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王缉思

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有着别样的人生经历。出生在广州，成长在北京的他，在北大的燕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去了内蒙古插队而后辗转到河南做工人。在1978年的时候，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多年的政治研究中，中美关系让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社会里，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多重结构性矛盾，会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布什的访华而有所突破，也许我们在这里会找到答案。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去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了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尽管布什在北京的整个行程只有大约4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这次访华，依然备受世人的瞩目。对于中美关系，布什说，它非常重要，但同时又非常复杂。而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有评论说，这是一盘最难解的棋局。也有评论说，中美关系虽然重要，但是并不是很热。那么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应该如何地去解读。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先生。

王先生，从您的简历上发现您好像和北大特别有渊源。

王缉思：我父亲和母亲都在北大工作，我现在也在北大工作，我父母住的地方离现在我们这个讲堂大概有一百米远，我不夸大事实，一百米远，在“燕南园”里边，就这么个渊源，1968年，大家要去下乡插队，我就也插队下乡走了。

曾子墨：因为我们想和您聊聊您的经历，可能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再去问，是怎么决定要到内蒙古去插队的？

王缉思：几个原因，一个是在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什么叫混不下去呢？吃不饱饭，从1966年到1968年，我吃过几顿饱饭都记得清清楚楚，首先是要粮票，我的粮食定量不够吃，原来在家里头，跟家人住在一块，可以掺着，但是后来我就跟家里头分开了，而我父母的工资都扣了，当时组织上发给我一个月15块钱生活费，这点儿钱再省吃俭用也是不够用的，所以在城里就有点混不下去的感觉。

曾子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知青”的很多记忆，其实都是从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知青”下乡以后，其实还是吃不饱，甚至还有出去要饭的情况，不知道您在内蒙古生活怎么样？

王缉思：我在内蒙古吃得饱，因为粮食定量比较高，而且自己也种点粮食，我在那个地方是半农半牧，主要大的环境是牧区，所以牛羊肉比较多，奶制品也比较多，吃不饱饭都是因为干活，比如说去放羊时中间断顿，并不是没有粮食吃，而是说因为干活太辛苦，常常赶不上吃饭。

曾子墨：都干什么样的活啊？

王缉思：什么活都干过，累的活，像盖房子，就是那种土坯房，东北人叫干打垒，拿那个夯这么一砸，砸得我现在这网球肘还没好，就是到现在还犯这个毛病。还有就是种菜，我当过菜园子的头，现在我自己还弄一块小菜园子种菜，我很得意。当然还放牛放羊，放羊的时间也挺长，接羊羔，剪羊毛，给羊配种等等。

曾子墨：您的经历的确非常丰富。除了干活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吗？

王缉思：干活以外就是睡觉了，累了，也没书可看，从北京带去的几本书，大家全翻遍了，至于报纸半个月以后才会来，主要就是《人民日报》这类官方报纸，当然你可以看《毛泽东选集》什么的，这也看，也给农民去宣讲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些事儿干了不少，也偶尔干过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过什么文艺宣传，不过时间很少，基本上就是干农活和牧业的活。

曾子墨：在内蒙古，无论干活多么辛苦，毕竟是能够吃饱饭，而且有牛肉、羊肉吃，后来怎么会到了河南呢？

王缉思：河南是百般无奈，下乡知识青年多数都已经回城了，我没什么办法，父亲、母亲也没什么能力把我搬回北京来，当时我姐姐在河南，她在那儿的境遇也不是很好。她在大学毕业以后，在陕县师范学校教音乐，于是我就到陕县那个地方插队去了，这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那儿又呆了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地方招工，把我招上去，当了一个工人。

曾子墨：考大学的时候困难吗，七七级、七八级考大学，那个时候可能比千里挑一挑出来的人都要少。

王缉思：当时阴差阳错，我上国际政治系，要讲这个故事，可以讲一个小时，怎么上的北大，长话短说就是报的北京一些志愿，如中文系、图书馆系和西语系的英语专业，都没有要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说成绩不好。后来扩大招生，这一扩大招生，国际政治系招了一个班的学生，于是我就作为走读生硬插进来了，但是我无所谓，只要你让我学，学什么都行。

曾子墨：当然选择国际政治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毕竟和国际政治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所以接下来，我想就请我们这位和国际政治偶然结缘，但毕竟是相伴了很长时间的王缉思先生，来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中美关系发展趋势》。

