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元素及今日发展中国家的忧虑

当代自由主义包含一种类似于18世纪种族主义和19世纪殖民主义的元素，这种假设会被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强烈反驳，然而，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那时和现在的共同点令人忧虑。马哈蒂尔和李光耀等已经根据一种具有隐性意义的优越性建立了政治资本，这些优越性意味着在催促亚洲政体改革时经常被西方的女性权利等的提倡者提及。更重要的是，亚洲的民主提倡者在这一点上与“亚洲价值观” 的批评也有大量的共同之处。所以，马来西亚的钱德拉·穆扎法尔在1996年（在他的朋友安华·易卜拉欣遭监禁很久以前）非常乐意与马哈蒂尔共处一个平台，并说道：

虽然正式的准则没有了，西方的支配和控制继续以微妙的、更精练的方式影响着非西方世界的广大群众的权力，而他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能力却一点都没有减少，例如，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来控制全球的政治……他们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七国集团来控制全球的经济。强国自私的经济政策花费了非西方世界穷人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收，这些收入如果换算成基本需求的话，每年大约可以挽救非西方国家的1500万条生命。45

菲律宾政治经济学家和精英权利的强烈批评者瓦尔顿·贝罗用相同的方式批判了美国在菲律宾扮演的角色。他承认美国总体上推进了民主，但抱怨它建立了“洛克派的自由民主”，使已经拥有社会和经济权利的精英拥有更多的权利，却没有赋予边缘人群任何权利。46因此，我们回到了类似的批判：自由主义支撑着已经有能力行使高度自主的人的自由，但弱势群体的自由却仍未被实现。

诚然，自由主义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中的过失被自由主义以外的意识形态淡化了。然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扮演的角色，自由主义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国际金融机构中的经济自由主义霸权经常被当成“华盛顿共识”，而且建立在一系列政策之上，这些政策包括金融业开放、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纪律以及贸易、外汇汇率和外国投资的放松管制。理论上的目的是促进全球的财富创造，但结果却是为美国和欧洲投资者打开新市场的大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地起了这个作用。它是西方大银行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强加经济自由主义的手段。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发展史显示它愿意在没有慎重考虑被卷入的人类成本和政治成本的情况下贯彻一个自由经济的议题。它的姊妹组织——世界银行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在国际金融团体追求发展中国家的“好政府”和社会改良时，世界银行一直扮着“富有同情心的面孔”。但这里表面的仁慈更像是为了掩饰民主主义的家长式作风和西方利己主义这一奇妙的组合。例如，尚塔尔·托马斯是这样评价世界银行推行“好政府”的：

目前，计划的重点在于监管，这对于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例如确保产权和契约权能获得司法公正，以及消灭采购和授权部门的腐败。因此，对于世界银行来说，自由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机制。47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还在许多国家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角色。很多年以来，它积极推行并投资一些计划，这些计划是由西方存在已久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人口控制和堕胎的痴迷激起的。在它的官方文档中，世界银行坦率地承认它对计划生育的高压政策造成了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穷人的反弹。48世界银行还间接承认了它在面对批判时，通过把这些活动并入更广泛的健康营养计划，让它们更难被拒绝或是被识破。49这种整合已经到了一种程度：连银行自己都很难分清哪个计划涉及“生育健康计划”并且是以多大的比例涉及它。然而据估计，银行7%的贷款和达1/3的“卫生、营养和人口战略”投资都投给了这个地区。50

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即西方对民权问题的兴趣和通常所说的外国和人道主义问题，更依赖于从西方的电视上所接收的被曝光的问题，而不是依赖高度的原则性。戴维·福赛斯曾提到了这样的现象：美国对1991年伊拉克迫害库尔德人和1992年索马里的人间悲剧，以及——同样重要的——西方在1994年对卢旺达和1997年对扎伊尔帮助的失败。51

指责自由主义本身的所有缺点显然有失偏颇，但现在的自由主义霸权让我们很难把它和其他西方推动力分开，因为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由主义在现代性上的同源事物。现在自由主义只是跟任何其他宗教一样倾向于被误导和自私地不当使用，注意到这一点也许就足够了。人们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利己和偏见找到正当理由的神奇本领，自由主义者也是这样。(www.xing528.com)

暂不考虑自由主义的传教士特权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当代自由主义，因为它适用欧洲和美洲的中心地带，尽管大多数相关点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已经提到了近代的发展，它的重点是强调从自由主义中移除基督教和资本家关于性别和社会道德的最后痕迹，还强调夸大一系列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

