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安全文化的分析介绍

罗云

1956年出生于云南罗平，至今仍念念不忘18岁那年在易门铜矿当矿工的岁月。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的胳膊、后背都留下过被砸伤的痕迹，他也曾经目睹工友被大块的片帮砸死的惨状，直接间接的伤痛似乎左右着他人生的选择。

“文革”以后，罗云考入了武汉地质学院，1985年他转向了新开设的安全工程专业，从此和安全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90年代，罗云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安全也是生产力的学术观点，并且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安全经济学的专著——《安全经济学导论》。而他所着力阐述的安全生产的灵魂缘自安全生产的观点，更是为中国矿难频发的缘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读。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2005年刚刚过去，可能很多人还沉浸在新年来临的喜悦当中，然而回顾过去的整整一年，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在媒体上看过了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了在200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那些被笼罩在矿难阴影下的日日夜夜，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请到了这样一位嘉宾，他和安全生产有着长达20年的不解之缘，而且对于中国的矿难频频发生的原由，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更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就曾经是一名矿工，曾经有过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演讲嘉宾、中国地质大学安全生产中心研究主任罗云先生！欢迎罗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其实以前我就知道，很多人都愿意把罗云先生称作是“安全守望者”，我也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地合适，显示出了罗云先生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态度。

罗先生，您那时候开始在矿山工作的时候有接受什么安全方面的训练吗，有人给过您任何建议吗？

罗云：真还没有。我们那时候作为一个矿工，是师傅带徒弟，老工人指导一下，基本上就这么成为能够独立工作的工人了。严格的，比如说我们当时要放炮，在井下作业要放炮，而今天作为一个放炮员，要操作各种爆破器材，是要经过严格的培训的，就是要具备资格证才能生产。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师傅这么领一两个月、三个月，成为新工人，师傅带徒弟，可以成为一个工人了。

曾子墨：开始的时候是好奇、新奇，而且是非常快乐，觉得幸运，渐渐地怎么会开始觉得说也许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当您看到别人受伤，自己身上也开始有小伤的时候，怎么想？

罗云：对。随着做矿工的深入，可能慢慢地就会感觉，这是个危险的工种。因为一个是客观上自己面对很多危险，可能会有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影响的危险因素，还有呢，真是接触到、直接地接触到一些事故，比如说我们工友触电坠落的死亡，还有被塌方压死的。

曾子墨：您自己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是什么，还记得吗？

罗云：我自己本身，出了一些小的伤害，非常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国庆节时碰到的透水。因为我们是一个平的巷道作业，在云南，雨季的时候，显然在高处，平台上，因为我们是在半山腰这么掘井作业。可能平台上集中了一潭子水，一个水塘。在国庆节的时候，由于掘进的过程当中，可能打透了，穿了，不是直接打透的，而是随着慢慢的过程渗透，它透掉的。但是恰好我们当时国庆节放假，没有在现场，所以躲过了一场灾难。为了恢复生产，我们作业了很长时间，一两个月，要清淤，还有被破坏的、被损坏的现场设备要重新恢复。这个我记忆很深刻。

曾子墨：曾经做矿工的那段经历，对您后来职业选择，包括现在您研究安全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罗云：上大学，学的是从事采矿掘进工程的专业，也就是我们矿山里的最基本的一种作业，非常艰苦的，最艰苦的一种作业。掘进工，矿工里边的掘进工。后来为什么从事安全这个专业？是无意识的。但是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从事了这么一个高危的专业，在大学已经接触到很多安全相关的知识，比如说矿山通风、矿山防尘，这都是我们今天非常注意的危险因素，都是危害因素，需要控制的问题。这是当时学的专业，这种专业应该说奠定了以后选择安全工程这个研究方向的基础。有它的必然性，但是也有它的偶然性。

曾子墨：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相信您可能比我们更多地关注矿难的频频发生，每每看到电视里报出这样的新闻，又有哪儿发生矿难了，又有多少人死亡了，您会怎么想？

罗云：一种震撼，一种责任。因为我是从事这个专业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也好，研究的成果，提出的思想方法，没有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感觉到也是一种遗憾的事情。

