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世纪大讲堂第12辑

高毅

1955年7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82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历史、欧美近代史、世界文明史。主要著译作有：《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专著）、《世界近代史》（教材，合作）、《欧洲的分与合》（专著，合作）、《法国大革命史》（译著，合作）、《傅柯的生死爱欲》（译著）、《他乡——以撒·柏林传》（译著，合作）等，并著有学术论文数十篇，范围涉及法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史学理论等。

曾子墨：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2005年的10月底，巴黎郊区有两名青少年因为躲避警察的追捕，进入了变电站，最终导致触电身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并且波及到了法国的其他地区和其他城镇。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在37年前的1968年5月，当时法国一共有1000万的学生和工人走上了街头，引发的全国性的罢课和罢工，后来那场运动被人们称作是“五月风暴”。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得更久远一些，就会发现，无论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巴黎也曾经到处都是街垒，到处都是巷战。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一个民主政治相对发达的法国，为什么人们还是会愿意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先生。

高先生，我们得知您是1955年出生的，您在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的那段时间，应该正好碰到了“文革”，那个时候不知道上学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景，还有没有学上？

高毅：“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然后我们学校就停课了，大家都闹革命。当时觉得特高兴啊，不用上课了，就整天玩儿啊。

曾子墨：当时学校一直没有课上，那您每天除了晃晃悠悠，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做一些工作，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高毅：到了1968年、1969年以后就又开始复课了，这时候我们全家就从安庆市下放到了宿松县，到了农村。到农村以后我就上了县城的中学，一直学到1972年年底，学到高中毕业，这里面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曾子墨：高中毕业一直到您后来进入大学，这中间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那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高毅：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又回到农村，下放，回到我父母亲下放那个地方，然后就插队落户了。

曾子墨：做一个农民。

高毅：当了五年农民，就是下乡“知青”吧。但是我当时还是有一种自觉，毕竟还是读了一点儿书，我觉得这个国家长期这么下去肯定是不行，当时我也通过收听这个电台的消息呀，了解到国外发展得快。

曾子墨：那今天说起来就是偷听敌台广播。

高毅：对，对。我不偷听敌台，我就上不了大学了，因为我的英语基本上是跟“美国之音”学的。我在农村那五年，基本上外语就没丢，所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外语非常优秀，很快就被选到北大来了。

曾子墨：选择北大，选择历史，是因为什么？

高毅：其实我没有选择历史，其实我还是想学外语，我觉得我想还是要通过……当时中国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好外语去吸收国外的先进的科技呀，先进的思想这样的愿望。可是考完以后被北大给录取了，其实我报的是上海外语学院。

曾子墨：不过自从走进了北大的校门，自此之后就和北大有了一种不解之缘，从大学本科一直到硕士学位，一直到博士学位，就没离开过北大。北大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地方，或者说特别让您留恋？

高毅：北大有比较好的学习氛围、学术氛围，有比较好的老师，还有很好的图书馆。在中国读大学，除了北大，应该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但是在读博士期间，我还是去了日内瓦大学，在那读了两年，实际上这样也就避开了近亲繁殖之嫌吧。

曾子墨：我看到您刚才说起北大，觉得如果在中国读大学，没有更好的地方，我们很多在座的北大学生脸上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我们就言归正传，请您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法国大革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请高毅先生。

高毅：今天很高兴，能到这来和大家谈谈法国大革命史的问题。这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1789年的法国，但是它对后来的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革命家列宁有一句名言，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列宁说：整个19世纪，也就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其实我想，何止19世纪啊，整个20世纪又何尝不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法国革命所开启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的时代，就是说，法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它是要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民大众都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法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就不会消失。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么大的世界历史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彻底性，或者说激进性。我们知道在法国革命之前，也发生过两个很有名的革命，一个是英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还有一个是1775年的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革命意义都很伟大，对于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有奠基之功，应该说是这样，可是我们从来不称这两个革命是“大革命”，就是因为它们不如法国大革命来得那么激进或者彻底。

实际上英国革命是很保守的，这次英国革命只满足于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横统治，让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自由。资产阶级、新贵族是什么？就是社会上层。而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的小农，对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啊，英国革命就丝毫不予照顾，这里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平等。英国革命是不讲平等的。

