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守护精神家园

田青

1948年生，汉族，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革”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在黑龙江农村插队务农5年。1973年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现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在经历了12年的哑巴春节之后，似乎再一次重新体会到了浓浓的过年的味道。的确，春节是一个很多中国普通的民众寄予了无限期盼的节日，而同时它也是一个蕴含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的节日。所以有人会说这样一个变化，预示着中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已经有了意识的萌?。而且这个萌?还在日渐地成熟起来，那么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些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对过往的留恋，还是少数的文人墨客偶尔的惊艳?而实际上在中国四次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位学者曾经亲历了所有的过程。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非常荣幸地把这位学者、这位亲历者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他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先生。

田先生，您曾经是一位音乐教师，按您说的话是做了教书匠，教大家什么样的音乐呢？

田青：我那时候讲古代音乐史，同时还讲西方音乐名作，怎么同时讲这两门课呢？因为当时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向同学们介绍西方音乐名作的时候，比如贝多芬、莫扎特，像这样的课，我几乎可以不必怎么备课，要把唱片准备好，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作曲家就直接向我的学生讲述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另外一个课呢，就是讲中国古代音乐史，这门课我下的工夫比讲西方音乐作品多得多，我要做很多的案头工作，我要写讲义，讲课的时候我滔滔不绝，要讲很多的话，我自己很累，讲过之后学生问我，你把中国音乐说得这么好，你让我们听听好不好？那么我让同学们听的呢，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东西，当时我就感觉到，第一，我在古书上找到的这些，对我们中国古代音乐的描写绝不是虚伪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其他的文化传承还不太一样，因为音乐它是个时间的艺术，从开始的那一瞬间，它就消失了，它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永远在变，而且我们在艺术上这种求新，用古人的话就是新奇迭变，就是以新为美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也是代代相传的。比如今天的流行歌星过两年他就有更新的人代替他。当时我就想到，以这样的变化的速度，在世俗的音乐里，你的确很难找到古代音乐，于是我那时候就受到启发，我是想到寺庙的高墙里面去，因为寺庙这个宗教的世界和我们世俗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的观念。我们以新为美，今天出来一个新东西我们趋之若鹜，我们把它叫做时尚，但是在寺庙的高墙里面，时尚是低级的，没有人追求时尚，追求的是什么呢？不是时尚，而是传承，是衣钵真传。以古老、以真正老的东西，以没有变的东西作为美的最高的机制，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研究宗教音乐。这么一晃有20年了，当然像您所说最近这几年，我的工作范围也扩大了，从宗教音乐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扩大到整个的民族民间音乐，包括现在就是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音乐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都要研究都要保护。

曾子墨：那对于非物质的态度，对于精神的态度呢？

田青：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出了一点毛病，就是我们太注重物质的东西，而忽略了非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过去采风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就听民歌，老人都会唱，张口就会唱。但是现在你再到农村去，那么能唱地地道道的民歌的人很少了，年轻人几乎不会唱。

比如沿海地区，那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早，工业化的程度早，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走得比较快，再加上电视的影响，主流媒体的影响，比如我们搞村村通，就是中国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了电视，那么好处就是我们能及时地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能及时地看到这个世界上流行的艺术。但是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挤压。所以，原来农村的那种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制度为纽带，以血缘关系结成的那种社区的文化、民间的文化基本上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我们所谓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应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拼命的脱农入工。所以我们在向我们理想的社会奔跑的时候，把我们爷爷奶奶贴身塞在我们小棉袄里的祖传的东西丢失了，也可能我们最终跑到我们想要跑到的那个地方了，我们现代化了，但是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曾子墨：看得出来，田青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充满了深深的担忧，田青先生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的民间文化在高声地呐喊。今天来到大讲堂，我想田青先生也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去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想田青先生找到了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田青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精神家园，让他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样来重建精神家园。有请!

