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文化：云南贵州民族生存方式与丰富习俗

云贵高原指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南部、东南丘陵西北部、长江中下游平原西部，以及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的广大地域，包括云南省东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贵州省全部、湘鄂边境，位于海拔1000～2000米高度的第二、第三级阶梯。这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云贵高原。

在行政意义上，云贵高原仅仅局限于云南省与贵州省。从平面看，它排除行政区域以外的地理单元，而在行政区域内部有较大的自然空间增补。从纵向看，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云贵行省管辖的范围处于不断盈缩之中。按目前的区划，行政意义上的云贵高原共拥有4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建有10个自治州、23个地区、19个市、163个县、26个自治县、27个民族，共6464万人。

在文化意义上，云贵高原应该是自然地理意义上与行政意义上的云贵高原相综合的概念。因为文化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环境既指自然也指社会，但首先指自然。特定的自然环境制约着特定文化因子的产生、传播及接受，从而使之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然而，自然环境并非唯一的决定性条件，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与程度时尤其是这样。社会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由于行政手段是组织社会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行政区划也就自然具有了文化区划的意义。我们的原则是，必须在考察云贵高原文化时以文化为本，或虽政属云贵亦有所弃而不谈，或虽超出滇黔亦有所涉及。

关于文化，中外古今各说不一，比较共通的含义是文化为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的角度看，它主要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在这里，我们要把云贵高原文化定义为云贵各民族的生存方式。

让我们来看一看云贵高原与云贵高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一片高原横陈，它西北高、东南低，逶迤的江河、列障的山峦、苍茫的烟云，一切都显得雄浑而又神秘。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红水河等纵横捭阖，将云贵高原切割殆尽；零散细碎的坝子星罗棋布，沿水抛撒的平地如丝如线。江河孕育了古老的文化，坝子平地集聚着政治经济发达的村镇。但是，地理上的分散性使它们难以进行文化的集聚与整合，隔离使它们不易在交流的基础上再造与出新。其结果是，社会发展缺乏势能，历史前进速度缓慢，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一障碍重重。在川流盆地之间，云岭、哀牢山、乌蒙山、苗岭、武陵山、大娄山等走蛇游龙，使云贵高原断层连连、道路崎岖、环境封闭，加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使在一个经纬点上，云贵高原文化也往往呈垂直分布，不同的高度生存着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

山水交织，云贵高原风景如画。云南丽江、金沙江将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一劈为二，使虎跳峡的落差高达3500米，浪涌谷底、涛震九天，成为世界第二大峡谷；在贵州北盘江支流打帮河上游的黄果树，一道宽约40米的瀑布从70多米高的峭壁上直泻犀牛潭，为我国瀑布之最；在滇池畔，一片占地45万亩的石林茫茫苍苍，石笋丛生，石柱摩天，石洞盘曲，石扉向日，石窗入月，堪称“天下奇观”；在滇南西双版纳，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绵延于山岭河谷，旭日东升，有孔雀浣洗于流泉，明月初上，闻鹿鸣于篱边。

与之相应，云贵高原的人文景观丰富多彩，许多风俗习惯淳美朴厚。从社会形态而言，至20世纪中叶，云贵高原上有的民族仍保留有原始社会遗迹，有的民族处于奴隶制社会，有的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从生产形态上看，原始采集渔猎、刀耕火种农耕、水田稻作农耕、半农半牧、畜牧等都并存无遗；从语言情况看，我国汉藏语系四大语言都毕集于此，另有南亚语系若干语言浸染南缘。难怪有人要称云贵高原为“民族学的宝库”“活的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了。

云贵高原的气候兼有热、温、寒三带的特点，且具明显的立体性，但大多数地区空气湿润，降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年温差不大。云南便有“四季如春”之美名。这种自然条件为动植物及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就植物而言，在全国3万多种高等植物中，仅云南便拥有1.5万种；低等植物更是数不胜数，因而有“绿色王冠”“植物王国”之称。就动物来说，云南所拥有的兽类占全国的55%，鸟类占全国的66%，爬行动物类占全国的42%，淡水鱼类占全国的44%，两栖动物类占全国的37%。如果加上贵州所拥有者，其数量大得惊人。不唯地表，地下矿藏资源也相当丰富。云贵的铜、磷、铅、锌、锡的储量等居全国之首，仅云南已知的矿种就有112种，已探明的矿种达74种，其中有50种的储量居我国各省中的前十位。“动物王国”与“有色金属王国”之称号当之无愧。