王缉思：我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关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从我个人经历来说，就是政治，跟每个人的命运实际上是相关的，特别是中国人。那么先讲一点点历史，就是中美关系从1949年以来，可以分三个发展（阶段），或者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一阶段中美是对抗。中国人说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跟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共产党，应该是美国遏制的对象。于是这两个国家在朝鲜打了一场战争，后来在越南也是迎头相撞，但是1972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中美关系迅速改善，这段历史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到1979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从1972年到1989年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战略合作的阶段。这一阶段，两个国家都认为对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威胁都很大，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美国急于摆脱越南战争，中国也不愿意自己国家的建设受到外部战争或者其他所谓革命风暴的影响。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主要是在所谓大的战略三角中间寻求一种平衡。1989年以后，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与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有关，而且这个政治风波又联系到了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大变化，一直到1991年苏联倒台。可以说到现在所谓冷战后的阶段，这一个阶段也可以把“9·11”作为一个划线的一个标准，就是起码到2001年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在曲折中间发展。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定出来中美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是战略合作，还是战略对抗，总而言之，起伏不定。先是美国制裁中国，然后出现什么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后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间美国所起的作用。还有特别严重的三场危机。

第一场是从1995年到1996年，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产生了中美的关系的急剧恶化，第二次，美国轰炸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使馆，产生了严重的危机，2001年4月，中美又出现一场危机，就是美国的侦察机到中国海南岛附近，然后跟中国一架战斗机相撞，所谓的撞机事件。如果说有第四阶段，就是2001年“9·11事件”到现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有几个中心词，一个是稳定，就说两个国家的关系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像前十几年或者几十年那样，要不就是非常好，表面上非常好，要不就表面关系非常差。而这段时间，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起大落。第二个中心词，就是合作，因为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比如说反恐合作，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也有合作，当然在这合作中间有一些政策不同的地方，还有就是比如现在，在防止禽流感的问题上，在过去2003年防“非典”的问题上，这些问题上都有合作。第三个中心词，就是防范，相互地防范，都觉得对方有可能成为敌人，而且是战略敌人，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主要战略威胁，如果说现在还不是主要战略威胁的话。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间，这两个国家已经越来越相互依存了，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上，都必须相互合作，这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就这个样子。

现在，切入主题，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所谓发展趋势就是从现在往后，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这些主要特点会不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的发展方向？这里我可以提出几个发展趋势来供大家研究。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特别是在这一两年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为全世界所瞩目，美国人也非常认真地看待中国力量上升这件事情，或者说叫中国崛起，反正总而言之，是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力量比过去强大得多了，使他感到很不适应，这个力量上升，过去一段时间，比如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说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是威胁，可是同时也有一种舆论，就说中国力量上升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崩溃，所以有一种中国崩溃论。而特别是近年以来，美国国内的舆论，一般都倾向于中国是正在崛起，或者说已经崛起，而且这种发展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看不到中国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有力量迅速下降甚至崩溃的可能。可是这种认为中国力量上升的观点又不全都是负面的，有一部分显然是负面的，就是认为中国力量上升就是军事力量非常可怕，可能对美国构成巨大的战略威胁，如果现在美国的战略威胁还不是来自中国的话，也许过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么在所有的国家里比起来，中国力量是最强大的，而且对美国会构成挑战，那就有点儿像冷战时候的苏联，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是在中国的崛起中间看到了机会，比如说在中国投资的机会，跟中国做买卖的机会，跟中国进行其他方面的合作，特别是比如防止传染病、能源方面的合作，环保方面的合作等等。还有一些人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中间也看到了挑战，就是说那些担心中国抢了美国人饭碗的这些企业和利益集团，比如说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中国出口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价位也越来越高，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这些都使美国一部分企业感到相当恐慌的。所以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人现在是感觉到了，可是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办为好，怎么看待这么一个强大的中国，甚至于从政治上看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能够发展得那么快呢？按理说，按西方这种发展模式，这种思想体系来算，要发展得那么快，老百姓生活也还迅速提高，就应该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但中国并没有进行西方人所喜欢的那种政治改革，可是中国力量还在迅速增长，这是不是形成一种发展模式，对美国形成挑战呢？所以大家思考的很多。在这之中，美国人就需要协调政策了，说到底就是对华政策是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来叫做congagementt，就是containment加上engagement，就是说前后两个词搁在一起，就是遏制加接触。跟这个有点相像的叫hedging strategy，就是两面下注的政策，一面认为中国可能可以和美国合作，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可能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那么就两边都可能要付出一点点代价，付出一点点精力来，或者是拉中国，或者是防范中国，或者两种并用。另外一些人就主张跟中国进行深度的合作或者深度的接触，或者深度的互动，最近的一个说法，就是由美国的副国务卿佐立克说的一个说法，他说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叫利益共同体，如果用非常通俗的话来，中国如果从记忆的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是同舟共济，就是如果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要沉了，大家都沉，如果大家航行得很顺利，大家都得到好处。但我要问美国人的就是，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你是不是也是一个stakeholder，跟中国是一样的，还是说你是一个开公司的，然后向中国参股，你给中国配一点儿多少多少股份，显然我们不愿意让他成为这样，但毕竟，他这个说法还是比以前的说法有一些进步，就是说他觉得希望跟中国能够形成一种利益相关的关系，就强调合作的一面，总而言之，他是一种两手的政策。一方面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合作的伙伴，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以及一些全球性问题，比如说能源、防治传染病方面等等。最近布什总统到北京来就说，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发展，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发展，这也是他的实话。可是，同时美国人又很担心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影响扩大了，力量发展得太快。