田青：我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其实可以解释、可以理解，因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甚至是整个人类，我们的所有认识都要付出代价，当我们为我们的现代化、为我们的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感到惊奇的时候，我们却在以同样的速度在丢失农业文明所留给我们的值得珍贵的东西。包括现在还有些地区，尤其一些偏远的地区，它要发展经济，他要建立工厂，那么这个时候，你跟他讲环保的道理他听不进去，他要迅速致富，直到一个村子人都得了病，他们才知道这个化肥厂或者什么厂排出的水有污染，然后再花大的价钱来治理。这就是人类的认识的每一步提高，都要付出许许多多的代价的。类似这些事情，我觉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

前几天也是一个记者采访我，他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概括一下，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鲁迅在1925年写了一篇杂文，他说眼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鲁迅说的很有气魄，我当时读的热血沸腾，也想跟着鲁迅一起把这些东西都踏倒。现在我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鲁迅先生1925年要踏倒的这些东西，正是我们今天要保护的。80年过去了，我们的认识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古是今，那么古是历史，古和今是不能够分开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会有辉煌的未来，一个丢失了记忆的民族，也不会有美好的将来。是人是鬼，人不必说了，我们以人为本。鬼是什么?鬼起码是传说，起码是神话。神话是什么?神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的。我们所有的神话里都包容着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热情，包容着他们的想像，他们的浪漫主义，和他们对未来的一种设想。三坟五典，三坟五典是传说中的古代的典籍，已经散失的典籍了。中国有很多遗文，失去了的典籍，常常也在口头传说中流传，那么口头传说也是非物质遗产。百宋千元，大家知道这是清代两个大的藏书家，一位有一百部宋版书，另外一位有一千部元版书，百宋千元都是中国古代典籍。我们的典籍，比如《论语》，比如《左传》，比如诸子百家，这些典籍不是我们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对象。但是典籍的这个物质载体，比如宋版书的造纸的方法，它的活字印刷或者雕版印刷的方法，它的装订的方法。这一切，这些技艺，技术的技、艺术的艺，这些手工技艺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球河图，天球据说是昆仑山的美玉，河图就是河图洛书，传说中它是从黄河洛水中出来的。那么现在学者认为，洛书是中国的阴阳学或者天文学的一种最基本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人类，尤其我们祖先对自然界、对宇宙的这些看法和智慧也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另外一个民族，现在会怀疑中华民族的生存权或者对我们中华民族提起挑战。至于发展更没有人怀疑，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是令人眩目的，令所有的国外的经济学家都大跌眼镜。所以当这三大问题解决了的时候，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看法，整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应该调整一下看法，真的是时候了。那么有人讲非物质遗产真像你说的这么危险吗？真的是十年以后就没有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山西是地方戏剧的大省，那么上世纪80年代山西省有52个地方剧种，现在改革开放以后20年，再来找还剩28个，有24个剧种消失了，你要构成一个剧种，第一必须得有历史，你要有几百年的历史。你要有一套你的独特的，有自己传承的这样的戏剧的音乐，你要有大量的剧目，你还要有自己的知名的演员，你还要有经过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的这个剧种的粉丝，但是这些统统消亡了。一方面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有些是你无可奈何的，因为它的消亡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土壤、产生的环境都是农业社会。比如大家都知道民歌里有很多爱情歌曲，爱情不会消亡，但是表达爱情的方式在消亡。过去女孩子给自己的心上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可能会千针万线给这位男青年绣一个荷包，她可能花很长的时间搜集这些丝线，她可能用半年的时间才绣了这个荷包，现在的姑娘发个电子邮件，发个短信，一个短信一毛钱“我想你”三个字，极快，啪啪啪短信发完了，这个过程结束了。爱情没有消失，但是表达爱情的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没有了，原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过去我们很多的集体劳动里都有劳动歌曲，这个大家都清楚。插秧要唱插秧的歌，薅草有薅草的锣鼓，所有的劳动，集体的劳动都伴有歌声。在林区砍木头，伐木有伐木号子，扛木头有扛木头的号子，而且扛木头的号子都不一样，走上坡有上坡的号子，走下坡有下坡的号子。放木头的时候，放排有放排的号子，而现在变成了电锯，唱什么都听不见了。但是还有些艺术，就消失得没有道理。比如对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最大威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主流媒体的狂轰乱炸，它播送的时尚的艺术或者流行的艺术，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深入到千家万户。