就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活着汉、彝、白、苗、瑶、哈尼、壮、侗、布依、傣、傈僳、仡佬、回、拉祜、佤、纳西、水、基诺、藏、蒙古、独龙、怒、德昂、布朗、阿昌、普米、景颇等27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70%以上。这些民族分别属于古代的华夏、濮、越、氐羌、胡、回等系统。除最古老的土著濮、越之外，其他各系统的民族分别迁自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历经千万年的发展，这些民族及其文化都深深地被打上了云贵高原的烙印，充满了云贵高原的气息。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早在1400多万年前，古老的森林猿便活动于云贵高原。800万年前，腊玛古类人猿崛然而起，它们已经学会直立行走。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还当是生活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他们用石英石、砂石打制粗陋的工具，以获取猎物，挖掘植物块根。他们还学会用火，大开旧石器时代的先声。五六十万年前，贵州西南及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观音洞人、桐梓人的人类祖先。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水城人、兴义人、西畴人、丽江人、宜良人、呈贡人等纷纷登场，参与到了开创云贵高原远古历史文化的活动之中。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云贵高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发祥地及文化发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云贵高原已基本得到开发。迄今为止，仅在云南30多个市县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就有100多处，在贵州17个县出土的石器达100多件。大理白羊村文化、楚雄大墩子文化、赫章可乐文化、平坝白云文化都是著名的遗址。所发掘者，有精制的石器、骨器、陶器、装饰品、墓葬、房址、动物骸骨、植物残体等，较完整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生产形式、工艺水平、精神信仰、审美观念，以及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关系。

云贵高原见载文献始自殷商，甲骨文中便有“贞王勿乎好往伐鬼方”之句。“鬼方”当现今之云贵部分地区。其主人为濮僚系民族之祖先。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一定的兵力和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已具备奴隶制国家的雏形。到西周，滇文化兴起于滇洱之滨，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楚雄万家坝、江川李家山、祥云大波那村、剑川海门口等，处处留下滇文化的遗迹。此时的贵州有羊可文化及夜郎文化。从丰富的出土文物看，滇文化是一种金光闪闪的、已臻成熟的铜器文化。仅李家山和石寨山发掘出来的铜器便多达4000余件，器物种类超过50种。这是云贵高原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建立于黔西南至滇东地区的夜郎国，亦与邻近地区的?町、漏卧、且兰等都不同程度地跨进了奴隶社会的大门。

滇国与夜郎国后期，中央王朝采取了首先封王遥控，然后伺机建置郡县的策略。秦开五尺道，建象郡、黔中郡于贵州，汉授滇王印后，旋辟益州郡、犍为郡、朱提郡等于云南；紧接唐蒙通夜郎，云贵地区已经完全归于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内，铁器文明终于取代了铜器文明。在此阶段，云贵土著文化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基层文化基本没有受到汉文化的熏染与冲击。因此，一旦中原离乱，边疆失控，爨氏集团便乘机背反，雄长于南北朝之际。

隋唐时期，汉文化的影响与土著文化并行不逆，曾有蒙氏崛起于哀牢山，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建立了以乌蛮白蛮为主体的仿唐式奴隶国家南诏。它“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膘、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设十赕、七节度、二都督府、一别都，其统治范围除现今的云南省全境之外还包括有川西南及黔西、越南、老挝、缅甸的一部分，形成了与吐蕃王朝、唐王朝相鼎足的地方政权。南诏为适应政治需要，在文化上采取了广取博采的政策，将汉文化、藏文化、东南亚文化以及土著文化融于一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到宋代，大理国政权称雄于云南，并乘中原战乱，获得了较长的发展时间。吐蕃从五代起瓦解，也大大减轻了对大理国的压力。于是，大理国政权确定了全面引进汉文化、全面封建化的发展方向。唐宋两代，贵州先后属黔中道、剑南道及夔州路，完全处于中央王朝的羁縻之下。

