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起源于前6世纪的孔子的教义,但直到几世纪以后才被接纳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它才开始影响中国历史。到现在它也只是很多学派中的一个。儒学甚至还显现出一点文化霸权竞争者的姿态,因为它似乎既不服务于最高领袖也不服务于被领导者。不像道教,它没有给出对信仰的直接精神安慰,与法家相反,它寻求通过力劝个人美德、自我约束和关心责任来控制统治者的独裁主义。所以孔子跟孟子(儒学中最早最著名的人物)都既是游说学者,也是有一批学术追随者的导师,他们被平民忽视,统治者也只是奉承性地给他们一点点关注。令儒学感到最棘手、最持久的对手是法家,他们牺牲了人民,把苛刻的权利手段和政治操控技巧结合,来实现帝王实际权利的最大化。但有趣的是,正是法家帝王汉武帝(公元前2世纪)让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因而把它转化成政体合法化的迂回手段。汉代和之后的朝代保留了法家的压迫性思想精髓,但通过参考儒学思想(即把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比作儿子对父亲的责任的另一种形式)来衡量他们的政体。11但正如它服务于朝代统治一样,这个新“官方”儒学仍保有原始的人道主义精髓,并成功创造了指定的期望,即帝王和他的大臣是君子(有道德的文雅儒士),并会带来国家的和平、安定、繁荣。这些期望旨在改善中国独裁的苛刻方面,并让朝代的统治能公证仁慈的运行,尽管理论上帝王有无限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儒学比佛家思想在中国追求的任何政治角色都晚几千年。
儒学和法家渐进的综合体自汉代以来就设定了管理模式和很多中国普通老百姓千年来的生活。早期的儒学直接终结了孔孟的教诲,重视树人和建立好政府时美德、求知以及文化的作用。儒法综合体合并了孔孟关于孝道的教诲和儒学第三大思想家荀子的统治指示,荀子比他的两个前辈更关心用法规进行约束。这个新综合体的终极目标是确保社会秩序,它不仅需要美德还需要行为法规来激励有道德的人并控制无德之人。它更为惊人的特征之一是缺少社会与国家或私人与公众的清晰描述。在不同情况下,后者是前者的合并,通过精心的仪式来规范化。所以,统治者和主体联系与父子间的联系在精神上是一样的。这种概念依赖成为专制君主手中有力的工具,他们努力把孟子绝对的孝道教诲与对统治者绝对的忠诚准则融合。(www.xing528.com)
儒学也意味着它会与融入的政治荣辱与共。3世纪,道教从相对来说比较“无名小卒”的状态开始兴起,占据了中国文化生涯的显著地位。道教席卷了中国的文学界并最终深入人心,因为他们寻求用天人和谐来替代社会和谐,这是儒学没有实现的。道教是第一个采用为人熟知的有组织的中国宗教。佛家思想的兴起(由南亚贸易商和传教士传入)随着道教的崛起,起初甚至偶尔介绍自己是道教的一个宗派。4世纪,佛家思想统领中国(和越南)的精神生活(相对混乱的六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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