然而能不能做到，又让中国经济发展，又让中国政治上、军事上不发展呢？这恐怕是很难的。所以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左右摇摆，或者说前后不一致，或者说各个发言人说法不同。这是第一个大的特点。第二个大的特点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多边化，越来越全球化。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是两个国家不能自己单独解决的。比如说“朝核”问题，它涉及到朝核六方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比如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也有很多国家也关心人民币汇率的起落。还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能源方面的合作，还有反恐的问题，反正总而言之，你现在谈到中美关系，它都是一种多边的，有很多人都关心的事情，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别的国家也关心中美关系到底稳定不稳定，是因为他们在其中有着巨大的利益。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在东亚地区如何相处。比如涉及到日本，涉及到韩国和朝鲜，涉及到东南亚，甚至还涉及到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美国现在就担心，中国人是不是要把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或者东亚地区，中国为什么很主张开东亚“峰会”呢？中国人为什么对上海合作组织那么感兴趣呢？中国为什么要搞东盟十加三，经济上是不是要排斥美国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多边的问题。

还有一条是最近一两年美国人非常担心的，就是能源的问题，中国能源发展很快，但能源的需求发展得更快，所以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的资源，包括一些原材料要从国外进口。从哪进口呢？美国人说，你是不是老要跟我敌对的国家拉关系呢？比如说中国到苏丹去投资建油田，往中国输送石油。中国跟伊朗关系不错，中国跟委内瑞拉现在关系不错，查韦斯是大骂美国，可是中国偏偏跟委内瑞拉关系很好。中国也跟津巴布韦很好，但是津巴布韦的领导人穆加贝是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不喜欢的。还有中国人跟缅甸关系不错。那美国说缅甸是个独裁政权，反正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中国现在都跟它关系不错。那是不是你到处要给我拆台，你有什么战略上的想法，你得给我讲一讲。这是一个美国人现在很关心的。因为眼看着中国的影响扩大，于是中国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美国人都很关心，同时美国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中国人也很关心，比如它在中亚做什么事情，它在乌克兰做什么事情，中国人也很关心，这样双方就有一些战略上的相互的疑虑了。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经易合作中有摩擦，摩擦中也有合作。可是这里头就越来越涉及更深层次的两国内部的利益。比如说美国人在经贸摩擦中间特别突出的一个纺织品贸易问题。纺织品的出口对中国来说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其中涉及到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企业，也就是中外合资的企业，那么也就涉及中国的就业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人民币汇率调整，像美国人所要求那样的，调整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三十几，那中国产品还能出口吗？那就要受到非常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可是美国人也说了，我跟你的贸易赤字那么大，如果你人民币汇率一点儿都不调整，我也没办法交代。美国人又说，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高度地重视，为什么呢？因为据美国人说，中小企业，大企业，凡是美国所有的企业，只要说起中国来，都要提知识产权，美国所有的议员，一说起中国问题，都要提知识产权，随着中国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抓得越来越紧。这确实涉及到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利益，就是说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好，经贸合作也好，都涉及两国的一些核心的经济利益。