曾子墨：我想正是这种责任，这种震撼，伴随着罗云先生一直在从事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而且这条路走下来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很高兴把罗云先生请到我们的《世纪大讲堂》，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安全生产领域当中的一些心得。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罗云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从安全文化的角度看矿难》。

罗云：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高速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煤炭产量的需求扩大以后，重特大事故多发。事故总量居高不下，成为了我们今天一个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音符。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数据，大事故发生的频率上，从1990年到2004年，国内事故，包括掉飞机——空难，也包括我们的石油化工的爆炸，公共场所的火灾等等国内重特大事故，一次死亡上百人的这种重特大事故，1990年以来一共发生了25次，但是矿难占了40%，10起。在国内事故当中从总量角度看，当然，从绝对总量来看，道路交通事故最多，第二是铁路，第三就是矿难行业。另外，我们在煤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标志，就是用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来反映安全水平，事故状况，中国2004年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3.1，2005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这个水平比美国，那就高出上百倍，比世界上的一些产煤的大国，比如说波兰、印度、俄罗斯、南非等等，都高出来很多倍，十几倍。印度，我们2004年的数据都高出它六七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跟国际上比较，与一些产煤大国的比较，我们的煤矿的安全状况差距很大。社会公众，我们政府和社会都在质疑，矿难为什么越来越多？我们的政府，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非常重视安全生产，从1993年，具体的《矿山安全法》，2002年的《安全生产法》，去年，刚过的2005年，国务院对煤矿提出了特别规定、紧急通知等等，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百人的事故还是居高不下。2004年，可以这么说，有史以来，是我们煤炭行业最黑暗、最惨痛的一年，上百人事故发生了四次。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听得到很多的声音，比如说政府观点，但可从这么三个角度来进行事故原因分析，调查的结论表明，第一，是矿主心黑。矿主利益的驱使，违法生产，违法经营，没有严格的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煤矿安全生产的作业标准去执行、实施。第二，我们的监管部门执法不力，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第三，一些地方政府也有腐败的，出现官煤勾结的现象。另外一个，矿主也有说法，说煤炭的市场行业比较混乱，他要经营，他如果严格地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去做，影响他的效益。在这种混乱的行业，这种背景下，他也会抱侥幸，冒险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第二，他会说队伍素质不高，就是我们矿工的素质普遍偏低。我不是没有按法律法规操作程序，但是矿工们不执行，这是矿主的说法。第三类呼声就是很多专家说的，号称工业生产的三大高危行业，煤矿首当其冲，第二就是建筑，第三是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从客观上讲，煤矿确实是高危，但是这是真的借口吗？第二说我们中国的煤说埋得太深，煤藏太深了，这还有一定的客观性。我们国家的煤矿95%是井下开采，而在一些像美国、印度一些国家，它是50%至60%都是地表开采。还有当然还归咎到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从年收入1000美金到3000美金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矿难是应该面对的挑战，还有科技发展有限，体制行业政策等等，这是专家们普遍说的。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些问题也是客观的，这是现象。我们再深入分析，从本质上认识，天灾的背后具有人祸的影子。似乎我们的瓦斯、透水是客观存在的，是天灾，实际上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安全作业程序。瓦斯监控抽排放，我们没有执行作业的程序，先探后采，这些都有人祸的影子。客观潜伏着深刻的主观的因素，如果我们社会上每一个角色，从矿工到我们的政府官员，当然重要的是矿主、经营者，真正都按规范去做，就能够有效地预防事故。表面的形式深藏着值得反思的根源，这个根源与实质是什么？我的观点，就是人的素质。

国内安全事故统计数字表明，事故90%以上是人为的，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现在比如说，最近，就刚过的2005年11月份，发生了几起重大事故，是近几年来少有的11起重大事故，结案了的6起，百分之百都是责任事故。比如说2004年11月28日陕西陈家山矿难，结论是违章放炮，超量生产，人为的因素；2005年8月7日的广东大兴的矿难，证照不全，官煤腐败勾结。