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趴在电视机前，你给他什么，他吸收什么。我们民族的传统中断了，是社会的节奏太快了，就像吃东西要吃快餐，现在整个文化是快餐文化，要短平快、要速效。所以这些高雅的、优雅的、需要文化积淀、需要充裕的时间才能接受的艺术没有生存环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我们的心在变。有一个例子，陕北剪花娘子剪的花，非常漂亮，非常好，非常美。法国给她出版大的画册，印刷精美的画册，她到欧洲去表演过。她的剪纸，法国人排着队买，买了以后装上漂亮的镜框挂在家里。她自己家里不贴，她自己家里贴的是港台明星的照片，你问她为什么，她说这个不好看，那个好看。一个民族，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传统了，自己不喜欢自己的文化了，你自己急不可耐地要把这些东西抛掉，认为这些东西是土的，是落后的，而认为所有外来的，尤其西方的东西是进步的、是现代的，那么这个民族文化怎么保存?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的媒体和教育制度，包括我们的教材，包括我们整个的教育的内容。一个孩子从小长到大，没有人让他接触传统艺术，你怎么让他喜好传统艺术？他长到20岁没听说过什么叫昆曲，没听过，没看过，你怎么让他去爱昆曲？那么我们现在举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有的年轻人非常认真地在那儿看，要你是中国人，你说你接触了中国的文化，你就无动于衷，我觉得不可能。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是丰富多彩，而且我们民族许多艺术是极具创造性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我过去曾写过文章，我把现在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境看作是建国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建国以来这50年对传统文化大的冲击，应该说有三次，一次是建国初期，就是我们拆东四牌楼、拆西四牌楼，把城墙拆掉的那次，北京一拆城墙，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跟着拆城墙。当时梁思成反对这个事情，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在现在石景山那边，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区，把整个北京的物质的文化遗产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但是非常遗憾，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北京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我有一次重读闻一多先生的诗，读到那句我忽然苦笑，他说，“不不，这不是我的中国”，我想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我们在物质上追求现代化，现在我们每个城市，都是一模一样的现代化的建筑，你到任何一个城市见不到特色了，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这样，一个电视大家看，全中国不管你是什么民族，都是在一种模式的文化的熏陶下，当然不光中国这样，它是一个世界的潮流，所谓现代化，所谓经济的一体化，一定带来这种文化的一元化。当世界上这种同一的前景已经展现的时候，人类才认识到，这绝不是美好的，才想到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想到要用联合国教科文这样的组织，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项目去推进这个事情，我们临近的一些国家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觉悟得早，他们也比我们做得好。就像巴黎，巴黎所有的建筑是不可以拆的，因为这是私有的财产，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房子，我想拆了，可以吗？不可以。我想把原来上面的雕塑去掉，安一个蓝玻璃，可以吗？不可以。人家有法律规定。比如日本，比如韩国，他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无形文化财，他们保护他们的无形文化财，比我们起步早，比我们做得好。比如说韩国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共公布了130多个无形文化财。因为我搞佛教音乐，我曾经到过韩国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门口就有一块政府立的牌子，大韩民国无形文化财产第多少多少号，保护的名字、声名都有，这是佛教的梵碑，的确他那里面还在传唱着从中国明代传过去的佛教的梵碑。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传承，我们这个民族除了黑眼睛、黄皮肤、黑头发以外，能够表明我们是中国人的一切，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歌、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的风俗，我们的节日等等都是，这是一方面。还有更重要的，比如西部开发，但是西部开发不能够再走东部沿海开发的路了，我们不能够再造成污染，也不能年年搞民工潮了。假如我们把在西部普遍存在的民间技艺包括手工技艺保护下来，不走那种以破坏自然和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大工业模式，我们照样可以富裕起来，照样可以发展起来，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确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前程，同时对我们整个社会会有非常深刻的正面的影响。