我刚才讲了很多很多的事，那么这些事情中间有没有一种必然的相互的联系呢？这也是可以对比过去。过去美国说，如果你改善人权，我这个“MFN”，就是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跟我合作，台湾问题上我就可以稍微地跟你有一点儿合作等等。但是现在这问题越来越多之后，这个相互之间这种联系，很难找出一个一致的逻辑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纺织品的问题，跟知识产权的问题，跟人民币汇率问题当然是有相互联系的。但是纺织品贸易问题跟台湾问题，或者是朝鲜核问题跟中国的石油进口，这些问题能够穿到一起吗？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把所有的问题都搁在一起呢？我觉得比较难。这就是说两国相互间有某种的隔绝，但这既带来一些坏的地方，也带来一些好的地方。坏地方就说两国领导人都说我们这个问题就这样了，恐怕解决起来相当地困难。比如说现在在两岸关系之间做了很多的举动，使两岸关系得到缓和，同时台独势力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按理说，美国是不是在军事方面松动一下子？因为我们觉得中美之间如果要打仗，风险就发生在台湾海峡。台湾海峡的局势缓和了，为什么你美国还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呢？美国人也说，台湾海峡关系比较松动了，你也没有放松你军事上的准备，你是不是导弹造得慢一点儿，你飞船发展得慢一点儿。这就是说在一个方面取得进展，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中美关系的和缓。同时两国在另一个方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贸易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出现问题，吵得很厉害，但是它不至于把全局性给搅了，中美关系也不至于全局都动。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问题它都有自己的逻辑，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并不一定以政府方面的意志为转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间最敏感最重要最什么的问题。现在也还是这样。可是它的紧迫感，已有点儿下降，至少是暂时下降了。不妨回顾一段简单的历史。就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要讨论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美国人非常着急，觉得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为打台湾做了一个法律上的准备，老是想来劝阻中国政府，说你不要干这个事情，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不利。因为美国现在把全世界战略的重点，显然放在了所谓大中东地区——伊拉克、伊朗，如果次要一点儿，朝鲜问题对它来说也很重要，反恐的问题很重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也很重要。台湾在整个战略棋盘里头占哪儿，占多大？显然不愿意台湾问题出乱子，出了乱子谁搞“台独”，然后引起中国大陆激烈的反弹，美国又不得不援引台湾关系法又来说，那布什政府感到很烦。像目前这种情况，他觉得是基本满意的。对于我们来说，经过那么多年的磨合，经过那么多年跟“台独”斗争，我们也知道，台湾独立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我们是有能力控制中间局势的。

那是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信心增强了，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在迅速增长，台湾的力量是不是在迅速增长，“台独”的势力是不是在迅速增长？是不是很多台湾人，或者多数台湾人，迫不及待地一定要修改“宪法”，迫不及待地一定要推动公投，把台湾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所谓新的国家？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因此我们是有耐心的，也许假以时日我们就能统一了，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中美关系中间的台湾问题，是可能是得到某些控制的。这样总体来说，这里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五个大的发展趋势。在这中间，我刚才已经说了，美国现在是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环顾全球，它最大的麻烦是在中东地区，在伊拉克，最大的危险是恐怖主义，是本·拉登，是扎卡维等很多人。他关心的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国内的问题，如国内的经济发展，“飓风”的问题，还有布什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些事情，也引起美国广泛的注意。所以，它不会把中国当作主要威胁，主要战略对手。而我们这方面，强调更多的今后是20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强调和平、发展、合作，我们强调在世界上也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如果中美关系不和谐，你怎么可能有和谐的国际社会？显然我们希望中美关系也和谐，中美关系中间的合作力度越大越好，当然美国跟中国还有摆脱不了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它可能将来还是要跟我们作对的，或者是说它总是一种阴影。就是在他们看起来，中国也可能强大起来，会对美国造成更大的，更多的问题，这样两国间的相互防范，恐怕也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我想我就先开这么个头。欢迎大家提问。

曾子墨：听过您的演讲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在网上征集来的问题，第一个网友，他的名字叫做“热爱中国的山姆叔叔”。他说，虽然中国一直都说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是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国、德国、日本，他们的崛起都必然会对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影响，甚至会导致战争的发生，而在崛起过程当中的德国、日本，也都不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但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之后，它们却又各自发生了转变，认同了民主这样的“普适”价值。您认为美国最终是会认同或者不得不去认同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呢？还是说最终中国会向日本或者德国那样融入世界体系，认同这些普适价值？

王缉思：中国已经认同了很多的世界的普适价值，比如说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中国认同的普适价值。当然我们在前面有一个限定词，就是说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那些个概念。但是这个前头加了修饰词，它那中心词还是同一个，还是民主、法治。