所以对这起事故，我们追究了很多人的责任，包括省级干部。而我们再深入地分析一下，矿工死亡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在我们的国内行业里面，就矿工整体上从业人员素质低。这不是他们愿意低，而是我们这种行业的生产方式，我们矿主支付的成本、工资，吸引了我们素质最低的一批人去从业。我们有一个省，调查了几百个小矿山的矿主，发现中专以上，也就是说中专、大专、大学学历的、大学基本没有，中专、大专的文凭就占百分之四点几，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多的矿主就具有中专以下的学历。矿主，作为一个高危的行业的经营人，国家应有严格的要求与资格培训，但很多做不到。所以这样情况下，我们得到结论，人的因素，安全文化是根源。我们得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从人类安全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从古今来看，人类安全文化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要讲一个概念，什么是安全文化？文化有很多定义，我们这里定义的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用文化学理论来定义安全文化。它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安全生产、安全活动所创造的观念、行为、物质的总和。这是一个大概念，也就是说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安全文化的最核心的内容。

我们古代，人类古代的安全文化，更多是宿命论观念。今天的一个矿主，他很多都持宿命论，凭感觉去应对事故，碰运气。碰上了，我倒霉；碰不上，他的利润丰厚。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界定，财产权高于生命权。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知道了生命第一的原则，过去我们不是，国家财产第一的原则。我们在应急，我们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的时候，常常忘了这个概念，这就是我们长期的文化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观念。过去我们主张革命精神，来面对我们的工作，在这些高危的行业，过去我们有这个说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宁愿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用革命精神来对待这种高危的行业作业是不行的，我们的生命权得维护，人死了，今天我们的煤矿，有很多省已经定了一个赔偿的标准，每死一个人补20万元。这比起前几年，3万，5万，有时甚至什么都没有，确实要高得多。但是我想和大家说，20万元就能买回一条命吗？就我们中国，当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人均GDP，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基尼指数，整体水平还很低。发展中国家，人的生命价值，赔偿的标准，应该是20元万吗？大大不够，所以就出现了“死得起”，“伤不起”，违法成本低、预防成本高的现象。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我们的社会在观念上，生命权与财产权不协调。在美国，一般工矿企业死一个人是赔偿100万美金，美国的相关数据有高有低，但平均是这个水平，100万美金，日本是1亿日元，香港是三四百万港币。

革命精神，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倡导的，但是在面对我们的生产，面对我们的高危行业时，我们不能主张这种冒险玩命意识，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来对待，怎么有效地去预防，怎么有效地应急灾难。

第二，我们来看中西文化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什么？是道德，我们中国的文化非常讲求道德精神，但是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是科学，是法律、科学精神。而我们今天采煤，我们的生产方式，缺乏科学精神，从这可以看到我们文化根基的缺憾。科学精神，它讲理性，讲程序，讲法则，重法则。我们中国的文化根基精神，讲感性，讲究感触，谈境界，重体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矿主，我们的矿工，感觉去冒险，凭朴素的情感去感觉，去应对复杂的高危作业，那可是高危复杂的危险危害作业啊！它是应对不了的。特别是今天，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手段还比较落后，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因素，就构成了矿业是一种风险很高的、缺乏安全保障的一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数据已经表明这一点，我们国家，像2004年、2005年产煤量是20亿吨，那么，其中有三分之一，七八亿吨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条件下，非常落后的、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挖出来的，简单地说是人工、手工挖出来的。

在今天这种认识基础上，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矿难的对策问题。首先我们要弘扬中国优秀的安全文化，《汉书》上说：“尽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我们如果有了安全的投入、安全的保障措施，一个企业、一个矿山才能长远发展，但是我们缺乏这种意识。当然矿主们会找到很多托词和借口，说我就想干两年、三年，谁知道三年后这个煤炭市场怎么样呢？我投得好好的，我安全措施保障好好的，结果亏本。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政府有责任来规范、来协调我们的行业，我们的行业政策，我们的生产模式，比如说山东、山西，煤炭行业的方式有区别，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山东的煤矿的百万吨煤死亡率比山西的低，低它三倍，反过来说，山西的煤矿百万吨煤死亡率高出山东三倍。山西小煤窑遍地开花，而山东规模化生产、机械化生产的比例高得多。所以只有“建久安之势”，才能够“成长治之业”。我们需要这种生产方式。

