《召树屯》与《兰嘎西贺》等许多傣族叙事长诗就是取材于《罗摩衍那》等印度文学名著的。彝族也长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汉族的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在彝族地区广泛传播，毕摩们还将《西游记》用彝文翻译整理成了长达3700多字的《唐王书》。这部由“唐王游地府”“刘全进瓜”“唐僧取经”三部分组成的《唐王书》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本，因为其中的许多情节、人物、环境等已经被彝族化。至于纳西族，由于受藏传佛教及本教的影响比较深刻，东巴经中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观念上与藏族文学具有共通性。

二、汉字书面文学

云贵高原上的汉字书面文学开始于汉代，最早一首作品当是《渡兰沧歌》。《水经注》载云：“汉明帝时，通博南山道，渡兰律，行者苦之，歌曰‘汉广德，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博南即今云南省永平县。这首诗不仅形象地反映了汉帝国为开发哀牢地区的物产资源而修筑从内地直抵缅甸之博南道的历史，同时，还发出了筑路者“渡兰沧，为他人”的愤怨，为云贵高原汉字书面文学定下了现实主义的基调。

自此以后，汉文化与云贵高原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东汉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朱黼为宣示汉德而通横断山地区的少数民族。白狼部落首领唐?慕义归化，作乐三章，请求朱黼转呈朝廷。朱黼派从事史李陵及犍为郡田恭送诗到洛阳。这首诗就是著名的《白狼歌》。全诗分“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章，共四十四句，每句四言，其顺序为先用汉字记白狼语，后附译文。它是白狼部落与汉王朝友好交往历史的写照，不啻为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它理所当然地对后来的云贵高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从《白狼歌》起，歌颂各民族团结友好、维护祖国统一的主题便贯穿在整个云贵高原汉字书面文学发展史之中。这首诗还开创了云贵高原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成汉语文的先河。

近百年来，许多学者以《白狼歌》所记白狼语为对象，对白狼部落的族属提出了种种看法，常见的有彝族说、纳西说、西夏说、缅语民族说、普米族说等。尽管各有所持，但都公认与现今的藏缅语族民族有关。这或许表明，在东汉时期藏缅语族内部的民族分化还不太明朗。比之现在，当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还相当多。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及一首产生于春秋时代的诗歌——《越人歌》。这首诗虽然并不诞生于云贵高原，但与居住在云贵高原上的壮侗民族文学具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据刘向《说苑·善?》记载，公元前528年，楚国令尹鄂君子晰与榜籱越人同游赏玩，越人拥楫而献歌曰“今夕何夕兮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游。蒙羞被好兮不耻诟訾，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它深沉细腻，曲尽其意，生动表达了榜籱越人与鄂君子晰同游的喜悦之情。

榜籱越人当是现今的什么民族？有的学者称《越人歌》所记越语与壮语的关系最为密切，故榜籱越人很可能就是壮族先民。有的学者经过对《越人歌》所记越语作音、义、韵律、语言结构、记音方法等的分析，认为《越人歌》比壮语更接近于侗语。梁启超曾经在《中国美学史稿》中指出：“在中国上古找翻译的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产生联想……”《越人歌》除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之外，还在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所开创的双语互译并记的传统对后世的民族文学交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一）流寓官员文人书面文学

早在新石器时代，云贵高原就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到了汉代，中央王朝已对云贵地区确立了比较强有力的控制，内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他们当中有百工艺匠、迁客、骚人、军人、罪犯。这些人不仅为滇黔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技术，而且也带来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在建置郡县、推行移民的同时，中央王朝还在云贵高原兴办学校，推广汉学，加强了从精神上“以夏变夷”。这一切都对汉字书面文学在云贵地区的发生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据传，汉代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曾通西南夷，并培养了张叔、盛览这样的文人作家。《云南通志》曰：“盛览，字长通，榆人。学于司马相如，所著《赋心》4卷；有司马相如签书云：词辞者，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立于内；不可得而传。”《太平御览》记载有关张叔的事迹：“张叔，?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籍往从之，授经，归教乡人。”遗憾的是我们既难以证明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的历史，也见不到司马相如有关描写元狩之行的文章以及所谓盛览的《赋心》4卷。

