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独特道路：西方与东方的融合

景德祥

1963年出生，原籍江苏宜兴。他孜孜不倦，先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而后公派留学德国，最终获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德国17年的学习生活，让他对这个国家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并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德国近现代历史。2006年时逢德国大选，政府更替，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德意志这个民族，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如何选择？景德祥用他严谨的语言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有人说德国自古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因为东欧和西欧的分界线从德国穿越，所以让这个国家有着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骁勇善战的日尔曼民族长年征战，又让许多个小国之间纷争不断。特别是东德和西德的分道扬镳，更让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分裂最终达到了最高峰。在当前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德国的政党之争，总理之争，似乎又一次变得硝烟四起，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新总理默克尔在上任之后，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又应该如何地去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景德祥先生。

景先生，了解到您的简历，我们听说在德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相当相当地困难，说得通俗易懂一点，要比美国的PHD值钱多了，是不是这样？

景德祥：是不是比美国的PHD更值钱，我不知道，但是拿一个德国的哲学博士确实是比较难的，你看看我的白头发就知道了。

曾子墨：要付出怎样艰苦的努力，才能够在德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景德祥：我觉得德国人搞学问是非常之严谨的，你看一下他们的论著，看一下他们所用的资料，他们的注释，你就知道他们花多少工夫。相比之下我们就有些欠缺了。

曾子墨：您是在1984年到西德留学的。您能把当时的留学生活跟我们描述一下吗？那里的学习、生活和当时的国内有什么不同？

景德祥：可以说与国内很不同。因为在德国，大学生活都是很独立的，老师上完课以后就给你开一个书单，让你自己去寻找图书，写研究论文，到了期末也没有什么考试，这对我们来说，起码对我来说是比较难适应的。因为我曾经在国内通过各种考试，先是考上大学，然后又考上出国研究生，一路下来我们都是考试英雄，都是闭卷考试的考试英雄。但是在德国写每一个学期的论文，都等于是开卷考试，所以我们还是，起码我觉得还是有点不适应。

曾子墨：除了学习方面的不适应，生活方面呢？

景德祥：生活方面也可以说不大适应，当然了德国也有好吃的，也有很好的啤酒，我也喝了很多啤酒，可惜没发胖。

曾子墨：今天还是这么瘦。

景德祥：我很对不起德国人民的培养。

曾子墨：在德国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

景德祥：我一共生活了17年，留学、工作，一共17年。

曾子墨：回到北京之后觉得做学问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景德祥：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国内起码对德国史研究来说，就觉得很缺少资料，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学术讨论少了一点。

曾子墨：在德国生活那么多年，对德国方方面面肯定有很多的了解，最让你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景德祥：最让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德国人讲究学术的严谨性，思维的逻辑性，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是一，二是二。

曾子墨：聊了这么半天，我不知道在场的同学是怎么感觉，好像您给我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十几年在德国受了很多的熏陶，变得像德国人一样，说话特别严谨，一是一，二是二，好像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多余的话。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在不谈您的学术的时候，您会不会比较轻松些？

景德祥：实际上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是很会说笑话的。我的同事也都是这么评价我，不过在做学问的时候，我是非常严肃，讲到学术的问题，我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在平时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很放得开的。

曾子墨：您刚才说，您也有特别放得开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生活中最放得开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景德祥：这个大概就是跟我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说很多笑话，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风趣的人，甚至有一位老师说，他们应该把我所有说的笑话……

曾子墨：编辑成册。

景德祥：编辑成册，然后拿去出版。

曾子墨：我想今天在《世纪大讲堂》当中，还应当有一个相对严谨的学术氛围，所以我们也希望景先生能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学术的态度来进行今天的演讲，所以很遗憾，大家没有机会来欣赏到您风趣幽默的一面，可能只能够欣赏到您严谨治学的这一面。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景德祥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德意志独特道路”的新解释》。

景德祥：谢谢主持人，同学们好!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德国两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大家听到了这个标题以后，就会问，“西方道路”、“东方道路”、“德意志独特道路”，这三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东方道路”、“西方道路”这些概念，都是就德国的中欧的地理位置而言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德国所走的一条有别于“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的一条历史发展道路。“德意志独特道路”，这个概念在以前已经有过两种解释，“德意志独特道路”这样的说法最初是19世纪晚期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他们认为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也就是与西欧国家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德国没有依靠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了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富强；而且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条优越于西方道路的历史道路。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一种批判性的解释，这是在二战以后，德国，也就是联邦德国，或者说西德的社会史学派提出的，他们认为，19世纪的德国确实是走上了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独特道路，但是恰恰是因为德国走上了这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没有发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革命，而使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了纳粹主义的歧途。2000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关于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书，叫《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在这本书中，云客乐第一次把德意志独特道路这个观点从19世纪德国历史延伸到20世纪的德国历史。他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德国的历史是一段德国偏离西方，而且是在某一个阶段离西方近一点，在下一个阶段离西方又远一点，最后走向西方的历史。

