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印度尼西亚,不难认为文化在国家的民主治理经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直到今天,结果还是不尽人意。尽管印度尼西亚文化与儒学思想完全不一样,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不能小觑。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国家政府层面上共识的推进甚至比韩国还强势。当梅加瓦蒂总统在2001年8月宣布她的第一个广泛的联盟内阁时,她授予它“互助合作内阁”或“聚拢性(或齐心协力)内阁”的称号,来激起象征意义的“共识”。她的前任瓦希德没有必要在其“作秀”中表现得这么明显,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作为最后的折中候选人被当选为总统的。新内阁包含了原来的专业集团党、军事、人民民主党斗争的代表等。她设法在营造共识、保全面子的理想模式下进行操作,这种模式象征着爪哇人对直接交锋的厌恶,虽未成功,却毫无疑问的是统治者说了算。不幸的是,她未能证明具有互补性的爪哇人的优点,能通过她个人的绝对魄力结束混乱并实现有序和繁荣。11相反,笨拙的感知能力让她的联盟延伸到极限,使她面对嘲笑和弹劾。
瓦希德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表现在:无效的政策、种族和宗教恐怖主义、精英阴谋和对权威以及瓦希德总统本人的不尊重。面对这个事实,继续“亚洲价值观” 共识的课题、顺从这些权势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似乎也是合理的,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共识和顺从曾经确实存在过。恰恰相反,重要性在于通过爪哇共识、顺从和权利预期判断印度尼西亚政体的持久模式,这是哈图·阿迪尔神话的具体化。在本·尼科特·安德森的《语言和权力》这篇文章中被描述得最到位:
或许秩序井然的爪哇政体最准确的形象是反射灯投射的锥形的光……爪哇的传统政体是找寻观念上的权利和权威的单一普遍来源。随着与灯泡的距离越来越远,灯的光辉逐渐减少,这是爪哇观念的贴切比喻,不仅在国家结构上,而且在中心边缘关系和领土主权上……光的统一质量表现出权利均匀的理念……(www.xing528.com)
传统政体的核心永远是统治者,他是社会团体的化身。这个团体本身也是权利象征的中心……12
文章还描述了瓦希德在接下来30年的统治中所用的理念,通过这些理念,很多印度尼西亚人认为他失败了。瓦希德认为他能通过发布一些政令让印度尼西亚东山再起,之后他作为巡回大使的角色一厢情愿地倾注了大量精力。但如果我们假设他和他的选民都希望他像安德森描述的那样做真实的赤裸裸的权利的源头,那么就能解释这两个不实际的期望。似乎领导人和被领导人都希望瓦希德用专横但如仁慈的父亲(伯伯)照顾自己孩子的方式来统治,这个现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爪哇人渴望在父亲的保护形象中找到孩子般的安全感的思想。13印度尼西亚能否,而且会怎样运用这些文化影响力和不实际的期望,这还尚待分晓。毕竟,日本也把孩子般的依赖褒扬为成人美德,14并曾经把很大的希望放在父亲一样的领导人身上,但它还是设法修改民主和自己的文化需要来实行切实可行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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