有名姓可考的第一个流寓云贵的汉族作家是郑回，其代表作为《南诏德化碑》。郑回，原为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隽州西泸县令。隽州陷，为所虏。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金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蛮谓相为清子宫，凡置六人。牟寻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旧唐书·南诏传》）。这位始为俘虏、终成相官的人物，为传播汉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南诏王室数代帝王皆出于其门下，其中的异牟寻就是一位有成就的散文家。《南诏德化碑》碑文共3800余字，记述了天宝年间南诏与唐王朝之战的原因，歌颂了南诏一代君主的伟业，表达了南诏不得不叛唐的苦衷。其文辞富丽，五色交辉，感情充沛，结构十分严谨，堪称散文佳作。对云贵地区的书面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唐代，李白因李事获罪，曾被流放夜郎，写下了《长流夜郎寄内》《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赠张相镐》等诗作，充满了对安史之乱后的国事的担忧，爱国主义激情溢于言表。另外，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嘉佑、窦巩、权德舆、刘长卿、孟郊等人都写过有关黔中的诗文，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官员及被流放者。它们或尽言云贵的艰辛，或赞美滇黔的山川，或描写那里的民俗风情，对边疆地区的发展进步具有一定的意义。他们的诗文对云贵地区书面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

在宋代，大理国乘两宋王朝自顾不暇的窘境，获得了300年割据发展的机会，并对中原文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但两宋却一直无人出使大理，文学上的交流也就可想而知。据目前所知，宋人涉及云贵的诗文仅有张汉英题于贵州省锦屏诸葛洞的《诸葛洞石壁诗》及北宋初年杨佐的《云南买马记》等少数诗文。前者刻写于景定辛酉年（1261年），向人们展示了南宋时期黎平一带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以及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情况：“罗细龙池傍密蛮，恃其岩洞呈凶顽。蛮烟终与狼烟尽，噍类无遗骨满山。招降讨叛得其宜，蛮譙闻风畏我师……”后者则记述了作者应募到云南接洽买马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1253年，“元跨革囊”，蒙古大军沿横断山经丽江攻入云南，旋灭大理国，继之挥师贵州，统一了云贵高原。20年后，忽必烈建立云南行省于现今昆明，将云贵地区第一次真正有效地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大批的内地官员、文人蜂拥而至。这一时期，留下诗文者包括郭松年、李京、陈立道、程文海、玄坚、李伯强、李源道、杜德常、文璋甫等。

郭松年曾两次到云南，写有《大理行记》及《中庆路儒学记》《题邛竹寺壁诗》等诗文。《大理行记》以1500字的篇幅，尽述祥云至大理一带的山川、风俗、物产、古迹、社会生活等情况，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较强的感染力。李京，字景山，河间人，曾于大德五年（1301年）到云南任乌蛮宣慰，故得游历全滇，写下《云南志略》一书及诗集《鸠巢漫稿》，其有关云南诸诗“尤为世所传诵”。

明代，中央王朝继承元制，对云贵高原进行治理开发。是时，贵州已从过去不断反属邻近行政区域而成立独立的行政区域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在云南，“改土归流”已从白族地区率先开始。由于汉文化的普及，开科取士的规模越来越大，云贵高原对内地官员文人的需要量大增，而且也从云贵本土成长起一批能文善武、工诗长政的文人、官吏，大大加快了云贵高原的封建化进程。明时曾寓居云贵的诗人作家有王阳明、徐霞客、杨升庵、张来仪、蒋宗鲁、童轩、程本立、大错等。其中以王阳明、徐霞客、杨升庵最著名。

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于正德元年（1506年）任南京兵部职方主事期间，在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发生尖锐冲突，并在官僚集团失败后，上书营救被捕官僚而获罪，受廷杖四十。后被贬至贵州，一度任贵州龙场驿驿丞。在黔三年，“百难备尝”，“横迷之加，无月无日”。他除在贵州讲经说学、著《五经臆说》、培养出大批“理学”人才之外，还写下了不少诗作。《谪居粮绝请于农将农田农山永言寄怀》等，便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生活情况。他的弟子孙应鳌不仅成为明中叶名噪一时的政界人物与理学家，同时还是贵州第一个有诗集传诸后世的诗人。