后来的美国革命要好一些了，因为美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比较关注平等的问题，但是美国革命它主要关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这就是要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这两个革命，实际上都基本上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就是说它们只满足于解决政治制度的改造问题。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这是英国革命。另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国革命。一旦这个目标达到，革命就戛然而止，不再继续搞下去。可是法国革命就远远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同时还是一场社会革命，最后还发展成一场文化革命；在政治层面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王权或者叫绝对王权。在社会层面上，它的目标很高，它要建立一个不仅人人机会平等，而且人人还大致上财富平等，就是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那种现象的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它的社会目标。它后来发展成文化革命，在文化的层面上，它要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培养成或者改造成一种具有爱国美德的、大公无私的那么一种新人，当时他们叫共和主义的新人，因为他们要建立共和国嘛。共和国的原则，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美德，所以他们非常强调美德，美德就是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大公无私。所以法国革命，它实际上是要对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在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现象。

法国革命当中出现的一个新词，叫做旧制度，把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说成是旧制度或者是旧社会，这是法国革命区别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情况。这说明法国革命者对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是完全失望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而且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旧时代、旧制度的那个东西带到新社会当中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心态，把历史完全否定掉了，把过去给它完全否定掉了。这种心态，实际上在观念上构成了法国革命激进性的最主要的根源，我觉得。

另外，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执著，一种迷恋。比如美国革命有个《独立宣言》，大家知道。《独立宣言》里面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革命呢？它也有一个宣言叫做《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在这个问题上就比美国的《独立宣言》要远远地跨出了一步。《人权宣言》说的是什么呢？《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就是它在这里面加了“始终是”这么三个字。这三个字加进来，我觉得意义就非同寻常，实际上它反映了法国革命者不仅承认起点的平等，同时它又比美国人多了一种对终点平等的关怀。这里面就含了一种未曾道明的理念、未曾道明的意向，就是说他反对贫富分化，反对贫富分化，就一个人生下来是和大家一样，是平等的，但是一直到死，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他都应该是和大家一样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平等里实际上包括财富平等，包括着他不受人剥削，他不受人压迫这样一种关怀。

另外，我们还说到过，英国革命它是没有照顾到下层民众的利益，尤其是英国小农的利益，它没有解放英国小农，没有给小农土地，它最后还通过议会立法，把小农的土地几乎全都夺走了，所谓“议会圈地运动”。英国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怎么办呢？那只好去给资本家打工，当雇佣工人，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悲惨的。

美国革命呢？它其实也没有注意到解决小农土地的问题，它后来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的时候，南北战争期间，由林肯总统来解决的，通过《宅地法》，这样使美国小农基本上都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www.xing528.com)

可是法国革命呢？它是很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法国革命发生以后没几年，在1793年，它就通过雅各宾派的土地立法，让法国的小农基本上是无偿地获得了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在平等的问题上，不仅他们通过《人权宣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平等的强烈的追求，而且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也真正地落实到了平等的这个原则。

另外，我们在法国革命的高潮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些其他革命当中——英美革命当中——都没有看到的情况，这就是法国革命者特别强调公民美德的培养，要使人人都要变成所谓的共和主义的新人。为此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超常的举措，这个内容就非常地多了，比如，它要人人都佩戴三色徽，就是红蓝白三色徽，这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标志。它还到处布置自由树、小红帽啊，这样一种革命的象征物。使人一抬眼就能看到一些革命的标志、革命的象征物。另外它还取消了先生、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类的称呼，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一律称“公民”，这样以示平等。比如它提倡在人和人之间称呼，要称“你”，而不称“您”。“您”是在法国贵族社会常用的一个称呼，法国贵族社会从来不称“你”，它都是称“您”。这是当时法国革命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要把“您”取消，大家都以“你”相称。这样也是为了平等。另外他们还改掉了很多旧制度，带有旧制度色彩的人名、地名，这也是很多了。

