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因信即可得救——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
2004年10月,德国考古学家在位于柏林西南维登堡的马丁·路德住宅遗址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石头建造物。学者们确认,它就是马丁·路德当年使用的“马桶”,他们甚至断定,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灵感就是在这个“马桶”上产生的。《九十五条论纲》的策源地,是否真的是这个“马桶”,我们不得而知,但由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全民族宗教改革运动,却是德国历史甚至欧洲历史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页。
(一)贪婪腐败的教廷
自大空位时代起,德意志就陷入诸侯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政局的混乱,令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祸不单行,14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又遭遇了异常恐怖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20年后,德意志南部的蝗虫灾害吞噬了绝大部分的谷物,此外,地震频发也令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最可怕的是瘟疫。14世纪中期,德意志各地流传的黑死病,夺走了德意志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再加上紧随其后的瘟疫和饥荒,使德意志人口锐减,直到16世纪才逐渐恢复到瘟疫爆发前的水平。
黑死病
1348年,一种被称为“黑死姜山”的瘟疫开始在欧洲各地扩散。在1348~1350年间,欧洲共有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接近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因而黑死病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不知该如何应对,唯有将其视为上帝对世人的惩罚。为获得宽恕,人们陷入疯狂状态之中。天主教士们趁机在德意志境内大肆贩卖各种伪造的圣物,以骗取百姓的钱财。到16世纪初,罗马教廷更是将德意志看作是挤不尽的“奶牛”,任意扩大什一税的征收范围,出卖教职,横征暴敛。拥有全德三分之一土地的教皇,每年从德意志搜刮到的财富比国王的所得竟然多出二十几倍。
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
如此赤裸裸的敛财行径,引发德意志人民的强烈不满。更为可恶的是,15世纪时,教会甚至宣布教徒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Indulgence)减轻自己的罪孽。他们宣称赎罪券能缩短购买者洗涤罪孽所需的时间,或者是死者遭受炼狱之火灼烧的时间,只要肯花钱购买,即便不是真心忏悔,也能免受一切责罚。
1517年,沉醉于重建罗马宏伟计划中无法自拔的教皇利奥十世,突发奇想要重修圣彼得大教堂,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他提出以这一年为“大赦年”之名,派出数以百计的教士前往各地兜售赎罪券。这一次,赎罪券的功能又增加了,它既可以赎过去的罪,也可以赎未来可能犯的罪;既可以赎自己的罪,也可以赎已经去世之人的罪;既可以赎自私、贪婪之罪,也可以赎杀人越货之罪……用当时教会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是最仁慈的,不论什么罪人,只要掏钱购买赎罪券,把钱扔到钱柜里,‘叮当’一声响,他那得救的灵魂立即就会应声飞入天堂”。
在天主教会的怂恿下,许多百姓纷纷购买赎罪券以求赎罪,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持怀疑态度,视其为教会敲诈德意志民众的伎俩。愤怒不已的人们都期盼着尽快结束这场噩梦,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意志爆发了,领导者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二)宗教改革先驱马丁 · 路德
1483年,马丁·路德出生于德意志东部萨克森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经营矿业,母亲出身于市民家庭。自幼便接受天主教教义、教规、祷文等教育的马丁·路德,大学毕业后,在父母亲朋诧异的目光中“遁入空门”——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学习神学。1508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他亲眼目睹了教会的腐败,愤怒地斥责罗马为“肮脏的城”。路德否认教士的神圣作用,不认为圣事是取得恩宠的渠道,反对僧侣集团、教皇和圣事仪式。他希望通过自己信念的力量,改变个人与上帝的精神关系。
有一天在研读《圣经》时,路德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信徒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只要诚信忏悔,不买赎罪券也能得救。“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了。”因而,他以“因信称义”的主张为基础,指责教皇兜售赎罪券的行为是违背基督教原理的,并强烈要求利奥十世停止在德意志兜售赎罪券的恶行。
然而,早已迷失于财富之中的教皇和教士们仍然一意孤行。1517年,又一波赎罪券的兜售开始了。为了唤醒世人,路德于10月31日把用拉丁文写就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论纲》中,路德对教会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作为“一切富人中的最富有者”,教皇为何不自己出钱修建教堂,赎罪券为何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售。对此,路德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当金币投入钱柜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利欲和贪心!”指出基督徒只要忏悔,不买赎罪券也能得救。顿时,纲领的含义点燃了人们的怒火,强烈的民族情绪开始在德意志人的心灵中翻腾。路德的文章迅速被译成德国,散布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甚至欧洲各个角落。两周内,《九十五条纲领》传遍德意志,1月内,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
马丁·路德正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
德意志沸腾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教皇命路德于1518年8月到罗马受审,但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和其他德意志诸侯的干预下,最终未能成行。面对教廷,路德毫不畏惧,又连续撰写了《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掳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等小册子,公开指责教皇。他指出:“教皇须让我国不再受他们的劫掠和搜刮,教皇须归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须让皇权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权。”明确提出教皇无权干预世俗政权。(www.xing528.com)