杨升庵（1488一1559），字用修，四川新都人，24岁时，“举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后获罪两受廷杖，被谪云南省永昌卫。在云南，他讲学著述、游历交友，对云南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与白族诗人杨士云、李元阳、杨南京及纳西族诗人木公都有唱和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他的《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南中集》等，记述了云南的山川风物，所集撰的《古今谚》《古今风谣》以及大量的诗文都与云南具有密切的关系。

继杨升庵之后，徐霞客这位“天下奇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云游至贵州、云南，以细致的观察、生动活泼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云南地区的山川风物以及云贵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钱牧斋称《徐霞客游记》是一部“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与杨升庵、王阳明一样，他还是一位民族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在大理，他曾修《鸡足山志》、写有《鸡山十景》等诗作，与白族诗人何鸣凤父子相唱和，向当地人士搜集民间传说；在丽江，他不但亲自为木增之子教授诗文，让他们“以窥中原文脉”，而且还为木增批改《云淡墨》，为《山中逸趣》题写序言，在汉文学与纳西族文学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清代，云贵高原上仍有众多的内地文人留下诗文词赋，较突出的有徐崇岳、黄元治、宋湘、李绂等。但是，此时的云贵高原汉字书面文学的主流已经不是流寓者的诗文，而是在滇黔红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流寓作者的诗文是云贵高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动形象地描写，它们将云贵高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情况向外界做了艺术的介绍。这些诗文还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及杰出的艺术成就对云贵书面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关作者因种种原因深入云贵大地，置身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之中。他们或讲经授学，或著书立说，孜孜不倦地传播中原文化，无疑是民族文学交流的友好使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通过唱和酬答、书信往来、编改题序等方式，精心培养起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文学人才，为云贵高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云贵汉族作者汉字书面文学

随着汉族移民规模的扩大、汉学的建立，以及汉学不断普遍化，云贵高原上出现了一批汉族出身的诗人作家。他们写诗填词、凡奏疏、檄书、论议、考辨、说解、序记、碑铭、传志、题跋、骚赋、骈体等无不涉猎，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汉字书面文学的发生发展亦与流寓云贵高原之内地诗人作家的倡导推动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比之云贵高原少数民族作者的汉字书面文学，它的起步要晚一些。三国时代吕凯的《答益州渠帅雍阎书》算是最早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也是较早的作品。自隋到元，这种文学曾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直至明清才出现了较大的繁荣。杨一清、担当、谢三苗、吴中藩、王训、邱禾、孙应鳌、潘润民、杨友龙、许印芳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诗人作家。(www.xing528.com)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祖籍云南安宁，长于湖南巴陵，老死江南镇江，著有《石淙诗稿》共19卷，不少作品被收录于《四库总目》《云南丛书》之中。时人杨升庵称他为“一代伟人”。李梦阳则誉之以“功著边徼，名显社稷”。他的诗中充满了忧民伤时、忠君悯物的情感。其在艺术上，博大雄浑逮于杜甫，冲澹恬适则宛然王孟。他学古而不囿古，继古而能出新，颇具创造精神。

担当（1593—1673），原名唐泰，字大来，云南晋宁人。他曾游历四方，足迹至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他了解民生的疾苦，热爱祖国壮丽的河山及灿烂的文化。这些都构成了他诗作的主要内容。他于生前就刻印过《园集》8卷，《橛盭集》7卷，有诗计约千首。担当还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他与同时代的白族、纳西族诗人作家也多有往来。

云南的文学理论著作最早成书于1615年的《论傣族诗歌》，但因是傣文，故在傣族以外并未传播。同时代的担当曾有过一些零星的诗论，但真正系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始自许印芳。许印芳（1832—1901），字麟篆，又字茚山，号五塘山人，云南石屏人。他的一生，尽瘁于诗。首先，他广泛收集滇诗，刻成了《滇诗重光集》616卷；其次，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著有《五塘诗草》及散文《五塘杂俎》2卷；另外，他编印了《诗法萃编》《诗谱详说》《律髓辑要》3书，以加按语和跋的形式，从多方面阐述了他的诗歌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写诗贵在创新：“学者于一切陈腐之言，浮浅之思，芟除净尽，而后可入门径。”要创新，就要提炼精练的语言，反对摹古。他在评论诗歌时，能够不信教条，不崇权威，而是实事求是，言之有据。