曾子墨：您不认为这中间有什么差别？

王缉思：当然有差别，差别非常之大。比如说西方政治是一个多党制的，我们的民主政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跟西方的想法、要求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我觉得只有通过时间来证明，就是说哪一种发展模式更适合中国，至少我个人认为，现在把西方那一套完全照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而且老百姓也不能接受。我们要社会主义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跟西方不一致的普适价值向外推广，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要灌输同样的东西，这样就使美国人也感觉到了，就说中国的成长，中国的壮大，是限于它自己国内要做的这东西，说得透彻一点儿，他说你这个pattern of development，是一种防御性的，而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没有人，就是连最反华那些人也没说，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进攻性的。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忧虑，尽管这些意识形态的差距还在，但好像不是越来越扩大了。

曾子墨：不是对立。

王缉思：嗯。

曾子墨：好，谢谢您的回答。接下来，这边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做“阿里郎”。他说，假如我来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我就希望朝鲜问题永远存在，这样中国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张王牌，请问您怎么看？

王缉思：国际间有利益，也有道德，有很多东西是能够说，但是不能够做的，有些东西是能够做不能够说。比如说一个国家它总会说，它希望所有国家都一样强大起来，但是它总会心里想，如果这个国家强大可能对我有一点儿好处，那个国家强大不一定对我有好处。比如说在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之下，我们很少人说，我们希望日本迅速强大起来，但是你也不会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日本，我们不希望日本经济发展等等等等，因为这有一个道德问题，有一个你能不能说出口的问题。像朝鲜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我们从原则上来说，我们欢迎朝鲜和平统一，我们当然欢迎，而且从道义上、原则上讲，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一个好事情，问题是这里头，你要非常现实地看这个问题的话，朝鲜是不是马上能够统一，如果能够马上统一，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韩国它是不是非常愿意朝鲜现在就马上统一？因为带来的可能是，它也可能有一些困难需要处理的问题，就像东西德的统一一样。这就是整个朝鲜民族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原则上来说，我们欢迎朝鲜统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现在不可能马上统一，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说，它想统一我们也不让它统一，这样事情做不得。其中的一个重要要原因就是，我们也不希望美国或者是日本对我们这样。那么你问问美国人、日本人，说希望不希望中国统一，中国人两岸要统一起来，你同意不同意，我敢说，没有几个日本人、美国人他会说，这可不行，他即使心里想着，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曾子墨：好，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同学提问。

观众：主持人好，王教授好。我是北大学生，我有个问题想请问王教授。就是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一定的支配权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壮大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阶段，还有在美国对华政策所处的一个摇摆阶段。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这种战略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是放弃了这种支配权？如果是，那么我们做何考量？谢谢。

王缉思：支配权这个说法，很难加以理解，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会用这种说法，其他一些国家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是有这个说法的。实际上它跟霸权是一个意思。美国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掌握全球的霸权或者支配权，可是就是在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支配下边，也有很多不听话的，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听话，朝鲜当然也不听它的话，古巴也不听它的话，那么更不用说中国也不会说我是听美国话，美国人支配我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这么强大的国家还不能达到支配，那么我们中国要支配，怎么能够支配得了。第一，还是回到一个道义的问题上，你凭什么要支配人家。第二是，你有没有这个力量去支配人家。你说越南应该怎么办，蒙古应该怎么办，哪些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按什么模式发展，这种支配权谈不上。谈不上支配权的时候，当然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处在世界力量的中心，我们也不是处在世界漩涡的中心，我没有必要去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发展自己，这样对别的国家就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相当大了之后，就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影响。比如说越南、柬埔寨，就用人民币等等，你不用说我要建立人民币的支配权，他自然而然就用人民币了，你到新加坡去，你也可以拿人民币换新元，那就是你经济力量强大了，你的货币稳定了，所以随着东西就来了。尤其是中国人有这样一种处事哲学，我们不张扬，我们不到处去喊，说我要当领导，我们中国人也确实(谦逊)，让你当领导，你说，我的水平还不够，如果同志们、领导都信任我，我就干吧。好像很勉强、很腼腆的样子。我想这对于在世界上做事情也有一点儿好处，你不要搞那么高的姿态，我们崛起了，现在世界上，既然美国敢支配，凭什么我就不能支配，这个毕竟是我们跟美国国力相差得很远，而且我们国家的传统思想文化也与之不符。

