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经历是提防任何本质主义趋势：这也提醒我们儒学思想总是不得不与地方文化的敌对方面竞争。大众化的儒学文化对韩国的民主和统治运行具有决定性影响，强调钟奥尼克姆所呼吁的“政治道德”优先于个人利益。7共识政治的必要性也很明显。2000年韩国的竞选把金大中推上了总统宝座，但不承认他在立法机关的领导地位，在这之后反对党领导人李会昌发表了如下共识友好的声明：
我们成为了第一号政党，我们（在立法机关的）众多席位中只有不足四个。这意味着人民现在希望我们不仅监督、批评政府，而且作为反对党积极领导国家议程。所以我尽力尊重人民的意愿，竞选结束后，在与总统金大中的会见中，我承诺实行对话合作政策。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合作协同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正处在这种新起点上。8
这样的声明虽然很难实行，但是却提高了可信度，证明比起西方的政客，韩国的政客正在回应各阶层选民的期望。但政府和反对党的“共识”在他们有机会实现之前就瓦解了，“共识”只是传统的韩国政治“军械库”中的一个政治武器。(www.xing528.com)
在程式化的服从、共识理念的背后，政客们从不愿舍弃韩国几个世纪的传统，它们最多也就是儒学思想遗留的间接部分：专制中央集权主义、地方性党派之争以及韩国人特有的个人忠诚和异议观念。这些地方习惯让韩国更易受贫穷的危险分子和脆弱的民主统治的影响。专制中央集权主义传统很可能是这些特性中最具决定性也是最明显的。它直接起源于很多个世纪前韩国还是中国的附属国的时候，那时它在国王专制的领导下受高度集权化的官僚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完全采用了最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新儒学思想意识，并把它们强化到连中国也从未实现的程度，这些是由本质决定的。9日本在20世纪中期对它的殖民统治更加深化了权利的集中。战后宪法（包括现在的民主宪法）通过授权总统极大的权利和酌情权，这使得中央集权专制遗留更长久，从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观点投票来看，这种情势是对大多数韩国人的期望的合理回应。实际上，一项调查中53%的回应者强烈认为危急时刻的领导比民主思想更重要，并且只有小部分完全反对“由朴正熙这样的领导来统治”，他们认为这种解决办法是挑战1997年8月的亚洲金融危机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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