我个人认为，云客乐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有他的缺陷，就是他只重视了德国道路与西方道路之间的差距，却忽视了另一条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道路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19世纪与20世纪德国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仅受着西方道路的影响，而且受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叫做东方道路的影响。为什么叫“东方道路”呢？1917年以后，俄国发生了革命，这样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地理方向，所以我们说德国近两百年来的历史就是在“西方道路”与“东方道路”之间的选择，对这两条道路的实践，以及各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得出结论是德国走向了“西方道路”。(www.xing528.com)

下面我就把我这个观点具体到19世纪与20世纪德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我先讲一下19世纪“德意志独特道路”是怎么回事。在19世纪德国遇到了西方道路三次的冲击，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由于德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德国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第一次冲击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法国大革命在德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进步人士积极响应，但是由于当时的德国一盘散沙，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也与法国不一样，所以没有爆发法国式的大革命。而拿破仑战争，却激起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义激情，他们与德意志人民，与封建君主团结一致，赶走了拿破仑，但是同时也赶走了自由、民主道路，使得德意志封建君主第一次顶住了西方道路的冲击。第二次西方道路对德国的冲击是1848年革命。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全面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过于乐观，过早地结束了革命，使得封建贵族有机会卷土重来，扼杀革命。第三次西方道路对德国的冲击，是1862年的普鲁士宪法纠纷，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与资产阶级议会因军事改革问题发生冲突，就在威廉一世正准备妥协，正准备退位的时候他却找到了俾斯麦作为他的支持者。俾斯麦不仅顶住了资产阶级议会的进攻，而且通过三次战争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封建贵族取得了政治上的第一把交椅，当然俾斯麦也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德意志民族得以迅速发展，经济上、军事上、科学技术上都获得了欧洲的领先地位。德意志独特道路似乎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最后德意志帝国还是走上了对外扩张，走上了战争和灭亡之路。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被打败了，帝国瓦解了。这时的德国走到了一条三岔路口，有人要求返回德意志老路，有人主张走西方民主、自由道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当时刚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要求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在那个时候，德国就处在“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还有一条德意志老路这三者间做出选择的当口。自然这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以艾伯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坚持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镇压了左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右翼的暴动，建立了所谓的“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什么意思？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之所以叫“魏玛共和国”，是因为这个共和国的立宪国民大会是在魏玛古城召开的，因为当时首都柏林非常混乱。从1919年开始，德国在西方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这条道路上，他遇到了两重障碍。第一重障碍是十分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必须割地赔款，德意志民族感到非常地愤怒，他们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道路与《凡尔赛和约》联系起来看，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视为一种侮辱，许多人因此对西方道路做出拒绝。魏玛共和国遇到的另一大阻力，来自于《魏玛宪法》设计者本身，他们在设计《魏玛宪法》时，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是十分简单的，只要实行了民主与自由，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实行了过多的民主，人民可以选举反民主的党派，人民可以直接选举德国总统，人民也可以通过公决直接立法。这么多民主使得德国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而另一方面，《魏玛宪法》又设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德国总统，可以说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它的缺陷就在于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权之间的不良结合。高度的民主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中，高度集权的总统最后出来收拾局面。到1930年，德国的大联盟政府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而破裂，总统兴登堡就开始实施总统内阁制。大家知道，在实行了三届总统内阁以后，第四位总统内阁总理就是后来的纳粹独裁者——希特勒。希特勒上台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也受到了所谓的东方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的威胁。在1932年11月，德国的大选中，德国共产党的选票有了明显的上升，德国资产阶级因此大为恐慌，就向兴登堡总统施加压力，让他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当然这也是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希特勒上台后，他的施政迎合了许多德国人愿意回到德意志老路的愿望，但是希特勒走的道路不仅仅是一条老式的、旧式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而是一条非东非西，东西皆有的德意志独特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希特勒的政治制度，它既有东方制度的特色又有西方制度的组成部分，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可以这么说。对于要求走东方道路的人呢，比如说工人阶级，他给予一定的满足，比如说解决失业问题，推行一系列社会福利，给予比较便宜的贷款，组织工人出去到国外去旅游等等。而对于要求走西方民主道路的人们来说呢，希特勒也给予了一定的满足，比如说你们不是要选举吗？他频频举行大选，也举行人民公决，但是当时只有他一个纳粹党，纳粹党在每一次大选当中，在每一次公投当中，基本上都是获得百分之九十几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的“德意志独特道路”是一条非东非西，东西皆有的道路，但是希特勒他不仅不满足于在这方面的行动，这方面的政策，他还要向东西方，几乎是同时向东西方开战。所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的道路是一条德意志绝路。大家知道，1945年这条德意志绝路走到了尽头。这样，德国又走到了一条三岔路口，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走到了尽头，但是德国还面临着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走苏联模式的“东方道路”的抉择。在冷战的影响下，1949年德国分裂了，德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在苏战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在西战区，民主党派，西方道路的支持者建立了民主、自由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局面。在此以前的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走的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东方道路”，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道路”，而现在德国既走上了东方道路，也走上了西方道路，当然它的前提就是德国一分为二，东西德是各自为国，分道扬镳。