元代，忽必烈入滇，大理成为最重要的攻击对象。铁蹄踏碎苍洱宫阙之后，元军回师东进，平定了贵州，最终在昆明建立云南行省，将政治中心从洱海畔迁移至滇池之滨，使云贵高原以一个统一的形态完全归于中央王朝版图。从此，云贵高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明代对云贵高原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明王朝率先在大理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彻底粉碎了地方豪族的复辟活动。假如说汉唐以来主要在上层汉化的话，那么，从明代起云贵高原的汉化锋芒已经指向民俗文化的层次。明王朝对云贵高原文化的汉化采用了移民、屯军与开科取士几种手段。其实，移民一直是历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南的重要形式，但没有一个王朝像明王朝这样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云贵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两汉时期，云贵地区即已开设汉学，但直到宋元，汉学一直垄断于贵族社会，中下层社会无缘受教。到了明代，不仅在“改土归流”地区扩大教育面，使汉学有一个较大的推广，而且一些土司统治地区亦开始创办学校，传播汉文化。开科取士，使云贵出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士族贵族集团，有利于从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到下层文化与内地的一体化。清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只不过“改土归流”的面更广、汉文化的渗透更深刻而已。

纵观云贵高原文化走过的历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云贵高原是最早的人类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从元谋人到现代社会，这里有一条完整的文化链，并按照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等序列演变递进。如果将此做一分期的话，从旧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是土著文化独立发展时期；自秦汉以来，汉文化开始浸润云贵高原，但直至元代，土著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明清两代是云贵高原文化不断汉化的开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甚一日；19世纪以来，以半殖民地为惨重的代价，云贵高原以汉文化为媒介，开始受到世界近代文明浪潮的冲击。不过，在民间，传统的土著文化依旧根深蒂固，顽强生存，在那些边远闭塞、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这样。(www.xing528.com)

云贵高原及其文化无疑带有封闭的特点。高山大川，往往就是存身的天然屏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封闭性使云贵高原保存了众多的文化，但也正是这种封闭性影响了云贵文化前进的活力。汉代，汉使入滇，滇王曾有“汉孰与我大”之问。不久，汉使至黔，夜郎王又因有同样的发问而遗讥后世。“夜郎自大”，可能是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夸耀自己的实力，也极有可能是由于远离中原、对外界缺乏了解、坐井观天而闹的笑话。但封闭不是绝对的，从新石器时代起，云贵高原就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横断山脉虽然阻绝了由东而西的文化传播，却使云贵高原与西北内陆得到沟通，羌人南下大都顺这里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等河谷实现。金沙江、沅江、乌江、红水河等都按西东方向流动，将云贵高原与东南沿海连在了一起。红河、萨尔温江、湄公河等纵贯东南亚的河流，亦无一不是从云贵高原入境。

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大陆文化呈以黄河中游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各为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状态。前者所代表的是西亚内陆文化，它可细分为草原文化、半农半牧文化、粟米农耕文化三个子系统；后者所代表的是隶属于太平洋文化圈的东南沿海文化，其下又可细分成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几个部分。沿着横断山河谷，西北内陆文化的承担者氐羌人不断南迁，为云贵高原带来了草原文化的气息，以及黄河流域粟米文化的因素。外壕半穴式的住宅、瓢形灶坑、瓮棺葬制、半月形穿孔石刀及长方形穿孔石刀等都是我们所熟知的黄河流域系文化，它们被大量发掘于滇黔地区正说明了二者的传播关系。比之西北内陆文化，东南沿海文化对云贵高原的影响更早、更深。在石寨山遗址与威宁中水遗址等出土的有段石锛，被考古学界公认为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陶器的相似性也颇能说明这一点。新石器时期的云贵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以夹砂红陶次之，黑陶最少。其纹样多为方格印纹、绳文、波浪纹等，它们也与东南沿海陶器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云南元谋大墩子所发现的3700多年前的炭化稻粒及稻壳、稻叶，表明云贵高原自古便属稻作文化圈，与拥有葛洲坝遗址、河姆渡遗址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同属一个系统。