曾子墨：好，谢谢您和我们同学做的交流。

观众：王教授、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能源价格急剧上升，中国企业又向海外扩张的情形下，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向中国人民币汇率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为此很多人就会怀疑说，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否会重蹈当年日本经济的覆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吸取哪方面的教训？谢谢。

王缉思：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相当地谨慎。就是说不管外国怎么炒作，首先我们坚持两条，说人民币不能是永远不变的，必须要进行人民币汇率方面这个形成机制方面的一些改革，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的说法，这就是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和集体工作部门经过反复思量之后采取一种小步走的办法，一点一点地调。现在是往高调了2%左右，两个百分点。那么将来是不是还要继续往高调，有可能，但是在这个高中间也可能再往低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过去日本汇率的大幅度调整，回过头来看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智。还有你刚才讲，还要吸取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不是有了钱，就到处去炫耀，说我要买你的房地产，要买你的大企业，买你的东西，买是应该买一些的，但是我在中间要做很多的盘算。如果盘算没有盘算得好，只算经济账而没有考虑很多的政治因素、人文因素、国际因素的话，就有可能吃亏。因为你这个动作太大了之后呢，让人感觉到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政府的机器在促使你这么做，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个战略上的考虑，要把世界上的能源怎么样地弄到你自己手里。还有一些说法也是我们平常在报纸能看到的，是不是马六甲海峡，怎么美国人、日本人能够控制，我们是不是能够派远洋海军到那边去控制？军事力量只有发展到美国那种程度，我们才能有石油的供应，这显然也不是这样。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很仔细地考量，不能看见能源紧张了，美国人说中国跟美国争能源了，我们也跟着他讲我们争能源，跟美国能源方面合作现在是多方位的。一种是考虑石油、天然气供应的问题，石油市场稳定的问题，但是更多你要考虑新的能源。在这些问题上面，中美之间都有很多的发展余地，也就是说确实在经济合作中间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同时呢，也不能什么事情都考虑政治，把能源问题也都看成一个“地缘”政治，以致引起两国间的冲撞。毕竟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些不相匹配的地方，那么你做得太猛、太快，就会引起警觉。

观众：王先生好，主持人好!从一些报道中，我个人得到以下结论，就是在目前中美关系中，美国要求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要求中国合作。第一个，从中国国内来看，美国要求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人权问题，现在则是贸易逆差问题上来与美国进行合作。第二个，要求在地区问题合作，比如朝核六方会谈上，要求中国给朝鲜施加压力，第三，在国际层面上，比如说在一些反恐问题，或一些防治艾滋病方面要求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那我想问一下王院长，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美国这种要求，或者说中国如何应该消除美国对中国这方面疑虑？谢谢。

王缉思：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跟美国合作了，而且这种合作还是富有成效的，比如你刚才提的三个方面，一个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我们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们调整的幅度还达不到某些美国人的要求，为什么说是某些美国人要求呢？其他一些美国人也未必希望中国人民币大幅地调整，调整20%、30%，因为这对美国的很多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损失，所以并不能简单说，中国的汇率大幅度地上扬，就会对美国造成多大的好处。另外一个，比如说朝鲜核问题上，我们已经跟美国进行了合作，美国现在所要求的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可实现，也就说希望我们给它搭成一个平台，让美朝之间可以沟通，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当然有一些美国人会要求说，你是不是能够断绝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然后就是迫使朝鲜接受美国的条件？这个当然是我们不能做到的，美国人目前从官方来说，他也没有做出这种姿态来说，你必须断绝为它经济援助。还有一句话，那如果你连你的盟国都说服不了，你何来说服中国呢？意思是说，韩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经济合作，这些都发展得很快，而且它也没有条件，说如果你不做到哪点，韩国就不给。那么，好了，韩国是美国的盟国，那美国连韩国都不能说服，又怎么能够说服中国呢？还有一条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的，比如说能源问题、禽流感问题，这些我们都跟美国合作得相当不错。在禽流感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做的很多了，但是美国还有点不放心，是不是你有些瞒着的，没有报的事情，那我们就说没有，这个东西已经越来越透明了。

曾子墨：好，谢谢您跟我们现场的学生所做的交流。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您想说些什么话，或者用些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王缉思：希望大家能从一个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国家越来越相关的角度来考虑中美关系，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巨大的政治，或者是离我们很远的一种政治。

曾子墨：好，谢谢王缉思先生今天给我们作的精彩的演讲，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讲述了中美关系当中现在的几个焦点问题，讲述了影响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发展的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谨慎和乐观的预测。再一次感谢您，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