贵州自东汉时期伊珍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以来，汉学绵延不断。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正如孔尚任所指出的那样，有关作品“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到明代，始有谢三苗等登上了文学舞台。故，莫友芝称“黔自明始有诗”。

谢三苗（1550一约1624），字君采，号元瑞，贵阳人。与当朝文人李维桢、汤显祖、王维登有诗文之交。他遍游东南山河，著有《雪鸿堂诗集》《远条堂诗集》等古今体诗千余首。留存至今的180多首诗被收集于《诗慰》《诗综》《雪鸿堂诗搜逸》之中。朱彝尊评价其诗“习染全无，此黔之轶伦超群者”。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他既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家、理学家，又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其一生著述不倦，有《论学全编》8卷，《学孔精舍汇稿》16卷，《淮海易读》4卷，另有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收诗900首。在文学理论方面，他主张“道”“气”并举，以“道”为主，反对艺术上的“模拟”，而强调“体情”，对当时的拟古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的诗歌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一些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发忧国忧民之情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在体裁上，骚体、古体、近体、歌行体，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都无不运用自如。与谢三苗一道，为在我国诗坛上扩大贵州的知名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中蕃（1618—1695），字滋大，一字大身，晚年别号今是山人，生于贵阳。他的一生著述宏富，书有《四书说》《曲台捷取》；文有《龙古集》《响怀堂文集》；诗有《敝帚集》《响怀集》《腐草》《断砚草》；选有《袁海叟诗》《韵会》；删定有《坡仙集》《明文选》。其诗有的描写祖国河山，有的感时叹世，有的记述自己的隐居生活，语言质朴，感情强烈，现实性突出。清人孔尚任、顾彩、莫友芝、傅玉书等都做过高度评价。

到了清代，贵州文坛更盛，周起渭、江阎、李天柱、陈钟祥、黎兆勋、郑珍、黄彭年、黎庶昌等群星灿烂，在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各放异彩。

周起渭（1665—1714），字渔璜，号桐野，贵阳人，先世居江西庐陵。他自幼工诗，“年十四五，作《灯花诗》，传诵一时”。著有《桐野诗钞》4卷，被赞为“海内诗人”，与王渔洋、朱彝尊等齐名。史载，康熙皇帝曾问相国陈廷敬当今诗人为谁，陈以周起渭、史申义对。足见周起渭在当时诗界诗名之重。

如果说周起渭以诗见名，那么，陈钟祥则以词见称。贵州的词创作起步较晚，清初始有江闽的《春芜词》，陈钟祥的创作对贵州词坛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丰富。陈钟祥，字息帆，生活于道光咸丰年间，先世为浙江山阴人，后侨居贵阳。他的一生著有《依隐斋诗钞》12卷，《夏雨轩杂文》2卷，《香草词》5卷，《鸿爪词》长调8阙，《哀丝豪竹词》13阙，《菊花词》小令24阙，《杂牡丹亭词》长调8阙，以及未入集的小令6阙、中调5阙、长调2阙。代表作品为《香草词》，任可澄在为其所作的序文中称“（贵州）道咸以来词学始盛，其褒然成佚，各体皆备，实以陈息凡先生《香草词》为首”。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遵义人。是云贵高原上最早走向世界，接触西洋文明的作家。他曾游历英、法、德、意、奥、比、荷等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其后，在出使日本期间致力于搜求流失于日本的我国古籍，将其所得翻刻定名为《古逸丛书》共26种凡200卷。他还著述有《拙尊园丛稿》《入都纪程》《黎氏家谱》《全黔国故颂》《羊可故事》，编选了《续古文辞类纂》。其散文有奏议、墓志、序跋、考辨、游记、传记等，尤以游记、传记最有特色，创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描绘了一幅幅别开生面的风俗画，在了解西方社会方面，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的作品，无论写景状物，还是记人叙事，都能出神入化，曲尽其妙，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以上这些作者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及时间上生动记录了从三国至清末风云变幻的云贵高原。由于云贵不是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地，加之作者们大都没有卷入当时的重大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大都没有王阳明、杨升庵等那样的官场失意，他们的作品虽缺少韧性与力度，但充满了勃勃生气。在表现云贵地区山川民俗方面，他们不是匆匆过客，而是云贵高原及其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风土人情的体会更加真切，对山川河流的歌颂并不仅仅停留在建筑在新鲜感基础上的赞美，更多的是深沉的爱。正如从许多作者的生平及其作品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云贵高原文学在外界走进它的同时，也在艰难而又辉煌地走向外界，强烈地表现自己、发展自己。

