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和人道主义

把目光转向基督教新教，我们会发现其在发展历程中同样存在不平等现象，甚至更大的分歧。从本章的前部分可以看出，从新教改革一开始，人道主义倾向就与原教旨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反理性的倾向高调合作。甚至在路德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中，他的反理性主义也与他对天主教会理性的批判以及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彼此矛盾；强调人与上帝关系的个人主义与极端奥古斯丁教义的反人道主义彼此矛盾；以及他对自由的不断追求与他提倡的对国家的完全服从之间的矛盾。大多数人道主义倾向似乎在卡尔文主义变革中被毁灭了，但即使在这里民主的公理主义力量，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强大的积极力量。于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通常是福祸兼有。路德教会和卡尔文教会在性质上都是地方主义的。在欧洲，自由主义是理性教会的产物，但在美国它则成为了一种极端的狭隘主义。这两种表现都包含地方自治主义的压制性元素，但地方主义也起到为周边文化和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潮流打开各个社会大门的作用。

回顾一下新教教义，我们不难发现它尤其容易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主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但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新教共同发展，并在基督教新教的影响下不断进步，因此，很多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康德和洛克，采用基督教新教的教义推进他们的思想。自由主义对基督教新教的贡献在于它所带来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影响。人类理性的地位在很多教会恢复到了类托马斯主义的水平；多元论的基本原理被引进，虽然宽容的极限延伸到基督教新教宗教还需要一段时间；在很多地方，卡尔文教会的教条且独裁的清教主义被仁慈的自由人道主义取代了。这个新的理性人道的基督教新教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影响通常是令人震惊的。废除奴隶制是基督教新教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取得的实质性胜利；虽然基督教新教徒通常是废除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这项成就的地位。自由理性主义的灌输也使很多基督教新教教会做好了来自城市化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的准备。基督教新教组织了大量的慈善活动，常常代表城市里的穷人参与社会行动主义者的活动，而且最终还代表了非白种人的所有少数民族。

然而，把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注入基督教新教教会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它经常导致基督教新教信仰中很多基本原理的流失。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很多自由基督教新教教徒和“社会福音”的拥护者把救赎和罪孽问题放在了他们的世界观的空白地带。

最近几年来，基督教新教的窘境骤然减轻了，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末期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后殖民国家中的呼声不断加强。基督教徒一直认为救世主通过他在耶稣受难日的死和他在复活节的复活救赎了身陷永恒诅咒中的人类。路德教会和卡尔文主义的教义都接受这个前提，但后来又产生了分歧。路德认为基督的救赎只会降临在那些相信他的人身上，而卡尔文则认为救赎只会降临在那些上帝在时间产生之前就已经选定的人身上。62卡尔文的教义很明显没有路德的普遍，因为它产生了被救赎和不被救赎的明显划分。路德的教义没有陷入普遍主义方面的窘境，因为它运行在路德主义的社会中，在这里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会遇到不相信上帝的人。然而，在现在的地球村中，对普遍主义的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随处可见。一个人应该怎样调解普遍人道主义与从未听过福音的非基督教徒会受到诅咒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呢？这个问题引发的回答千差万别。第一是完全保持救赎的教义，通过专注于拯救灵魂来体现对人道主义的支持，这种做法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是新教会的和原教旨主义的方式，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但又非常受约束的人道主义。信徒们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主教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生活就变成了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每天争分夺秒地拯救更多的灵魂。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正义的理念就不是对社会的正常工作的干扰，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社会的次要问题。

另一个极端是淡化基督作为唯一普遍个体的上帝和救世主的基督教信仰的倾向。基督教徒彼得·贝利最近在一本圣公会刊物中陈述了这个主张：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基督是通往我们熟知、爱戴并臣服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唯一渠道这一观点。(www.xing528.com)

……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我们一直以来所拥有的观念——耶稣是通向天堂的唯一道路，真理的唯一源泉，全部生命的基石（约翰福音14：6）。我们或许应该把那些文字看作描述我们作为基督教徒的自我认知，或者是对被我们认为最佳道路的描述，但没有任何沙文主义或优越性的意思。我们也许不仅需要谦逊地跟随上帝，而且要谦逊地跟随存在（Being，即所有宗教的源泉），同时还要跟随其他宗教的宗教信徒们。63

虽然没有在寻求自由的路上偏离太远，但是已经偏离圣经的权威太远了。托瓦尔德·洛伦森为“自由的”浸信会世界联盟写作，他直接把《联合国宣言》提高到了可与圣经的权威相比的权威的水平：

因为上帝的热切关心，让人类生命跟上帝创造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现代人的权利手段……是上帝在历史上神作的一部分。64

实际上，大多数基督教新教教会忽视了关于官方宣言中的如此重要的问题，相反更愿意利用一个叙事框架和基督教关于责任和爱的教义，着眼于基督教的积极人道主义教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新教教会已经发行了正式的宣言及相关问题书，主要根据是把宗教的多种传统的不同方面作为多元化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基准点。路德教义强调正义，而南部的浸礼教徒则主要关注自由主义者认为是“私事”同时也是违法的相关问题，例如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与自由主义的主张背道而驰。基督教新教非常重视孩子的培养，保护孩子不受色情之类的道德恶习的侵害、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宗教的自由。65

值得注意的基督教新教的重要特征是它是如何在多层面的核心中找到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共识的，这一点只有在少数的边缘问题上有例外的情况，尽管在很多毫无前途而言的前提观点和理论上遇到了种种困难。尽管教条不同，大多数基督教新教徒也笃信一个非常普遍的人道主义观念，当它们在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特性中呈现严重分歧时，大多数基督教新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持有两种特征。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除外，他们通常在大多数事情中可能应用人类理性，确实有很多新教教义的分支重视理性的应用。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参与了保护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活动中，但保护后者的趋势是基督教新教思想不太坚持的一个方面，虽然它参与保护的人群包括盲目的保守反动派、自由放任主义者、关心慈善的人群和改革激进主义者。然而尽管分歧不断，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教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基督教新教教会。新教教义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