这项计划的关键发展发生在美国法庭上，在一些列关于生育控制、色情、同性恋和堕胎案件的审判中，人们摒弃了传统的隐私权观念。法院采用自治社会实体权利，取代了使某些个人情况不被公开的权利。这让人们可以参与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些活动以前是被看作不道德或者违法的。52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权利使众多“私人”活动可以免遭法律的谴责，同时也不至于受法律的、法规的和社会的歧视。随着这一发展过程的推进，自由主义通过法庭、立法机构和社会压力向社会强加道德的障碍，看上去跟基督教在转向自由主义的进程中遇到的尖锐是成正比的。

婚姻在大多数的法律范围内被剥夺了社会法律特权，只有在对自由主义概念的完全认同下，才能接受婚姻双方是自由的结合，有可能因为其中一方而随时解除婚约，只有这样才能结婚。成人的权利通常先于儿童的需求（儿童在父母权威下的自主优先于作为父母的家长权利）。包括教会开设的医院、学校在内的所有员工都成了监督主管人员的“抵押品”，主要的任务是保证自由的道德观在工作场所不被侵犯。为了所谓的“中立立场”，在生命、死亡方面的非自由主义观点的问题（比如堕胎）被排除在司法范围之外。简言之，法庭已经用具有垄断性质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念取代了基督教同一性质的道德观。从历史上讲，这种情况通常只是在选举中反对大多数的选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是自由主义法律条例的渗透性如此强劲，以至于新的道德观念往往被大众完全认可。

自由主义产生了新的理论家来抓住并维护时代精神。约翰·罗尔斯的早期著作把权力问题的探索放在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心地位。这部作品最初是以康德的自主个人的观念为基础的。53然而，20世纪90年代，他努力改变思想来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他最后的作品基于一种假设，即公平正义的观念无疑已经足够形成道德中立、本质好的和普遍政治公平的秩序基础。54通过一系列对人道主义根源方面的探索我们发现，毫无疑问，罗尔斯的意图是积极的，但他与他的明智的前辈们一样陷入了概念困境。跟笛卡尔和康德一样，他主张从怀疑论的前提开始，之后大致应用客观的人类理性。另外，跟他的前辈一样，他独断地推翻了这个怀疑论的核心假设：他推测他的公平正义观念是普遍的并且是不可否认的。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在社会论述中给予自由主义特权，代价是摒弃了其他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因此提供了最新的从公民争论中除去其他道德观念的基本原理。所以，虽然他寻求“重叠共识”的尝试表现得很多元化，但它实际上让个人宗教信仰从公众论述中的除名合理化了，而且它在中立性的伪装下向人们强加20世纪60年代后期自由道德观念中狭隘的个人主义准则。55

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表现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尽管新技术和术语的使用会让生产和交流的实际技术不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可，短暂的初期经济自由主义对它在现代发展的议程中被广泛认可感到震惊。21世纪初，自由主义仍旧认为政府管制、工资和薪金控制、工会、进口保护以及社会福利是发展和经济成长的敌人。议题唯一的重要进步是金融放松管制，而在即时的国际交流和电子资金划拨时代之前，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动，所以经济自由滋生出跟前两个世纪一样的根本弱点并不足为奇：它保护了中等以上的人的权利，但对弱势群体做得太少。所以它坚持通过所有权有限公司来保护投资者，却指望工人在短期合同下工作，或作为临时工工作，他们并没有工作保障、工会或工资管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还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尽管人们完全不认为它是自由主义的形式。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的直接后继者，一个新的“受害者自由主义”产生了。这是一种高度以权利为基础的合法的方法，试图弥补自由主义漠视没有社会权利的人的特殊需求的倾向；它以既是自由主义又是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自由主义的形式限制它阻止并修正特殊的“歧视事件”（比如在工作场合），并在社会机构和社会环境下创造对歧视的反感的信念；集体主义形式更进一步，通常是基于一种假设，认为社会群体之间（通常是基于种族、少数民族、性别等）的不平等结果是由于现代社会机构中的不公平并歧视的特征造成的（比如在学校，家庭结构和雇佣实践中）。这种局面被认为是对同样社会群体中的不同成员的不平等待遇，这给受害者的社会阶层造成了歧视，而这种方法往往被他们看作是恢复对受害者的公平待遇和权利的最适当的方法。有关受害者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过去对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可以通过使社会重新审视对那些社会群体的偏见从而修正它们。除了严格意义的自由主义者和放任派自由主义者，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都基本上联合起来支持个人主义形式的受害者自由主义。他们在集体主义模式上存在更多的分歧，很多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不愿意承认他们在自由主义上犯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