德国的分裂，当然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场悲剧，但是对于从德国政治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场幸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45年以前，几乎所有德国人就有一个概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德意志民族内部各个派别，各个阶级，各种道路的追随者相互之间就展开了非常残酷、非常激烈的斗争，往往只有一个派别取得胜利，而现在呢，你主张走东方道路，那好，你到东德去，你如果是主张走西方道路，那好，你到西德去，各得其所。东西德分裂时期，也是“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在德国展开竞争的时期。这竞争帷幕一拉开，东德就明显地显现出经济上的弱势，大批的专业人才逃离东德，东德有着人走国空的危险。到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决定建立后来举世闻名的柏林墙，大家知道，柏林是处在东德的中心，而柏林又像整个德国一样，被苏军、英、美、法分别占领。西柏林属于西方三国的占领区，东柏林属于苏军的占领区，也是东德的首都。那么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就决定把西柏林围起来，因为很多东德人都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1988年我是第一次到西柏林去，看到了接近大概有三米高的柏林墙，西柏林这个柏林墙涂得一塌糊涂，但是东柏林那个是非常干净。很有意思。经过了40年的竞争，到1989年，竞争的结果出来了，东德支撑不住了，绝大部分东德人向往西德，东德人最后推倒了柏林墙，涌向了西德。这是在1989年11月9日，当时我也在西柏林，作为德国历史的研究者、学习者，我亲身经历了德国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对我个人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东德瓦解以后，西德就把东德的遗产继承下来。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了，它意味着德意志民族告别了东方道路，东德人民加入了西德人民走向西方的行列，这意味着德意志独特道路告终了。我就讲这些。

曾子墨：好，谢谢!谢谢您刚才带给我们的演讲。这里我也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德国一直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辈出的地方。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德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曾经在社会的发展当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那不知道在德国的发展道路上，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在纳粹掌权之前，按理来说，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判断会比较超前，而且可能对于社会发展的这种极端的势头，应该有一些这种纠错的能力。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景德祥：可以这么说吧，总的来说，德国因为知识分子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就它的主体而言，在19世纪、20世纪，德国的知识分子是失职的，在19世纪，他们充当了民族主义潮流的拥护者，他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在德国的统一过程当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是占少数。可以这么说，德国走上纳粹道路，德国知识分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有预见的，他们及时地做出了抵抗，但是可惜这些人是属于少数。

曾子墨：另外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我们知道最终它的独特道路也好，它的东方道路也好，其实到最终的结果都是让位于给它的西方道路。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德国发展的一种必然，为什么“西方道路”最终能够战胜，或者说取代了其他两种道路？是它的哪些优越性让它取代了其他两种道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这是不是一个可能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指示性的意义？

景德祥：应该这么说吧，西方道路意味着市场经济，当然了，西方道路本身也有一个自我改进的过程。西方道路在开始的时候也不完善，市场经济是世界的大潮流，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它的缺陷。在西德，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改善，大家都知道艾尔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至于西方道路的其他优点，如法制国家、自由、民主，这些先进的政治原则，都是在实践过程当中被证明是优越的，是受到人民欢迎的。

曾子墨：那我们看到，其实不仅德国是这样，在二战之后的日本，也选择了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法制的制度。那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吗？

景德祥：应该说是有普遍性的，但是问题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

曾子墨：能不能再给我们阐述得更详细一些，它不简单的地方是在哪儿？

景德祥：可以打这么一个比方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的一个器官生了病，必须换另外一个器官，这个诊断，这个手术是必须的，但是这手术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不是说你做这个手术，换另一个器官就了事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必须非常谨慎。