曾子墨：田青先生在演讲当中，一再地告诉我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传统文化，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应该保护的？这其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传统文化是糟粕，是我们应该抛弃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青：关于精华与糟粕的问题，我们讲了几十年，这几十年的结果是，连精华带糟粕一起抛弃，就像我刚才讲的鲁迅先生的那段话一样，鲁迅当年把这些东西都当成糟粕，他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精华还是糟粕不能够由某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人说了算的事情。时间和社会的发展，有时候会改变你的理想，你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可能恰恰是精华，所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时候，第一，先要尊重它。你没有权力说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政治到文化到经济，我们又多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当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哪一个不是豪情万丈，哪一个不是义愤填膺，哪一个不是正义在手啊?结果我们错了，我们错得还少吗？所以我们当前对传统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你要尊重它。

曾子墨：即便是说对有糟粕的传统文化，或者是说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中一些有合理性的方面，我们还是应该去传承它，或者是说至少是。(www.xing528.com)

田青：当然。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这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有三个晚上，我们在民族宫精心安排了三场演出，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泉州南音。泉州南音是非常了不起的唐宋古音，这是中原音乐，是音乐学界都承认的。演出开始的时候，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个祭祀活动，就是南音的弦友祭祀自己的行业神郎君。过去中国365行，每行都有自己的行业神，比如说鲁班就是木匠的行业神，梨园行就尊唐明皇为行业神。过去我们认为它是糟粕，是迷信，统统去掉了。现在看来，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音乐演出之前，他先要把这个音乐的始祖抬出来，向他恭恭敬敬地行一个礼。第一表达了后代，对前辈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创造了这个行业，他使你今天有饭碗吃，每一代的人，他都有个感恩之心，这是最朴实的传统，最朴实的道德。此外，你在演奏之前先行个礼，自己的心静下来了。因为南音是非常优雅的，需要安静的环境，所以这种活动我们过去当作糟粕取消了，现在又把它恢复过来。这次演出，大家都认为太好了。

曾子墨：谢谢您的回答。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网友给您提问，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为了保存原生态的文化而让中国许多农民生活在穷困的生活当中，这是不是非常的残忍？但是如果帮助那些原住民去开发旅游的话，开发的同时，又会使原来的当地的艺术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田青：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么无耻，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么的丧尽天良，我觉得他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没有人这么做，我们的保护不是他这个基础上的保护。我还举羊倌那个例子。那个羊倌因为唱民歌出了名，现在他当然不放羊了，他光荣参军，到二炮文工团。今年将要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他将代表二炮文工团来演唱，他的机遇已经变化了，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变了。他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好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让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不按照他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他说的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注意提高认识，不要认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没有用的，就不去保护它。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度开发，应该合理地开发，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个双刃剑。它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搞得好通过旅游使它扩大知名度，让它有一个自我生存甚至发展的机会，当然是个好事情。但是现在很多搞旅游的人缺乏文化修养，把挣钱当作第一位的时候，就会过度开发，甚至会为了旅游开发，造古董、说假话来创造利润。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丽江的所谓纳西古乐，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它就是个旅游把戏。

在旅游开发下面出现的这个怪胎，它吸引了很多人，有很多人都知道它，但是所有所谓纳西古乐的说法都是非学术的，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最后终于影响了这个项目的发展和生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吸收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在合理开发的同时讲究科学性，而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真的是热爱，要把它看得比钱重要这才行，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非常感谢！

观众：田老师，您好！我们目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这么几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影像把它记录下来，并存储在博物馆，有人还提出一种要建立一种生态博物馆，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这几种方式的优劣点在哪里？