马丁·路德的婚姻
为了推翻传统僧侣生活,路德立志娶妻成家。他对朋友说:“我不愿在我身上留下一点罗马教的遗毒。”但1525年6月11日,他与凯塞琳·波拉(Catherine Bora)结婚。那时他正42岁。凯塞琳非常爱他,在他沮丧时,常用言语安慰他,免除他负担家庭一切琐碎的事。当他空闲时,她坐在旁边陪伴他。路德的家庭生活,使他后半生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大大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作品。
怒火中烧的利奥十世于1520年6月颁布“主!请起!”的诏谕,限路德在60天内改过自新,否则将开除其教籍。当教会的诏谕送到路德手中时,为表示轻视,路德在维登堡大学的教堂内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烧毁了教皇诏谕。
路德的举动不但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但是刚刚加冕的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并不支持路德,因为他需要依靠天主教来维护自己在德意志的皇帝地位。1521年4月,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召集帝国议会,以便讨论如何处理路德的问题。皇帝的代表在会上宣读教皇颁布的关于开除路德教籍的敕令,并且要求帝国议会宣布把路德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但是议会并没有照办,而是召唤路德本人出席议会,以便由议会听取他自己的申诉。路德担心出席议会吉凶难卜,但他还是勇敢地应召赴会,当他进入沃尔姆斯市时,受到了全市居民的热烈欢迎。沃尔姆斯形成了一种反对教皇而同情路德的气氛,甚至连议会也受到感染。教皇代理人在写给教皇的信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都喊出‘路德’的名字。”路德在议会席上义正辞严地为自己申辩,拒绝认错。查理五世想逮捕他,但路德在群众的保护下安然离开了会场。在对罗马教廷不满的萨克森选侯以及北德一些诸侯的保护下,遭通缉的路德被送往瓦特堡(Wartburg)居住。
(三)敌视农民起义
隐居期间,路德开始了一项比宗教改革更为伟大的工作,那就是《圣经》德译本的翻译工作。在《圣经》翻译中,他汇聚丰富的德语词汇,尽可能排除方言土语的影响,切实可行地树立了一种统一、普遍而稳定的通行全德的民族共同书写语言,为日后现代德语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马丁·路德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翻译家。
就在路德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之时,由他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已经发展成燎原之势:反教权发展为反王权,局部地区的斗争扩展为全民族的运动,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路德对于宗教改革一向持温和态度,从未想过要把改革扩展到社会政治问题上。《九十五条论纲》中,他用委婉的言辞希望达到劝诫教会的目的,因此,《论纲》中对各邦君主专制和封建领主剥削制度只字未提。然而民众却将其视为一份向教皇发出的挑战书,并迅速使其成为团结民众战斗的共同纲领。
路德对这种轰轰烈烈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自己突如其来的“众望所归”也无丝毫欣慰之情,他是被改革的巨浪推到时代前列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梅林所说:“与其说是他(路德)推动了运动,不如说他是被运动所推动。”
随着运动的深入,宗教改革运动出现了分裂,农民和城市平民坚决要求在消除教皇剥削的同时,也消除一些世俗剥削,特别是封建分裂割据统治。汹涌的变革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路德愈发坐立不安。1522年3月,他不顾被通缉的身份,从瓦特堡返回维登堡,责备那些行动起来的拥护者“过分了”,并一连在八次讲道中“反对以暴力来改革教会”。他在自己开创的改革道路上退却了,掉转“枪头”开始攻击群众运动,他甚至宣称:“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的也好,都应该把它们戳碎、扼死、刺杀,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此时,路德针对的“它们”,就是德意志的农民战争。
至此,路德彻底脱离了民众,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了世俗诸侯的工具,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了诸侯”。此后的日子里,路德重新回到对宗教的研究中。1546年初,路德来到爱斯里本城,虽然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直到2月17日辞世为止。
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卡尔·马克思以“解放”与“锁链”评路德
路德一生功过参半,也许有人痛恨路德,有人敬仰路德,也许他有许多弱点,但无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是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是他将整个民族的嘴和心用德语这条线连在一起,是他通过与古登堡印刷术的结合,改变了德国的政治、文化状况,使德国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正如后来亨利希·海涅对他的评价:“路德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所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完完全全地统一在了一起,因而他这个人也就代表了不可思议的德国。”
马丁·路德与德语《圣经》
德语是德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下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下的一门语言,与英语、荷兰语有着相同的起源,即拉丁文。中世纪初期,德语这种“被老百姓使用的语言”,只是许多地方方言的总称,在成为标准的书面共同语的发展过程中,马丁·路德发挥了重大作用。马丁·路德在其宗教思想中指出,每个人都应该直接阅读《圣经》。于是,在隐居期间,路德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译成了通俗易懂的德文,使任何识字的教徒都能亲自学习,《圣经》书写用的标准德文就此诞生了,德语《圣经》促进了德意志民族语言的统一。曾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马丁·路德的《圣经》,也许直到19世纪,德国依然因为各种各样完全迥异的方言,都还不能拥有国家的自觉。马丁·路德的德语,抑止了德国人语言上的分裂,促进了德国人的整合。”确实,正是这一成就,令马丁·路德跻身于德意志民族文化伟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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