另外，在法国革命当中，他们还搞了一系列、创建了一系列革命的节日。主要像7月14号攻打巴士底狱，8月10号推翻王政等等这些革命的节日，它都变成革命节日，拿来取代传统的宗教节日。他们还创制了一套新的历法，叫做《共和历》，又称《革命历》，来取代传统的《格里高里历》。这说明，法国革命到这时候就已经真正演成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了。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当然就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了，事实上众所周知，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充斥着很多惨烈的现象。比如有党派斗争，有革命阵营的分裂和互相欺压，还有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还有国外的反革命干涉，还有像“9月屠杀”那样的暴民私刑，一群无套裤汉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拉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像这样的暴民私刑。然后还有革命政府，主要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革命政府的恐怖统治，也是滥杀了很多无辜。所以法国革命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血雨腥风，个人的自由受到了践踏，人民承受着惨痛的、惨重的生命和财富的牺牲，这些都是法国革命特有的现象。法国革命也因此常常遭到后人的诟摒，说它太不人道，太残酷了，太残暴了。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革到这个地步？那都是由法国革命前这个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个时候的法国，阶级矛盾太尖锐了，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但是这也需要比较英、美革命前的情况来分析了。英国革命的特点，我们知道，是自“玫瑰战争”以来，到了15世纪末以后，英国就没什么大贵族了。大贵族哪去了呢？在“玫瑰战争”当中被残杀，互相残杀，都死得差不多了。“玫瑰战争”给英国历史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大贵族给消灭了，剩下一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又被称为新贵族，为什么说是新贵族？就是因为他们相当平民化或者叫资产阶级化，他们像平民一样地去从事工商业，从事投资牟利这样一些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也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权的压迫。其实英国革命就是这样，英国革命就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来发动的，就是推翻了这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革命前的美国什么情况呢？革命前的美国，我们知道是13个英国殖民地，它的居民都是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而且移民基本上都是在英国比较落魄的、比较潦倒的、比较穷困的一些人，他们在那儿混不下去了，才到了新大陆来，到美洲来。因此这些来新大陆的人，这些殖民地的这些居民，他们之间关系是比较平等的，他们没有贵族，也没有特权，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社会关系还是基本上比较和谐的。

可是法国革命前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法国，我们知道，它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大贵族比较多，封建割据的状态比较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一个个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个个都财大气粗，而且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样就导致了法国长期的封建割据状态。在贵族和王权的关系上，贵族和王权之间，他们是有矛盾的。法国的贵族它只承认暴力的逻辑，而不屑于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国王、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了法国始终没有能够出现像英国那样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那样一种约束王权的这个法律文件；因此也没有能够培养出或者发展出自由主义的法制传统。也正因为法国的贵族只承认暴力的逻辑，后来法国的国家统一，也只能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就成了欧洲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那就是这个王权特别强大，因为他把所有的大贵族都制服了。所以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这样一种情况，也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增添了许多难度。

另外，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也是有三个等级的划分。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哪两个等级呢？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没有特权的就是第三等级，就是平民等级了。这个特权等级，地位极高，权势极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而且还拥有极大的财产。主要是地产，他们拥有大片大片的地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长期地养尊处优，还使法国的特权等级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也是非常顽固的一个心态习惯，一种文化心态，就是他自认为血统高贵，瞧不起平民等级，拒不承认自己和平民等级之间有什么平等；即使有些平民他比较成功，当然人数比较少，他后来也做了大官，也成了富豪了，但还是被这些贵族，被这些特权等级瞧不起。

法国的特权等级还表现出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特别珍惜珍视自己的免税特权，顽固地反对当时一切税制改革。有一个叫做巴黎高等法院的机构出来阻挠，说这样不行，他也不说这违反祖制，他就说，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这种做法，违背了人类的本性。因为人类本性是讲高低贵贱这个等级秩序，你如果让贵族和平民一样纳税，你就是破坏了这种——违背了人类这种本性，所以行不通，所以他就拒绝批准这样子这个法令。所以，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没有成功，这样就彻底地堵死了法国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的道路。

