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价值观：东亚价值观

马哈蒂尔带有“东亚”文化的对非民主思想的认同为他对“东亚”价值观的支持和职业道德建立了联系。他对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的赞赏在马来民族中看似罕见，但这是他政治主张中的主要特点。甚至在他还是医科学生时，他就已经开始思考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世界性的成功秘诀和随之而来的马来“落后”的秘密了。46到1970年，他为此写了一本书《马来人的困境》。大多数关于“马来人的困境”的争议集中在书的前部分，他在这部分提出了遗传和马来种族退化的理论，并认为马来人在文化和遗传上不如中国人。47这个假设为他后来坚持“积极性差别待遇”以帮助马来人追上中国人的观点提供了论证：一个标志着与李光耀的英才教育说法的“亚洲价值观” 在根本上不同的立场。较不引人注目但很有意义的是书的后半部分，马哈蒂尔阐述了文化特性约束了马来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成功，这些特性包括礼貌、防御和对时间的懒散态度，他希望马来人培养相反的文化优点。48书中的表述和他有时清晰的陈述阐明了中国的店主是他眼中“被改良”的马来人的模范。49

尽管马哈蒂尔对“东亚文化”的支持会引起一些人对他想法中隐含的文化精髓主义产生怀疑，但他那种易受外界影响的对马来文化的态度和长期承认西方文化不全坏的意愿表明他的方法更富有经验。50在《马来人的困境》中，他严格按照某个风俗是阻碍还是促进进步来判断它的价值。有意思的是，1970年他看到的两个最基本的“马来性”元素，即封建主义和亚达特法（一种传统习惯），被归为只能被当作现实和或许会适应现代需要的特征。51这一言论突出了马哈蒂尔对“亚洲价值观”争论所做贡献的功利性本质，但以其本身而言，它并没有削弱他的主张，也没有导致他的方法不可信任的结果。(www.xing528.com)

马哈蒂尔后来终止了他的“马来人劣等”理论，但他从未停止过他对中国商人的赞赏，并将这种赞赏延伸为对“东亚”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的赞赏。521981年，高升首相不久，他就开始通过“向东方看”的政策把自己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这个政策认可日本、韩国是成功文化的模范。但是，他所指的东亚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清晰的，他是如何只指向日本、韩国这样的强势政府，以及他认为强势的政府在这些国家的成功中扮演什么样有用的角色。当马哈蒂尔因1983年的成功而赞扬日本人时，他对首相曾康弘的评价是：“不禁钦佩你和你的前任们，通过刻苦努力的工作和决定，帮助指引了第一个来自海岛农业社会的亚洲国家……”53很明显对于马哈蒂尔来说，强势稳定的政府的作用比它的民主事实有更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