在铜器时代及铁器时代，云贵高原周围的文化相继进入繁盛阶段。在文化地图上，此时的云贵高原正处于荆楚、巴蜀、青藏、中原、百越、东南亚、印度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作为包括青藏高原东北部、黄土高原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以及横断山脉地区、上缅甸、印度东北部在内的“民族走廊”的一部分，云贵高原参与到了亚洲地区汉藏、南亚、印欧三大语系语言文化流融合的大潮之中，并成为中原文明与印度文明、东南亚文明交往的门户。这样，云贵高原便受到各种文化的渗透，不仅对邻近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承担起传递手的作用，为世界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它不仅在发生史上是二元的，即“华”与“夏”的结合，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融合了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于其中。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汉文化对云贵高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云贵高原不断纳入历代中央王朝的政治体制之中，其过程为遥控封王→设置郡县→羁縻自治→改土归流→一体化；（2）兴办汉学，开科取士，以儒道理释“攻心”易俗，用夏变夷；（3）移民屯军，垦荒开道，从人口数量上增加汉族的比例，并保证畅达的交通。

青藏文化主要是藏族文化，它对云贵地区的影响也较显著。藏族与云贵高原藏缅语族等其他民族具有共同的基层文化。在建立吐蕃王朝之后，藏族传统宗教本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失利后避及滇、川、藏交汇地区，对彝、纳西、独龙、普米等民族的原始宗教起到过强烈的刺激作用。纳西族的东巴教就是受本教文化的影响而得到发展的。云南佛教分南传上座部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三种，纳西族、普米族、独龙族所接受的就是藏传佛教。白族始于南诏的密宗信仰曾受吐蕃王朝的影响。在唐代，吐蕃与南诏长期处于或战或和的状态，铁桥上下便是它们的拉锯地带。明代，丽江地区成为明王朝的“西鄙”，纳西族木氏土司曾长驱直入，将统治范围扩及广大康巴藏区，加强了两个民族间的交往，乃至互相同化。直至今日，纳西族与藏族的杂居、纳西文化与藏文化的交错依然十分显著。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中，有一条被称为“茶马古道”的商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自云南普洱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察隅至尼泊尔、印度，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之路一道，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荆楚文化与云贵高原文化，尤其是贵州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地理上的连带关系，贵州东部的一大片土地长期政属荆楚，如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在汉代分属荆、益二州，在宋代属夔州路。直到元代，贵州部分地区仍属湖南行省管辖。在文化上，黔湘边境地区都分布有同样的文化，苗瑶、土家是这里的主人。而且，他们都包括在以印度阿萨姆邦至湖南长沙为止的照叶树林文化圈之中。所谓照叶树，就是那些常绿青冈栎类及柯、樟、山茶等常绿阔叶树。分布于这一植物带的文化就称为照叶树林文化。从而，云贵高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具有一定的亲近感。战国时代，楚国派庄?率数万步卒沿沅江而上，在灭夜郎后进入滇池地区，后因秦断归道只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在云贵高原腹地传播荆楚文化。这也可以看作是云贵高原上第一次见于史籍的规模巨大的移民。这些移民无疑给云贵地区带来了楚地的先进文化技术，促进了云贵地区的开化。

巴蜀地区直接与秦地相连，是汉文化向云贵高原传播的跳板，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夷的示范区。汉初，张骞出使大夏，见市有蜀布、邛竹杖。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蜀身毒道在发挥作用。武帝时，唐蒙自巴蜀入夜郎，设置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羊可江”。这条通道也是巴蜀通往云贵的重要线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马、焚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正是充分利用了它。晋宁石寨山所出土的115件铁器多与四川出土的西汉器物相似，南诏统治者还曾掳掠成都子女百工数万人到阳苴咩。应该说，巴蜀对云贵的移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两地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巴蜀文化对云贵的传播主要就是靠移民来实现的。在将中原文化推广到云南，巴蜀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显著。汉代，在云南首倡汉学的王阜为巴蜀人。南诏时，蜀地曾为蒙氏集团培养成百上千的贵族子弟。最早在云南任官者也绝大多数为巴蜀人士。

