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核心：罪孽的个人和社会两面

现代基督教的出现是一个相当另类的现象，它经过了很多次分裂并使其自身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文化。实际上，基督教在当代呈现出的不同面貌给我们所研究的民权问题提供了很多自相矛盾的答案。为了不激起教派分裂，我们找到了一些研究方向，因此我们会优先研究现代基督教，并首先研究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和近现代的发展。同时，这个调查能让我们窥见基督教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即对现代性的欧洲文化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也有利于解读为什么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只存在轻微的矛盾。

基督教神秘之处的核心是罪孽，而且从一开始基督教徒就已经知道罪孽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面。这个分歧导致基督教徒的思想冲突从未被完全解决过。试想一下基督教神话的主要叙述。2一个全人类的天堂被一个人的个人罪孽所玷污，而这个人的个人罪孽最后变成了全人类共有的污点。犹太民族被选为上帝的信徒，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和每个人类个体带来救赎；一个通过生、死以及上帝复活的化身耶稣基督而完成的壮举。纵观大部分基督教历史，有一个共识是上帝通过教堂来提供救赎，尽管没有特指某一个教堂。然而大多数新基督教教堂并没有承担起这个角色，因此削弱了这个共识。

基督教堂为平衡个人的罪孽和社会的罪孽做出的努力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当时个人自由和社会、宗教责任之间的矛盾紧张。人们应该如何同时满足尊重自由意志、对上帝尽责并对社会尽责这些无法彼此包容的要求呢？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都是欧洲大多数世俗权利的主要合法性根源，因此这种困境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直接后果。即便到了今天天主教与世俗权利的联系已不再紧密，基督教徒在试图寻求世俗社会角色之间的正确关系时仍然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它们在极度强调个人权利的阴影下运行（此制度由圣保罗建立，并在之后的4个世纪被圣·奥古斯丁荷马主教强化）。圣·奥古斯丁写《忏悔录》告诉世人，他把个人思想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写到西方西罗马帝国快要灭亡时，他说道“我在自己眼前是赤裸裸的，而我的意识在谴责自己”3。亚伦·古列维奇强调奥古斯丁内省主张的重要性，因为它对欧洲文明起了作用，还因为它加强了对人的思考和对个人思考的解读。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跟他的《上帝之城》一样成为了中世纪教堂的主要思想力量，也促成了他被封为圣徒和基督教神学家的身后地位。他的《忏悔录》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忏悔和自传经典，古列维奇认为自己和上帝间的亲密感和对自己灵魂的探索在整个中世纪都是无法炮制的。4

考虑到圣·奥古斯丁对个人的重视和他的异教徒历史，我们可以推测出他是个人道德心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这一观点的捍卫者。尽管与现代性的共鸣只是现代才出现的，但如果认为任何事情在《忏悔录》中都能找到相应的阐述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专注于自己的朝圣之路中道德心的进步，这确实为现代性的人道主义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并认为秉承真善美是国家的责任：

如果上帝要求一个国家做一些与它的文化传统相悖的事，那也必须做，即使那个国家从未做过这件事。如果这个实践被中止过，那它必须重新开始；如果原来不是法律，则必须作为法律条文被制定颁布……一切事物都必须屈从上帝，就像在人类社会政府中少数权威必须服从多数一样。5(www.xing528.com)

更明确地说，圣·奥古斯丁同意帝国对多纳图斯派分裂信徒的军队抗击，虽然这主要是因为与分裂运动相关的暴力会威胁到生命、财产和秩序。6在这里圣·奥古斯丁正在处理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有可能是之后的1600年中造成教会间斗争的导火索。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什么情况下强加道德义务是不当的？尊重人们犯错的权利的需要又起源于何处呢？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但这给对这句话的不同解读留下了太多的空间，正如路德和卡尔文1000多年之后证明的那样。

横贯整个中世纪，社群主义在教会思想中一直强过个人主义，但从来没有人认为教会和国家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前的教会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直接拥有世俗权利，但大部分欧洲的世俗领导人禁锢在和教皇的斗争中，因为双方都争夺自己的权利界限。尽管地方天主教教会行使权力在今天看来明显是世俗的，教皇在他的领地之外却从来没有任何世俗的权威。教宗克里蒙五世在1313年通过世俗君主建立了领土主权原则，并借此奠定了西方勾绘清晰的领土国家概念的基础，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质疑一个政体两个分权的情况。因此中世纪的教堂有时被认为是基本人类权力文化的先驱，最初建立在教会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上。教皇和君主之间的权利平衡经常被质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随时随地发生改变，但教皇和国家之间从未质疑过对方的权利范围。天主教欧洲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二分模式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治理国家的效力，但即使在它最没有效力的，最腐败的权威二分模式下，仍然显示教皇永远是国家权威的另一支撑来源，并且国王或皇帝不能直接或完全控制它。

个人主义在天主教思想中从未被完全排斥过，但在中世纪它确实退步成一种从属角色。它通过另一位基督教神学家的作品开始在教会思想中恢复更重要的地位，这位神学家就是圣·托马斯·阿奎奈（1225—1274），他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哲学，把对自然理性的颂扬作为他的研究的前提，研究中还带有他所有个人对人格主义理解的暗示。圣·托马斯宣称智力是“灵魂里的东西”，它直接来源于上帝，为的是被用来了解上帝。7他创办了一个新的道德哲学学派，这一学派主要从上帝赐予人类的“自然法则”（即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基本理解的）的存在论为基础展开讨论。8人们从未否认过基督教世界观中的理性作用，但圣·托马斯给了它一个新的显赫地位，这种地位在今天的天主教会和很多基督教会中一直保持至今。紧接着阿奎奈的时代，中世纪另一位天主教学者奥卡姆·威廉（1285—1349）发展了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他的理解方向看起来具有显著的现代特征。他认为基督教式的自由不仅仅意味着脱离罪孽，还意味着免于暴政，同时他还表明“即便是教皇也不能侵犯这些权利与自由（这些权利与自由只有在履行对上帝和自然的忠贞时才可以做出让步）”9。

当然，上述的所有陈述都没有否认改革前的教会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并卷入了一系列的减缓人道主义发展的镇压运动中，也没有否认改革前的教会经常无法实现自身的理想。迫害、腐败、奴役、压迫、战争、反学识、压制女性，这些都贯串整个基督教的历史，而且这些经常是发生在最高层的教会中的。然而，明确早期基督教特性中的元素有益于人道主义普遍性的发展，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