田青：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现在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但是保护的方法不一样，大家也都在摸索。你刚才提的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原生态的保护，一种是博物馆式的保护，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原生态的保护当然是最理想的，所谓原生态的保护，就是把产生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统统保护起来。比如侗族大歌，我们不但要把这个歌声保护下来，还要把侗族的建筑、服装、村落里的习俗，把这一切都保存起来，这就是原生态的保护。这种保护的确比较困难，像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这部分的人他不想要这种生活方式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姑娘，我不想穿百褶裙了，你说好看没用，我就想穿牛仔裤，我想穿T恤衫，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权力不让她这样做，所以这样的保护一定要有非常合适的条件，包括他们的资源的程度，包括我们投入的程度，我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里生活，我们还要解决他的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困难比较多，但是这样做比较好，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做这种摸索。你说的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博物馆化的保存，就是用现代的技术，包括摄影、摄像，数码化的技术、网络存储技术等等，用这些技术把这些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保护下来，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我们想最好的保护应该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包括一些技艺、一些艺术，我们希望它后继有人，希望它在传承当中保护起来，这是最好的一种保护方法。

观众：田先生，您好！您刚才提到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事情，据我所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鲁迅他们提出的是一种为新文学争地位的策略，并不是反对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反对传统文化的同时，都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我并不是反对非物质文化，但是我想问一下田先生，就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中，我们如何避免把传统文化过度美化这个问题?谢谢！

田青：对不起，我和你的认识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我不同意你对五四时期那些提出砸烂孔家店的人的目的的臆断。你认为这些人仅仅是一个策略，而不是他们的本意，我觉得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拿鲁迅先生说，我看你肯定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当年让鲁迅先生给青年人开必读书的时候，他建议不要读中国书，一本都不要读。他认为中国历史每一页，都写的是“吃人”二字，那么这些话是一种偏激的话。你可以认为他说这种话是爱之深、恨之切，但是你说它仅仅是一种策略，同时他在鼓励或者在做传统的文化，我觉得这我不能同意。因为当时很多的人认为，不把传统文化打倒，就没有办法引进西学，而且认为只有用西学才能救中国，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的认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不必为他们美化，而且他们的一些看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觉得我们认识到他们的看法有合理性就够了。至于你的最后这个问题，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不会过度美化传统文化，我也说我跟你的概念看法完全不同，我觉得根本不存在美化传统文化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谁懂传统文化？有多少人，我想你可能英语说得比你普通话还好，现在对年轻人来讲不是美化传统文化，你根本没有机会让他接触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上就要灭绝了，我们民歌都消亡了，地方戏剧消亡得这么快，我们的传统技艺都没有了，还有谁去美化它呀？

曾子墨：好！谢谢田青先生和我们做的交流。对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得出来，田青先生是满心的焦急，担心它会遗失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手中。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其实也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我想看过这个小小的节目之后，也许您会看到一些希望您会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中其实还有很多人非常热爱我们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的现场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两位北大在校同学，他们将会为我们来表演一段昆曲，我们掌声欢迎。

观众：我们两个人能在这样的场合表演感到非常庆幸。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但是对昆曲却都是业余爱好，所以都应该属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虽然唱得并不好，但是至少不会被归在学院派的演唱者之列，所以田老师在打分的时候估计也会手下留情的，现在我们就演唱一段《浣纱记·寄子》中《意难忘》这段曲子。

曾子墨：谢谢两位！最后我想请问田先生一个问题，看过这个表演之后会不会觉得焦急之感得到一些舒缓，至少看到了一丝希望？

田青：老实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是一个极不情愿的悲观主义者，我非常愿意我们的年轻人彻底地把我教育过来，彻底地把我的悲观主义击毁。对他们两个如果我打分的话，能打最高分了，98分。

曾子墨：我们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把田青先生变成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我想这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非常感谢田青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作这样一个演讲，我记得田青先生自己也曾经说过，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其实就像一匹在草原上奔驰的骏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好比是奔驰的过程当中遗失在草原上的那些珍宝。的确，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艰难，我们可能要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但还要不时地俯下身、低下头去拾那些遗失在草原上的珍宝。毕竟，一个有智慧、有理性的民族，是不会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割断历史的。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不会丢失自己，不会迷失自己。再一次感谢田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