很多企业行业，它的安全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做个样子。你看我这个操作规范都有，责任制都建了，我有防毒的面具、逃生的通道、防范的措施，都摆在那儿呢。我们政府去检查，去审核都还通过了，实际是表面上的，是应付的。在安全意识上，我们很多人在开车时系安全带，好像不是为自己，觉得是为了交警，以为他要执法，他要检查，他要罚款，我们去为他系安全带。所以这种安全意识，我们要真正地落实到预防上。

但是我们往往发生事故以后，不关注它的本质原因，而只关注它的责任原因去了，甚至掩盖了很多的本质的原因，阻碍了我们有效地去亡羊补牢，就是这样。开采是低级的手段，出事后是被动的措施，而预防性的主动的措施、超前的措施，怎么办？安全文化的建设。

文化它是人的观念、意识、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及行为的模式。观念是决定并影响我们的意识，意识强化我们的责任，责任规范我们的行为，行为表现出我们的素质，素质决定我们的命运。一个矿主要解决的问题、根源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管理，是他的意识。由于他的观念意识上的缺失、错位，导致了他的决策行为偏差，不愿投入，只是冒险，靠宿命论，碰运气，所以使得我们这种行业处于这样一个堪忧的现状。(www.xing528.com)

我们通过安全文化的建设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第一步，提高决策者的素质。现在我们有关部门制定的全面小康的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制定新一轮的指标当中，纳入进我们安全生产、安全的指标。和谐社会不能光讲物质的、经济的因素，还要讲安全的环保的因素。第二，就是管理者的素质，管理者的素质要实现专业化、理论性，要真正地掌握事故的本质、安全的规律，有效地能够驾驭安全事故。第三，经营者的素质，这经营者的素质是基础，矿工，你在下井挖煤以前要有78小时的培训时间，以后每年还要培训。以前没有，上午盖手印，下午就挖煤。当然有的人说了，这些人肚子都吃不饱，他们不怕死。但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监管部门，要通过法律法规去指导，去帮助，去要求他们，经过培训，提高素质，来保护自身的安全。这是我们的目的，提高上述四种人的素质，目标就是要强化官员的安全素质，提高监管人员职能、部门的监管能力，加大矿主的主体责任。责任是一个体系，我们政府有责任，员工也有责任，矿工，但是主体是矿主、经营者，否则我就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罚款。

我们过去在刑法的责任追究上水平太低，只判刑七年，这不够。现在我们应该提出加大这个惩戒的力度，加大这个时限，惩戒7年不行，至少10年，乃至无期，要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一个矿主，矿山被暂止生产，被关了，你还冒险去生产，不具备条件，悄悄地私下开煤，挖煤，还逼着矿工下去采煤生产。你这是犯罪，你是故意杀人。对此要作出新的司法解释，进行责任的追究。

最后我们要建立这种理念，达到这样一种效果，要认识到一切事故都是可预防的，都应预防的。国外有这样的法则来诠释我说的这句话。我们都知道《墨菲法则》。可能会发生的都会发生，还不一定发生的，我们违章，我们冒险，没有安全的投入保障条件，使不一定发生的事故发生了，如我们酒后开车，闯红灯，超载，在井下冒险作业而不戴安全帽，没有按操作程序，以为不一定发生事故。但是《墨菲法则》说了，可能发生的都会发生。反过来，我们只要降低了它的可能性，就能有效地预防避免事故。第二，为了防止万一的事故，哪怕事故是万分之一的概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也要付出一万的努力。这是《墨菲法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都知道，一次严重的事故背后，伴随着29次轻微的情节、300次未遂险兆、1000次的隐患，为了这万一的事故，我们要付出1000乃至10000的努力，这是我们该做的。最后我们要倡导这样的法则：安全投入一分，带来效益五倍。安全投入，它的效益是长远的、是潜在而整体的。要有这种认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坐飞机，要买保险，买保险只需20块钱，保险公司保40万元，我们买了保险上飞机了，飞机飞到目的地了，事故没发生，飞机没掉，你的20块钱是没有了，我们能说他亏了吗？这是一种被动安全措施。我们并不希望赚回那40万元，一个社会，大家都有这种防范的措施，一个企业，长远的经营，你都有这些投入的保障、防备，你就会成功。所以我们给安全投入一分，效益五倍。要有亏了才好的思想，实际是不亏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汇报交流的。