（三）少数民族作者汉字书面文学

在云贵高原上，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汉字书面文学起始于唐代。那时，南诏与唐王朝来往频繁，唐王朝对南诏“许赐书而习读”，“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南诏王公贵族亦派子弟赴成都留学，《孙樵集》称：“业就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为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另外，大量的汉族人民流寓南诏，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南诏王室不仅出现了像异牟寻、寻阁劝这样的诗人帝王，而且定汉文为公文的基本形式，南诏君臣之间作吟对诗皆用汉文，有的诗还被选入了《全唐诗》之中。

异牟寻为南诏王，早年受教于郑回，“颇知书，有才智”，于贞元九年（793年）写有著名的《与韦皋书》。此文表达了他不忍吐蕃“欺孤背约”，决心归唐向化之情。文字虽质朴，却充满感人的力量。他于次年写成的《誓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至于其他诗歌，已经殆然无存。这是十分遗憾的。

寻阁劝为异牟寻之子，他自称“骠信”，继父为王。据《唐书》载，异牟寻曾与崔佐盟于点苍山，寻阁劝在崔佐离去之际“赋诗以饯之”，但该诗不传。唯一一首留存的诗作是《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颈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前四句感叹光阴流逝，中四句表现景仰先王业绩之情，后四句表达继承祖业的决心，气郁沉雄，感情强烈。“震旦”“元昶”“翊卫”等民族语言的运用，平添了不少色彩。

在南诏，赵叔达、杨奇肱、段义宗既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同时也是以诗而名的诗人。赵叔达为寻阁劝之清平官，杨奇肱是隆舜之布燮，段义宗则是继南诏之后的大长和国郑仁宴之布燮。杨奇肱的诗作多已遗失，仅有收入《全唐诗》的《途中诗》与载《大理府志》的《岩嵌绿玉》2首。《途中诗》缺首联：“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清。海鸥聚处窗前见，林?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此诗对仗工稳，用韵严谨，语言洗练，意境高洁，表现了南诏诗人的艺术才力。段义宗的《思乡作》是又一首载于《全唐诗》的南诏诗：“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销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真切表达了游子的思乡之情。何光远评此诗称“如此制作，实为高手”。

如果说南诏时代的汉字书面文学以诗为代表，那么，大理国时代则以碑铭文学最具特色，《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兴宝寺德化铭》《渊公塔之碑铭》《大理国故高姬墓铭》都是其中的名篇。它们与南诏时代的诗文一道表明唐宋时期的云贵高原书面文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元代，白族地区的汉字书面文学继续发展，出现了段福、段光、王升等诗人作家。其中，段福是第一个有诗集问世的白族诗人，可惜的是其诗集《征行集》并没有传至今日，我们目前所能见的只有《春日白崖道中》《世祖陟踀春山纪兴》等诗作。王升，字彦高，精通经学，长于诗文，曾任儒学提政、曲靖宣慰副使，撰有《王彦高文集》数卷。他的散文《滇池赋》以400余字的篇幅，尽写滇池气象以及泛游水上之情状，将登山临水之感受表达得酣畅淋漓。

到明代，回族作家兰茂（1397—1470），不仅早于李时珍写成《滇南本草》，著音韵作品《声律发蒙》《韵略易通》，创作第一部云南传奇剧本《信天风月通玄记》，还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并留下《止庵吟稿》《玄壶集》。另外，经过长期的准备，纳西族的汉字书面文字异军突起。丽江木氏土司积极学习汉文化，主动接受内地先进技术，使纳西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发展。《土官底簿》对木氏土司的评价是：“云南诸土官，知书识礼以丽江木氏为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最先登上文坛的是木泰。

木泰（1455—1502），字本安，号介圣，为明丽江第六代土知府。他自幼好学，多有才干。《两关使节》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的诗作，也是纳西族文学史上汉字书面文学的第一篇。诗云：“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间。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