曾子墨：好，这边还有网友的提问，来和您沟通一下。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我爱卡尔的大胡子”。他说这个问题想必您已经可能回答过了很多次，但是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您交流，还是想再一次地提问。他说德国和西欧之间在二战之后实现了和解，但是日本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之间现在还是不断地发生纠葛，发生冲突，为什么德国能够做到忏悔，而日本不能？那么德法之间，和德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给今天的东亚局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景德祥：德国的历史，也就是联邦德国的历史跟战后的日本，他们在历史反思上的不同，我觉得有这么两三个重要原因。一个是德国在20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两次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它就失败过一次，有很多人还不相信，就像希特勒一样，要再来一次，但是最终又失败了，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二战的失败是第二次大的战败，所以对他们来说，战败的教训更加深刻；而对日本来说，1945年的战败对他们来说，是50年以来第一次战败，有许多人还不相信，还不服输；而德国能够反思的另一个原因我想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处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周围的所有国家曾经都被希特勒德国侵略过，都是他的冤家对头。德国人要么不出门，一出门就必须面临历史问题，所以他必须向邻国认罪，而日本就不一样。它是一个岛国，它不必几乎每天面临邻国的指责，它会有一种苟且偷安的心理。第三点，我觉得德国的左派还是要比日本的左派要强得多，到现在为止，德国已经有过两段左派，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阶段，德国左派在德国政坛是相当强大的，而日本就不是这种情形。维利·勃兰特，一位很有名的德国总理，他就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30年代、40年代就抵抗过纳粹，所以他能够做出那样的举动，他在1970年12月7日在波兰的犹太人纪念碑下下了跪，这个大家都知道。而在日本，像这样出色的左翼的首相，我们却看不到。

曾子墨：好，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谢谢!下面，我们把提问的时间留给我们在座的各位。

观众：谢谢主持人!景博士，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德国是选择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之路，并且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现在我们国内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改革，而不会采取苏联那种休克疗法。我的问题是它们当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具体地阐述一下，最好是最后能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一下，谢谢。

景德祥：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当时德国为什么在19世纪做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我觉得这跟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德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是有很大关系的。统治阶级是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对于目前的改革而言，我只想说，一个国家既需要统一，又需要民主，关键是能不能把统一跟民主结合起来。

曾子墨：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其他哪位，希望继续提问。

观众：景老师，您好!刚才您说东西德的分裂对德国来讲是一件幸事，就是两面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偏好当中选择自己的想去的那一方。但是当时德国能够给人们这种自由流动的这种自由吗？

景德祥：我说的可以选择这只能局限于在建国的时候，东德要建立了，西德要建立了，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呆在东德，那么他就直接就跑到西德去了，或者是德国西部去了；而有些人，当然这是少数，他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就跑到德国东部去了，这在当时，总的来说是少数，但是当时人还是不少的，但是我说是一件幸事，更重要的是说在同一个时段，一个民族可以实现两种制度，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你一个国家，你比如说在一个省，在一个州发生了暴动或者革命，推行与中央政府相违背的这个制度，那中央政府就要来镇压他，这是不可能的。而在1945年以后，在东西德建立的时候，一个民族可以干两件事，可以做两个试验，如果说不能这样子的话，那么德国的最终走向“西方道路”，最终在“东方道路”、“西方道路”之间做出抉择，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那就不仅需要40年，或许是需要80年，我是不主张过于简单化的这个结论。现在的联邦德国，或者是1989年时的西德，它的道路，你说它仅仅是西方的道路或者是市场经济的道路，那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西德的政治制度，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市场与社会福利，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在力求平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力求平衡，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它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又要照顾到其他邻国，其他民族的利益，可以说是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力求平衡。我们不能简单地就说西德走的是“西方道路”，就是市场经济，或者是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德意志独特道路”这个专题，是需要这么一种衬托，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是比较片面或者是只讲这一面。

曾子墨：接下来看还有没有哪位希望提问？旁边。

观众：景先生，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谈到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在道路选择上的责任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支持在“西方道路”这一方面的代表学者来看，英、法、美这三个国家，它们都诞生了很多很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学者，比如说像洛克、孟德斯鸠等等，但是在德国，好像代表西方道路的学者稍微欠缺一些，但是代表“东方道路”的，我们看到德意志却产生了马克思那么伟大的人物，这里面有什么历史原因呢？

景德祥：我想你说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是赞同你的观点的。但是就“西方道路”而言，不要忘记，德意志民族有一个康德，这个不应该忘记，而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诞生了一位马克思，这也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很值得我们回味的，有些人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德国土地上产生的反西方的思想，一种新的道路的选择。可以这么看。

曾子墨：好，非常感谢景德祥先生今天和我们现场的观众所做的交流，最后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看您希望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来结束您今天的演讲？

景德祥：这么说吧，我今天非常荣幸到凤凰卫视来做客，非常荣幸与大家一起讨论，

曾子墨：非常感谢景德祥先生今天带着我们回顾了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德国所曾经经历过的发展历史，特别是给我们讲述了在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之间，德国曾经选择了怎样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观众，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听过了德国的这段历史之后，正像刚才大家提问所表述的那样，可能会觉得它对于中国今天也会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再一次感谢景德祥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