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成果

如果说18世纪是约翰·洛克的时代，那么19世纪就是自由和类似自由的多样性的时代。大西洋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两大隐含的强烈分歧：一方面是自主和权利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平等主义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自由主义与敌对的现代主义言辞相融合的同时，还面临来自它的竞争。当欧洲人思考怎样提升白人社会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融合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组合。然而，当欧洲人思考怎样提升殖民地的非白人种族社会时，他们倾向于将自由主义和社会卡尔文主义融合。通过这样的组合，大主教教区的种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海外领地的权威统治被合理地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是看似真正的人道的，又无可救药地以救世主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示人，同时又可以让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从中谋求私利。根据这个原理的阐述，社会契约并不适用于殖民地的非白人种族，因为这些种族的发展没有达到欧洲的水平。非白人种族仍然处在契约之前的社会进化阶段。在此阶段，他们依靠仁慈的父亲形象（即白人）来被领导并受到启发。37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06—1873）是这一论断的主要推动者。他最负盛名的观点是把“洛克派个人主义”夸大成几乎“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把社会自由看作是“唯一称得上自由的，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只要我们用不剥夺其他人的利益或妨碍他人获得他们的利益”38。但跟他的先辈洛克一样，他的自由构想也是有附带条件的，也带有精英主义。因为他为东印度公司效力，所以殖民主义的种子一直藏在他的观点之中。尽管他对个人主义的支持隐含着人道主义，但或许他最大的遗产是他为殖民专制主义的辩护。米尔明确了自由主义只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它维护那些已经拥有足够社会地位（通过种族、教育、财产、金钱、社会地位、职业和政治）的人的自由，并使这些人的自由合法化，让他们首先拥有适当高的自主程度。据米尔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必要要求自由，除非他们“能被当作理智的人”39。他认为他们是“最混乱、最堕落、最难管教并且是所有民族中最不值得尊重和信任的”40。殖民统治下的当地人也不必认为他们值得拥有自由：“专制主义是处理野蛮人的合理监管形式。”41他强烈反对印度的自治，因为“如果他们想进步的话，则必须靠外国人来实现”42。

自由主义一贯忽视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但是其中唯一例外的就是米尔对女性的阐述。米尔认为“法律上某一性别服从于另一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应该被一个完全平等的基本原则取代，不赋予一方权力或特权，也不剥夺另一方的权力”，并以此作为他1869年关于“女性的服从”的论文开头。43他在开头部分论述性别不平等时阐述道：

性别不平等早在人类社会的朦胧时代就成为事实，每个女性（由于男性为她们带来的价值，加上她们在肌肉力量上的劣势）都处在被某个男性束缚的地位。法律和政治体系总是从人们已经发现的既定的、现存的个体间的关系开始。44(www.xing528.com)

尽管米尔不太清楚最后的批判是否适用于自由主义本身，毫无争论的是自由主义继承了米尔的支持女性权力的观点，并在重建西方社会的两性关系中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