作为南亚文化承担者之一的孟高棉语族也曾沿怒江、澜沧江等向云贵地区伸展。目前居住在云南的该语族成员便有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南诏时代，东南亚诸国与南诏“以江猪、白砯毛、琉璃罂缶相易”。中国的棉花种植业以云贵高原上的哀牢、滇越（一部分在缅甸）地区最早。棉花同波罗蜜果、诃黎果都是由缅甸传入云南。云南也将尖柄磨制石斧和有肩石、丝织技术、汉字文化、制陶瓷制砖工艺、稻作农业技术、铜鼓文化、马匹、茶、盐铁等源源不断地输往东南亚等地，并继续将其中的丝织、陶瓷器、石器等文化经孟加拉、阿萨姆推向阿拉伯世界及欧洲大陆。

印度文化对云贵高原的影响比较间接但又十分巨大，在宗教方面尤为如此。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曾派弟子四处弘扬佛法，其中有两位被派到今缅甸之白右。印度学者乔杜里称：“早在公元1世纪，有两个印度僧人很可能经伊洛瓦底江上游到了云南。”这是佛教最早对东南、也是对云南的渗透。如东汉时代，哀牢人以白布覆尸后由生者穿戴，这与佛陀涅?后以新裹身之印度佛教习俗完全一致。从四川乐山、西昌、什邡等地出土的东汉文物中有佛塔画像砖、佛像、梵文符号等情况推断，早在公元前后，佛教即已通过蜀身毒道开始了向云贵高原及四川盆地的传播。在7世纪以后，佛教开始风靡全滇。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云贵的传播始于13～14世纪之交，其地区局限于与缅甸、泰国交接地带。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与汉文化一道传入云贵，其起始当在唐宋。在云贵传播的佛教还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由于地理及语言的障碍，它不像汉传佛教那样深入云贵腹地，且覆盖面大、影响深远。其影响所及仅在滇藏交界的怒江、迪庆、丽江地区之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独龙族。印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上，佛经中的佛本生故事等对云贵高原佛教民族的口头文学、民族文学、书面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傣族的《阿銮的故事》有500多部，几乎全部都是佛经故事；白族的《大黑天神》以及其他本主神话传说无一不弥漫着浓重的佛教气氛；纳西族史诗、神话故事中也多有与印度文学相通的人物、主题、类型、母题、题材。

云贵高原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传递手、吸水海绵，它也是向四邻辐射文化的中心。通过一条条连接东西南北的古民族迁徙道、商道、官道，它从久远的时代起就源源不断地将石器、冶金、稻作农耕、制陶、茶叶等文化向四方传播。在建立了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等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之后，这种传播能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对我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得到证明是文化交流并非单向，文化的接受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容纳；云贵高原文化不仅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还带有多元、兼容并包的特色，它完全有能力更新自己，推陈出新，为人类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然，云贵高原文化在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情况下，其内部的关系十分复杂。就青铜时代的情况而言，那时的云南境内除强大的滇文化外，还存在源自氐羌的昆明文化，以及古濮僚人后裔创造的哀牢文化。即使盛极一时的南诏帝国，其下属的五诏也各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乌蛮与白蛮等势力长期较量、相互消长，谱写了云贵中近古的历史篇章。不同的文化传统，各异的地理环境使云贵高原文化内部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即便一个民族也随着居住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若隔域而居，则更是判若两样。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云贵高原文化内部关系的分析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如果对以上的论述做一概括的话，所得到的结论是：云贵高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农业文化，它由自己独特的历史，边缘性、层叠性、封闭性、多元性等共同构成其基本特征；在受到多种文化缓慢影响的条件下，它也在积极影响着邻近文化，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面对着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回顾云贵高原文化的历史、探讨云贵高原文化的特点、揭示云贵高原文化的精神，无论对云贵高原文化的内省、还是对建设中华新文明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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