继木泰之后，木公、木高、木青、木增、木靖等纷纷登场，他们以诗、词、赋、文、序等形式尽情抒发对故乡的热爱，以及忠君报国之心，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木公（1495—1553），字恕卿，号雪山，明丽江第八代土知府。著有《雪山始音》《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诗集，为纳西族作家文学进行了伟大的奠基。杨升庵曾为他精选114首佳作，集成《雪山诗选》，并撰文予以介绍。他的诗被选入《四库全书·子部》《明诗别裁》《列朝诗选》等，曾得到后世著名诗人钱牧斋、朱竹篘等的赞赏。

木增（1587—1646），字生白，又字长卿，号华岳，世袭丽江土知府。他能诗善文，工于书法，赋也写得不错。存有诗文集《云集》《云淡墨》《啸月函》《山中逸趣》《芝山集》《空翠居》《光碧楼诗抄》等。其中，《云淡墨》六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徐霞客为其《山中逸趣》作序云：“公闭意荣禄，早谢尘缨，学老氏之知止，同孔明之淡泊……故书辞五上，天子特金币褒嘉、方许谢政……公独领山中之趣于逸，有赋、有篇、有吟、有清语，拈题命韵，高旷孤用，烟霞之色，扑人眉宇。读之，犹冷嚼梅花雪瓣也。”

白族汉字书面文学在明代进入繁盛阶段，段世、杨黼、杨金南、杨士云、李元阳等都是当时在云贵高原名噪一时的诗人作家。明代白族汉字书面文学不仅作者众多，风格多样，而且在题材、体裁、表现方法等方面得到了开拓。这里，我们着重介绍杨黼。杨黼，约生于洪武三年（1370年），卒于景泰元年（1450年）。他曾“读五经皆百遍”“入鸡足”“登峨眉”，避世求佛，不应科举，每每著书吟哦，怡然点苍山下。他注过《孝经》，著有《篆隶宗源》，写有诗集《桂楼集》，还以方言著竹枝词数千首。现今所存，仅有《回文诗》《川晴淫雨》《桂楼歌》《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他的诗文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在汉字书面文学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清代，随着“改土归流”在云贵高原的全面推进，汉文化暴风骤雨般地席卷云贵许多民族地区，汉字文学也就在更多的民族与地区寻找到生长的土壤。贵州于此时出现了侗族诗人作家杨廷芳、杨昭敏、杨映去、张启良、吴政乾、吴世濒、张启槐、张启知、张托元、张长庚、吴世光等。他们创作的作品体裁广泛，有诗、词、赋、联、墓志、碑文、散文、杂记，在内容上从描绘山水风光转向反映社会生活，各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得到应有的反映。

布依族也在清代有了自己的汉字书面文学，最著名的诗人作家有莫与俦、莫友芝、黄锦辉、韦清兰、王由孝、刘剑魂、莫庭芝等。莫与俦及其子莫友芝、莫庭芝在经学、文字学、文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莫与俦著有《声韵考略》《唐本说文木部笺异》《樗茧谱注》《二南近说》《仁本事韵》《喇吗纪闻》。他的诗文大多佚失，所存者录于《贞定先生遗集》。难怪曾国藩都要感叹“黔中固有此宿学耶”了。

莫友芝为莫与俦之子，字子，号亭，精“仓颉故训，六艺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治诗尤精，又工真行篆隶书”；其著作《亭知见传本书目》是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做的补充和札记；《持静斋藏书纪要》为版本学著作。他的诗文分别录于《亭诗抄》《亭遗诗》《影山词》等，计千首诗、数十文，一百余阕词。他的诗恪守宋诗法旨，“破万卷，理万物”，主张“才力赡裕而为诗”。《贵州通志》评论其诗风曰：“早期刻意二谢，中间希踪柳，晚乃苍劲古秀。”他的散文亦言之有物，挥洒自如，语言简练，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他编选《黔诗纪略》21卷，意义十分重大。莫庭芝为莫友芝胞弟，字芷升，号青田山人。他亦于文字训诂之外，写诗作文，著有《青田山庐诗钞》2卷，《青田山庐词钞》1卷。他还继承乃兄未竟之业，继续编选《黔诗纪略》后12卷，使其总数达33卷。与他同时代的张本刚评价其诗词“发浓纤于简古，杂流丽于端庄”，“寓沉雄于悲歌慷慨，写飒爽于天风海涛”。