可是在18世纪末的法国，贵族还想按在中世纪那样继续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了，已经有了力量向贵族等级、向贵族特权说“不”了。这样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一旦冲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由于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主权的观念，也就是民主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可是法国革命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的模板呢？很遗憾，没有。实际上法国革命者有没有把本国的革命做好，从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革命太激进了，法国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的狂想，那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同时，法国民族，法兰西民族还有一种特有的崇尚暴力的传统，结果导致它在革命当中，自觉不自觉地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强制手段，最终损害了法国的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的气质。开始，法国革命搞的是“议会专制”，就是什么都是议会说了算，它通过的决议就是法律，那就立刻得到执行。但是后来需要动员民众的时候，法国革命又搞起了一种“群众专制”，这种群众专制就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就是群众说什么是什么，群众要什么，要怎么干，那就随他去。法国革命当中盛行的这种专制主义倾向，不仅为后来的拿破仑专制、拿破仑个人独裁铺平了道路，而且严重地压抑了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什么？个人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个人自由一被破坏，政治民主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我觉得，在看到法国革命这些失误的同时，我觉得不能因此就否定了法国革命的正当性。首先法国革命的激进性，它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有原因的。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那么强烈地渴求平等，追求平等，以至达到了不讲理性的程度，那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实太少平等，太多腐败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别的选择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可调和。法国人要搞革命，那只能这样搞。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似乎还有一种历史的功绩，这种历史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什么功绩呢？我觉得就是对平等价值的执著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以后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作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民主的正当性。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才做到了。事实上许多现代政治思潮，都是在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当中萌生的。这里边有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又称法兰西自由主义，还有民族主义、社会民族主义，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了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这些东西。所有这些思潮，它有个共同的特征，它就是都承认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合法性，因此它们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侧面，对现代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人们都说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而不是从英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开始的?原因就在这儿。

我觉得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各自都有自己的片面性，英、美革命它的片面性在于，它是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理念、自由的价值；而法国革命的片面性就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也正因为各自有自己的片面性，所以才有两者不可偏废的互补性。只有将这两个革命情况、这两个革命的思潮、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结出正果，才能建立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我先说到这儿，下面希望大家提出问题，提出批评。

曾子墨：好，谢谢高先生给我们作的演讲。这边我们首先来看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路易十四来到了中国”。他说：今天您的这个演讲，谈到了法国大革命的这种两面性，但是在他的印象当中，他说他从小学习到的只是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性、积极性、正面性，认为它推翻了封建的王朝；而不是说像您今天在演讲当中所曾经谈到的这样，说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法国大革命是错误的等等。他就想问说，其实他在课本里面从来没有学到过法国大革命当中还曾经有过这种灭绝人性的种种惨烈的场面。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曾经被塑造成这样？今天普通中国人，可能不是像您这样的历史学者，这样专门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普通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法国大革命，接近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了吗？

高毅：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和我们国家在法国革命的研究，或者教学问题上的长期的那种比较“左”倾的现象是密切相关的。知识界长期以来，它所接触到的法国革命是一种正面的形象。其实，法国革命史学，它不是这么简单，法国革命它对法国社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裂的作用。法国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实际上就分裂成左右两大派了。左右派这个概念啊，实际上也是在法国革命当中产生的，发明出来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在法国革命史学上也是这样，也是分成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两个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们中国，基本上很长时间只接受了左派观点。右派的观点也曾经来过，也有人翻译了一些右派的像马德兰的《法国革命史》一类的书。这些书都是说法国革命不好的，有很多阴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书一出来以后，在1930年，好像给人翻译出来，但是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批判，后来就消失了，影响就没有了。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左派的观点，这和中国20世纪特有的那种革命崇拜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而20世纪中国那种革命崇拜，实际上也是和20世纪初法国革命在中国的那种宣传是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观众：你好，高老师!刚才您提到说美国的革命它有个《独立宣言》，它说“人生来是平等的”，然后法国的《人权宣言》，它说“人生来是平等的，并且始终是平等的”。然后您说《人权宣言》强调的是一种起点的平等以及一种终点的平等。我对这个有点儿疑义。我认为，那个起点的平等、人生的平等是可以达到的，至于终点的平等，可能在实际情况中就根本无法达到。所以法国的《人权宣言》它是不是更强调一种，起点的平等和一种过程的平等。因为个人能力不同，结果最后即使在机会平等与各方面平等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达到终点的平等。这在理论上说得不是太通。向您请教一下。

