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基督教新教的影响

圣·托马斯采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个更加广义上的古希腊哲学和艺术复兴（即所称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这项运动促进了高度精英式的理性人文主义的发展，而这也反过来揭开了启蒙运动和在几个世纪之后的改革序幕。作者会在本章后面谈到启蒙运动和天主教会改革后的发展，但现在让我们首先着眼于16世纪基督教新教改革。

新教教义和现代性的关系有时候被老套地认为是极其简单化的关系，其中新教教义只是实现欧洲、英国和美国文化中的自由、个人主义、多元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的而且必然的一个步骤。这一看法在马克斯·韦伯认为的资本主义源于基督教新教的理论中有明确的阐释，10并且也经常被当作常识性的理论广为接受。

在基督教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欧洲基督教新教运动是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威滕·伯格发起的运动和1540年约翰·卡尔文在瑞士日内瓦发起的运动。除了少数人（如再洗礼派）以外，所有的欧洲基督教新教义的撰写者都受到了一个或几个改革者的影响。在这两个（运动）中，路德主义教义最适用于人道主义解读，尽管在这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那么简单。路德的三个基本前提来源于圣·奥古斯丁的思想，并且建立在他所处时代的一些强大的精神和学术潮流之上。圣·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上帝之城”被新柏拉图主义的学派部分曲解成“唯名论”，11路德从这个观念推断世上的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它只是不完美地呈现理想的神秘的教会，而这种教会不可见且根本上不可知。圣·奥古斯丁关于自己的罪孽和卑劣的内省回忆是建立在精神潮流之上的，这个精神潮流也同样非常强调世间的罪孽和人类的卑劣，因而导致路德遭受所谓的“中世纪的顾虑”的影响。12他从这些前提理论建立了关于人性本恶的极其反人道主义的教义。他从奥古斯丁关于人类理性弱点的偶然爆发以及理性和信仰完全分离的唯名论观念推断，13人类理性本质上是“世俗的”、“荒谬的”。14尽管他做出了让步，承认理性在统治和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认知上帝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作用也很小。15路德还强烈反对天主教会中大量的虐待行为（很多的恶行在几十年以后受到了教堂本身的谴责），这些恶行将基督教贬低成一个遵纪守法的迷信仪式：凭借购买赎罪券以及仪式性的执行圣礼和迷信行为，就可以把一个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16相反，他认为一个人只能借助上帝的自由的、不加保障的天赐的信仰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其中没有实体教会的干涉，也不该借用任何人类的能力去断定是否应该救赎。尽管有这些不合理甚至有几分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前提，路德的改革终止了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在欧洲的至高无上地位，这也存在着些许人道主义的痕迹。特别是他的“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观点和他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再一次强调了个人和道德心的自由。而且，尽管他不认同信仰中的理性，他也非常重视世俗的教育和理性在生活中的应用。顺着这条逻辑，他成为了西方第一个支持男女同等受教育的改革者，并认为财富和出身的障碍不应该阻止聪明的男孩上大学。17

卡尔文在寻求人道主义的过程中遭遇了更艰难的挑战。他构建了“人性本恶” 和“人性无用”的主张，这比路德的更加阴郁，他认为连信仰也救赎不了人们，即每个人已经命中注定地被上帝分为“可救赎的”和“不可被救赎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不可被救赎的人的唯一要做的是遵守上帝的戒律，可救赎的人（上帝的选民）唯一要做的是保证上帝的戒律被严格遵守。卡尔文的教义和他在日内瓦所进行的实践，几乎格外强调传统基督教的共同之处，即清教徒的“教会国家”模式的创建，也就是把政府归入教会旗下。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能在其中发现现代性和人道主义的元素，因为埋藏在古典卡尔文主义之下的权威主义是一个共和主义的、民主的、公理主义的推动力，而且最终控制了卡尔文主义的发展，使其远远超出了它狭窄的原教旨主义的起源。18

在卡尔文的归正会（Calvin's Reformed Church）中强势的公理主义的立场与马丁·路德主义温和的空想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路德教会的理论中，教会本身没有世俗的权威。相反的，教会仅仅作为上帝在世上的权威的合理表达，支持既存的世俗权利，包括专制君主、君王和贵族。正是因为这种顺从教义的自私自利的呼吁（至少是部分原因），许多德国的王子们采纳了马丁·路德主义。19路德教会的奥格斯堡信纲有可能成为与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比要求较低的合法统治工具。然而，其结果却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教会和国家的微妙关系，以及教会几乎从属于国家，而且甚至发展到了每个德国的路德教君主都可以被认为是“拥有”他自己的教会的地步。路德教构建了与卡尔文主义相反的“国家教会”模式，但发展的结果是与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惊人的相似，因为这两种教会面临着概念上的相同窘境。托马斯·弗兰克这样说明新教教会问题的实质：(www.xing528.com)

单靠国立教会无法拥有广受拥护的天主教或东正教会的威望。某些不寻常的谦逊被勉强加入新教会的宣言中，因为它们明显“只是”国立的（或与日内瓦的市立的一样）公共机构。显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世俗权威之下运作的。而且，基督教新教受到等级制度观点的局限，并只关注对个人的救赎，这几乎不可避免地形成基于宗教信仰的个人主义，即使它从一开始只是受到强烈抵制的副产品。20

弗兰克的观点中的由于教会的“只是国立的”特征而不断被削弱和因为这种削弱而“在宗教信仰上尽职尽责的个人主义”创造的发展空间之间存在着正面联系，而我们只关注与这种正面联系直接相关的事实。

我们可以从这项调查中看出基督教与本项研究有关的方面在改革对立面之间一直处于紧张局面。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针锋相对，但并没有获得全胜；寻求建立一个教义真理的垄断与尊重良知、尊重人本身的观点一直格格不入；理性和信仰之间的敌对也在继续，而且没有明确的结局。简而言之，横贯古今的所有基督教的表现形式，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反理性的教条主义都被提出来过，一直到最近还没有处于那么紧张局面的领域是家庭问题和性道德，这些领域到现在才被提出来是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非常明确且广为人知。教会之间在离婚和再婚中的某些领域持不同意见，相比于其他教会，一些教会倾向于把性看得更淡。然而，基督教共识的本质在11世纪和16世纪的分裂中都幸存了下来：性和生育在圣婚仪式中也可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