这一时期，云南彝族出现了鲁大宗这位诗人。鲁大宗为云南禄劝人，著有《听涛轩诗钞》1卷，《听涛轩杂录》1卷，《听涛轩试帖》1卷，《蚕桑举要》一书。其诗文真实记录了清末民初云贵高原上的社会动荡，饱含着作者对劳动群众的同情。描绘边地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的诗文亦生动细腻、格调清新。

与此同时，白族及纳西族的汉字书面文学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就纳西族而言，雍正二年（1724年）“改土归流”之后，木氏土司对汉文化的垄断被打破，汉字书面文学也从土司衙署走入了村巷山野，其作者从头人官僚发展到中下层贫民。仅从1724年至民国初年为止的100多年间，丽江县境内的纳西族诗人作家便多达三十余人，所著诗文数十部之众。桑映斗、马子云、妙明、杨昌、和廷彪及其作品是清代纳西族汉字书面文学的杰出代表。在白族地区，名家辈出，驰名国内者不乏其人。杨晖吉、李崇阶、龚锡瑞、杨履宽、杨载彤、杨绍霆、赵辉璧、杨景程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诗人作家。师范、王崧、赵藩的影响尤深。

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赵州（今弥渡县寅街镇）人，先世为汉族。他在史学上极有造诣，又工诗、文、书、画，著有《南诏征信录》《滇系》及诗文集《金华山樵前后集》《二余堂诗稿》《抱?轩诗稿》《二余堂文稿》《抱饔轩文汇稿》。《荫春书屋诗话》是白族第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录有云南诗人残篇、佚句、轶事、诗评等共65则，强调诗必须“内美”“独立”，诗要“有所为而言之”。

王崧（1752—1838）是云贵高原上难得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他曾著有《说纬》《乐山制艺》《乐山集》《布公集》《江海集》《提钩集》《乐山诗集》等诗、文、论，汇刻过《道光云南志钞》，曾编《云南备征志》等，对云南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他的诗成就不大，诗论强调“诗言志”，文论主张“文以载道”，无独到见解，但他反对形式主义，对六朝以来一味追求形式美、雕章琢句、模拟前人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当时盲目模拟内地汉族诗人作家创作的云贵文坛不啻是一阵猛烈的警钟。

赵藩（1851—1927），字樾村，云南剑川县人，官至四川臬台，广东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他的诗不下万首，仅存于《向湖村舍诗》《桐馆梦缘集》等的就有近5000首。他还刊行有《小鸥波馆词钞》《介庵楹句辑钞》等。赵藩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并参与其中，因此他的诗作大都内容充实，感情充沛，反帝、反复辟、反军阀割据、拥护共和等思想得到明显地反映。他对当时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同情的。他的诗还鉴于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而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慷慨悲歌，“汪洋汇百川”。赵藩的诗不仅反映的社会面广，而且在艺术上集屈、李、杜、苏、黄等各家之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还自觉地向民歌童谣学习，使自己的诗通俗易懂，明白流畅。

纵观从唐到清末为止的云贵高原文坛，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汉字书面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发展道路。民族从白族扩大到回、纳西、布依、侗、彝等族，作者从民族贵族扩及中下层贫民。题材从歌颂本民族的山川风光、民俗人情，发展到忧时叹世、抨击现实，体裁从诗、词、碑、文延及各种题序杂记。文学反映的社会内容不断丰富、艺术技巧日趋成熟，从最初的模拟直至自觉的追求，最终完全汇入了中国文学体系之中。这部分作品虽用汉文学的形式创作，但仍充满强烈的民族色彩与地方特点，不唯反映的题材、内容大都是作者们熟知的生产生活、山川历史，而且在审美上也自有不同于中原文学之处。纳西族诗人们甚至创造出了一种极有趣的双语诗，它将汉语及汉诗文的形式与本民族语言及其诗歌形式同时浓缩于同一作品之中，在汉文学与本民族文学的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杨元之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的《重到文峰寺》是一首意境高远的短诗：“暮多好山色，庭菊冷露滋。佛心徐可觅，佳哉宜意移。”这些汉字的读音转换成纳西语，它就成了一首纳西语五言诗：“不见已很久，山容喜再见。百鸟唱百曲，曲曲似礼赞。”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