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批评可信的话，现代性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就太过广泛了。自由主义并不只是艾森·斯塔特描述的现代性前身的表现。尽管自由主义主张是存在争议的现代性批判反响的产物，它只追求在未来的基本概念中用另一套只有垄断、只有约束的前提替代垄断的本体论前提。所以，自由主义跟多数“主义”一样，总是在带有现代性反响的隐含争论中。
如果现代性是不够准确的术语，它可以更准确地用于表示自由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表现的特征。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关联并经常被当成同义词，但自由主义应该是更狭义的术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可以被理解成“启蒙工程”最直接的文化产物，“启蒙工程”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这个“工程”始于18世纪的欧洲，并认为人的本性和人性可以也应该通过理智的运用被不断地升华。它进一步认为完美的人性是准确目标，并且只有一条途径达到这个目标，通过客观理性可以知道这个途径在哪欺骗了我们。这种整体的面向目标的人性概念直接来自基督教，只是把奥古斯丁的“天国”换成了卡尔·贝克所称的“18世纪哲学家的乐土”11。这种目标化的概念史有助于把历史和人类社会当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考虑。更准确地说，现代主义把来源于“启蒙”的欧洲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当成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趋于完善的客观表现。
然而，现代主义的问题之一是即使它的追随者认同只有一条进步的道路并且应该用客观理智的运用来表现，现代主义者之间也几乎不会有一致的目标或途径。所以，自由主义产生了大量不同相容性的信仰体系，特别是自由主义、达尔文社会主义等。12其中，自由主义控制了“亚洲价值观争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仍然享有文化信誉和政治权利的主义。所以自由主义是现代主义与“亚洲价值观”争论最相关的表现，也是本研究所一直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www.xing528.com)
包括黑格尔、洛克、康德和米尔在内的所有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这个现代主义信仰体系的产物和缔造者，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题是合理的终点。《历史的终结》是西方在冷战中胜利的自由庆典。特意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这是结构紧密的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福山认为它真正的含义是自由民主）是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形式，经济新自由主义是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实践，尽管在理论上不是政治自由的必然伴随。他把核心主张建立在他确信的“普世史”（即“历史被理解成一个单一、连贯、发展的进程”）的存在上，在这个“普世史” 中人类逐步朝着目标前进，达到目标时就是“历史”的终结。这并不是说事情将停止发生，或者是自由主义将不会被质疑甚至是遭遇失败。但他认为不会有比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更有意义的政治或经济改革了。13
现阶段可以明了的是自由主义来源于现代主义，它们所走的道路都是类似宗教的信仰体系，但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的一些标准似乎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因此它比其他主义更“宗教”。14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表达的自由主义是高度现代主义的，尽管有争议认为他之后的作品没有那么高度现代主义。另一方面，朱由斯·斯科勒提出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需要的是可以回避残忍的罪恶，担心政治实践和指示的基本规范”，是有“非乌托邦”特色的，并且不太适合现代主义。但是连这个现代主义的分支也是具有人类天性和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性质的定义概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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