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民主思想研究：文化政治的考虑和共同点评价

亚洲民主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似乎是他们的个性：重视领导者的品格，以及“当代”选民明显的“客户—赞助人”心理。这一特征在整个亚太地区非常明显，尽管有完善的政府体系。对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苏加诺的狂热崇拜代表了这个趋势的最高峰。亚洲政治的人格主义已经成了一些学术探究的主题，但它仍然被当作亚太地区民主思想的持续特征。然而，迄今为止被当作典型例子的两个民主政体（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中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格主义推动力的延续。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人格主义的持续最为明显。瓦希德虽然依旧因“Gus Dur（兄长）”这个昵称闻名于整个国家，和前总统苏加诺（梅加瓦蒂的父亲）以“Bung Karno（朋友或伙伴）”闻名几乎一样，但他还是下台了。瓦希德离任后，希望和好感就转移到了梅加瓦蒂的身上，只是因为她是苏加诺的女儿。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人偏向于把大量信任寄托在一个人手中，就在所难免地得出这个结论：爪哇的仁慈、全能的印度佛家思想神王谬见依然是文化象征。

在韩国，人格主义也同样强烈，但已经更加完全地融入到了政党的政治体系中，这个体系基于对个人领导力和地方主义的忠诚。在大多数西方民主政体中，领导者来来往往而政党却或多或少保持不变，然而，在韩国，每次领导班子的改组几乎都会导致政党重组为新的实体。最近执政的一些政党就是典型的例子。1987—1995年，前执政党有四个表现形式：民主正义党、自由民主党、新韩国党和大国家党依次适应全斗焕、卢泰愚、金钟泌和金泳三的政治需要。金大中的政党媒介有类似的反复无常但壮观的历史。之后，金大中总统就好像要证明政党要从属于个性一样，实际上他在2011年11月放弃了正式的政党联盟。15

可以认为在亚洲人格主义普遍化的政局中日本是个例外，因为它建立了一个政治体系：最高层的工作人员比无党派官员少。然而，在看到政治王朝在国家领导力中的重要性时，这一主张有点站不住脚。不仅最近的4个首相是国会议员的子孙，而且随后的2000年的竞选中，1/3的人民代表是前国会议员的后代。16尽管20世纪90年代进行竞选改革试图终止这些经常被指责保留地方寡头政治的“腐败选区”，但依旧存在。日本人似乎很满意由一定圈子里跨代的政治世家做代表。(www.xing528.com)

然而，日本几乎不让对领导人的崇拜影响政治倾向，必须承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人格主义的普遍化的例外。有趣的是：另一个仅有的相对没有严重人格主义的亚太国家是泰国，它同样在选民阶层有明显的人格主义，但相对地抵制它的国家领导人。也许秘密在于日本和泰国共有的另一个特征——有名无实的君主统治。日本天皇和泰国国王都没有任何实权，但都是备受臣民爱戴的象征。这最后很难证明但这个共同点说明这两个国家没有高水准的政治人格主义也许是因为将他们对政客的崇拜转移到了受爱戴的君主身上。也就是说，也许人格主义依旧很强烈，只不过是它有了非政治性的归属。

这些观点不是基于把亚洲和西方民主思想浓缩成永久或排外的文化营地的视角——或者也不是基于把他们看成文化一致的牛奶冻的想象。连本章提到的普遍化也不能一致适用整个亚太地区。人格主义几乎是全球性的特征，但共识文化却远非如此。就连在我们所研究的三个新民主思想之内，也发现关于共识文化的观点只适用韩国的一些实体条件。如果我们更深入些，就会发现正如本章前部分所描述的，无论是泰国还是菲律宾都没有共识文化。亚洲政治文化的种类如此之多以至于讨论“亚洲民主思想”根本就是误导。当然，有的亚洲的民主思想带有自己的国家政治文化，有的国家甚至同时存在一个敌对的政治文化。总的来说，这些可以做更广泛和普遍化——特别是那些有儒学和华夏文化遗产的国家——但任何普遍化只不过是针对可比较的特别的民族文化的控制。而且，亚洲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文化在面临新影响和新挑战时都有希望发生改变。也许亚洲民主思想研究的真正教训是指望并接受各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独一无二和类似文化的共同点，并且在评价民主化和统治的过程及预期时考虑文化政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