曾子墨：谢谢罗云先生给我们进行的演讲。您刚才在演讲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生命权和财产权的关系，前一段，其实就矿工的一个生存状态，我们拍摄过两期节目，我们在底下采访的一些情况，我也想在这里和您分享一下，看看您怎么来看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让我们所有节目组成员都非常诧异的事情，那就是在他们的亲人脸上我们看不到一丝的悲伤。其实那个时候事故才过去了刚刚可能两个星期吧，所有的人可能已拿到您所说的20万的赔偿之后，可能向往的是说这20万元我怎么去花，这后半辈子家庭有了保证。如果你真的问他说，给你这20万元，如果有这些赔偿，你还会不会愿意去干这件事？他们还会说，我还是愿意干这份工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贫穷可能比死亡更可怕。从社会良知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希望矿难发生，我们也无法容忍因为违规操作导致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的死亡。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从一个比较残酷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在中国目前、在一个经济不是很发达的过程当中，20万元其实就是一个市场的平衡价格，它能够吸引那么多劳动力愿意去给他打工，而且能够达到一个供需平衡。

罗云：这里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安全生产的问题确实跟经济发展有关。如果我们社会温饱没有解决，有这么一部分人，现在从事矿下作业的人，他们如果不挖煤，也就没有生计，只有面对贫困，这是必然的。而挖煤还会碰碰运气，觉得不一定偶然挖煤就碰到瓦斯爆炸，还真是具有偶然性。这是一个事故特性。在必然和偶然之间他选择偶然，这是最本能的反应。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经营者的角度，你不应该这样去引导。我们的社会，我们已进入新的世纪了，是高度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进入工业化社会了，是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社会、矿主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来改变这种情况，不要让他们去面对这样的生命危险。

曾子墨：如果从您刚才的解释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消除矿难的发生，除了您刚才所谈到的，我们要从文化上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教育，来改善大家的观念，是不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水平的提高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

罗云：是因素之一，但是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不一定赞成。印度，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跟我们差距并不太大，他的人均GDP，大概是多少？我现在不知道。

曾子墨：几百美元。

罗云：几百美元，还没有我们高。但是他的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为什么比我们低呢？我们有政治的优势，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说绝对避免矿难是很困难的，就是美国今天，他每年也死几十个人，它的百万吨煤死亡率是0.03，这个水平。但是我们高出很多，我们所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应该控制到我们的社会可接受的水准，应该做得到能够做到的这个水平上去。

曾子墨：那为什么呢？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能够比中国在安全生产方面要做得好？因为如果说文盲率的话，如果说人的素质的话，我们知道印度的两极分化其实比中国还要厉害，印度的文盲率要比中国高了很多，那是否是它的整个的政治体制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是不是有原因呢？

罗云：政治因素也是一种因素。首先我有一个观点，安全生产的问题，它没有灵丹妙药，你不能靠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法制监管就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中国行业的体制、模式，具体来说，我们的小煤窑遍地开花，没有制约，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安全的。第二，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2004年，刚过去的这一年，好像能够达到百分之九点几，GDP的增长。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水平不相适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是有差距的。

曾子墨：刚才谈到了政府，您也谈到了在很多矿主方面、在企业方面落实的不够好。这里有一个网友，他的提问就和这个有关。他的名字就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今天如果您面临一个选择，假如您是矿主，因为更新安全设备导致您要加大投入，比如说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投入，导致您每年的利润要减少2000万，您是不是还要做同样的选择？

罗云：要这么去说。它实际上不少是安全的，这2000万元的投入是暂时的，如果你有了这2000万元投入，去解决安全的问题，它有一个长效的过程，以后它会帮我赚回来的。反过来，如果没有2000万元，不想投入2000万元，在安全上。你发生事故就不是2000万元了，就不是2000万元的问题。你没有去做，你有可能少5000万元。国家的特别规定里，一个是生命的赔偿，第二还是要处罚你，违法所得的5倍到10倍等等。所以，你这么一算下账来，宁愿一开始少赚2000万元，最后还能赚回来。我是这么理解的。