高毅：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牵扯到伦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了。社会公正啊，社会公益呀，讲到这个方面的时候，讨论平等的时候、平等的问题时经常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讲起点平等和终点平等，实际上是强调一个过程的问题。法国革命不是强调它始终平等吗？实际上就强调整个过程当中啊，都应该注意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啊，防止出现人压迫人的那种剥削人的现象。这是法国革命它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而美国革命呢？它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确实反映了法国革命者和美国革命者对平等问题的一种不同的关怀。这种不同的关怀，实际上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安格鲁·萨克逊的经验主义之间的一种分歧。英、美，安格鲁·萨格逊他们那一派，经验主义，是讲工具理性的，讲效率、讲自由，非常注重自由的价值。他觉得有自由这个社会就能正常发展了。可是欧洲大陆呢？走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另外一条脉络，它讲的是理性主义，是价值理性，也就是它比较注重公正，比较注重平等，就是要强调人，不是功利、不是效率这样一些东西，而是人怎么样能活得好一些，活得心情舒畅一些，活得公平一些。其实讲平等和自由啊，它实际上是一对矛盾，平等讲得多一点，自由就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平等就少一点，关键看你是重视是效率还是社会公正的问题。终点平等，实际上也就是包含着过程平等的意思在里边，体现的是欧洲大陆的法国人特有的那么一种关怀。

观众：高老师，你好!我是经济学院一名本科生。我就想问一下，说到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法国大革命我们都知道，它是经过三次，一层一层递进的，从立宪派到吉伦特派，到雅各宾派达到一个高潮。中国革命从近代史上看，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革命的路线的选择和阶段，有一个是维新变法的时候，然后他们是通过君主改良，另外一个就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到最后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路线。说到这两个革命，您能不能就从内在的根源能够比较一下，它们两个为什么路线基本上差不多？比较中法两国革命走过的路线。

高毅：中国革命，我觉得和法国革命很像的一点就在于，它也是一个在劫难逃的历史过程。中国戊戌变法以来的事件也表明，在中国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极端保守的清政权，才能开辟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所以在中国，一开始人们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取向，就是要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辛亥革命以后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建立一种君主立宪的制度。法国革命当中有个君主立宪的阶段，最初是立宪派，君主立宪派就是斐扬派，他们试图把革命稳定在君主立宪的这个阶段。但是法国革命后来表明，这个君主立宪也是根本走不通的。因为贵族阶层，包括贵族的政治代表“王权”，他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约束“王权”的政治安排。所以他们必须要起来捣乱，挫败革命派的这些图谋，结果就导致1791年6月21日的事件，国王的逃跑就表明这一点，国王是接受不了这样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安排的。所以法国革命后来必然也得走上共和制的道路。只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要说相似啊，也就相似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

观众：高老师，你好!在西方的史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把希特勒后来成为纳粹主义，这种极权主义思潮，以及斯大林这种极权体制都归纳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里，是这样看。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毅：提这种观点的看法就是孚雷。孚雷，我们知道是法国革命的修正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最近也被翻译成中文了。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相当尖锐的，是相当尖刻的。他认为法国革命不是像传统史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他觉得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或者是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这种政治革命闹得是特别地极端，实际上它的雅各宾主义，法国革命最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理念，实际上构成了后来极权主义的根源。像希特勒啊、斯大林啊，导致了那样一种政治体制。国家把什么都统在自己的手里，人民、个人，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是这样一种统治体制。他觉得这种极权主义的根源在雅各宾专政。但是这个观点也遭到另一派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批驳，就觉得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完全忽视了法国革命特有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使它承担了很多它不应该承担的历史的责任。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是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曾子墨：谢谢高老师和我们在座的同学所做的交流，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您总结一下您今天的演讲。

高毅：我觉得法国革命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问题。它的激进性有它的起因，也有它正负两个方面的这个历史影响，所以我们在评价法国革命的时候，研究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切忌简单化。

曾子墨：谢谢，非常感谢高先生今天给我们作的很精彩的演讲，带我们从一个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角度，了解到了一个接近真实的法国大革命。当然，正像刚才高毅先生在最后所说的这样，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它有它的局限性；还有比如说它也出现过一些灭绝人性的、比较惨烈的场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还是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它的功绩，而且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共同的遗产，那就是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再一次感谢高毅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