曾子墨：但愿中国所有的矿主都能够像您一样头脑清楚，非常清楚地算清这笔账。谢谢您，接下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观众：罗教授，您好!我手中有一幅令人心痛的图片，是湖南省的一次矿难中死亡的矿工，留在安全帽上的一个遗言：带好子女，孝敬父母，一定要将我火葬。非常令人心痛！我的问题是，您从事了20多年的安全理论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矿难还在频发，有人甚至将煤称作为带血的乌金。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有些遗憾，你的理论没有物尽所用。

罗云：安全建设需要全员的参与、全民的参与，要让我们的社会有这种共识。我的这种研究，是不是我们的认识能转变成现实社会的作为，这确实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值得高兴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协调社会。这样一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前途，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媒体参与。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在这个讲台上，也应该说能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论，能够得到一次宣传，一次普及，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中国的安全生产一定会得到提高，事故一定能得到抑制。

观众：罗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数学院的学生，我是做软件安全性证明的，不知道能不能算您的同行了。你今天讲的是安全及安全文化问题，主要是一些行而上、谓之道的东西，我想向您探讨一下行而下、谓之器的小问题。您刚才说了，我国有七八亿吨煤，1／3的产量是从小煤矿出来的，那你有没有去看一下，或者你的学生有没有去看一下小煤矿它到底是怎样在生产？有没有对他们的技术进行指导，使得这种没有经营许可证的小矿主能够用较低的成本，去安全生产？

罗云：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提供信息的监控的平台，对现场的瓦斯的水平、安全的状况进行有效的监控，也就是采取技术上的措施来保障安全生产。当然了，这方面我们做得还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被动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矿主没有这个意识与需求，那我们不可能是简单地去帮助他。另外，我们除了观念理念这些抽象概念的灌输外，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比如信息系统，培训系统，甚至一些科教科普专业的书籍提供给社会。我们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研究工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观众：罗教授，你好!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国目前是经济高速发展，矿难频发，其他的安全生产的事故也比较多。有些人提出，是不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而导致这样一些事故频发这么一个状况？

罗云：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带来高风险的这种状况，当然反映出来就是事故率很高，这之间有它的正相关的关系的，正相关的关系。我还是感觉到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导致今天煤炭生产的能力，安全提供煤炭的能力不适应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谐社会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协调调整这种速度？这对安全是有影响的，有相关的关联。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同样的经济速度的发展水平下，也应该相对应的对事故状况要有一定范围的要求，而且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太高了，应该协调经济发展速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应该面对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应该强化安全，力争做得更好，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具体遏止重特大事故、至少上百人的事故不发生。

曾子墨：非常感谢罗先生跟我们在座的很多观众所做的交流，作为一个跟安全生产打了20多年交道的学者，当然也作为一个曾经和对安全生产有切身体会的普通人，在结束演讲之前，我还想最后再问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2006年开始，在新的一年当中，对于我们所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的政府人员、监管人员，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罗云：针对政府官员，我建议每一个为官一任的人，能够科学地来协调社会的发展，当你去关注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重视一下安全生产。作为监管人员，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从专业的角度去研究事故的规律，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守好我们安全生产这道门，这个关。

曾子墨：好。第二个问题，对于所有这些矿主，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罗云：建立这种理念：只要你是一个想长远追求利润与效益，只要你想长远的，你一定要重视安全生产，一分的投入有五倍的回报。认识这个真理，接受这个真理。

曾子墨：最后在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请您对中国成千上万的矿工再说些话？

罗云：我们的矿工是被动的，是弱者，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有了我们文明的社会，有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安全生产的状况会改变。当然这是一种期盼，更重要我们自身也得强化自我的保护意识，防范的意识，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安全每一天。

曾子墨：很感谢罗云先生今天在大讲堂给我们进行的演讲，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真心地祝福所有的中国矿工能够平安度过2006年的每一天，也度过他们一生的当中的每一天。再一次感谢罗云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