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首相马哈蒂尔似乎不太可能继承李光耀的政见，但他也许很支持李光耀的观点。马哈蒂尔曾经和李光耀一样认为“亚洲价值观”争论是全面具有生命力的，但他并非是亚洲价值观简单的“借用者”：跟李光耀一样，马哈蒂尔对“亚洲价值观”的支持主要是以政治利益、长期统治以及政治与信仰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的。马哈蒂尔在“亚洲价值观”争论中做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集中在四个方面：自由民主、“东亚价值观”、职业道德、“西方价值观”（由于反对马来西亚的家庭价值观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断探索。第四个因素是马哈蒂尔独有的，也是他跟李光耀完全不同的地方，但这一点与一些“亚洲价值观” 批判者（例如詹德拉·穆扎法尔）的意见相同。37马哈蒂尔的所有关于这些争论领域的立场在某些意义上是与经济发展问题相联系的。
马哈蒂尔的民主非自由道路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政治变革而发生转变的。它开始于1969年马来西亚的种族暴动余波，当时马来人领导的政府搁浅民主并通过临时的行动理事会统治。他在那年8月写道：
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马来西亚人民在可行的民主问题上太不成熟？为什么不挑明我们需要某些形式的专制统治？……民主进程的劣势是它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专制统治至少能创造一个稳定而强势的政府。38
这段文章表明马哈蒂尔可能把5月13日的暴乱当作反对民主进程的理由，但这是他的误解。眼下，对于马来人领导阶层马哈蒂尔是一位不留情面的批评者。已经在5月暴乱之前的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的他，之后被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除名，他甚至还写了第一本书：《马来人的困境》，并受到了压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处于弱势的反对派人物强烈反对承载着他未来的民主进程。的确，仔细阅读文章后证实这主要是对马来人政治领导阶层的战术挑战，而他争论的并不是民主本身。也许能做的最准确的观察是马哈蒂尔认为民主最多就是通向“好政府”的途径之一。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作为现任首相而不是乐观的反对派人物，表达了他的担忧超出了他刚刚取得的能力范围——关于民主将权利交给无知的选民的威胁：
当代世界是反对独裁政治的。世界相信民主的前提是假设大多数人（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和对政治并不了解的人）永远都必须是对的。这种信念的问题是投机取巧的人、流氓无赖和外国人也能参与投票。39
尽管马哈蒂尔非常保守，他也从来没有对多数裁定原则持有哪怕一点点的普遍谨慎态度。至今他仍坚持运行一个民主的国家并通过利用他在选举中的胜利为他的指令辩护。像李光耀一样，马哈蒂尔的争论的焦点是“自由民主”中的“自由”那一部分。1994年，他认为：(www.xing528.com)
西方对民权的解释是每个个体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如果政府是被大多数人民自由地选举的话，这并不成问题。根据自由民主思想者，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反对社会个人的私人意愿。40
所以马哈蒂尔不后悔“采纳民主体制的选择”41。但在他推崇的民主中“重要的一点是作为领导人和政府在整个政策制定形成和实施过程中都不受失败的影响和威胁”，因为“没有威胁的政府有时会更公平”42。同样重要的是，“当特定群体煽动一些种族方面的争端时……政府必须以快速坚定地行动来防止任何可能的种族骚乱”。当提及对付种族骚乱威胁时，“政府不应该担心因褊狭受到谴责……”43。
1995年，怀着对东亚文化的认同，他把自己的非自由道路和民主联系起来：
即使是粗略地看一下东亚概观，我们也相信强有力而稳健的政府乐意做满足国家利益的决定，虽然这些决定常常不受欢迎，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亚洲来说，民主并不是给予公民为所欲为的权利。44
评论家们普遍认同马来西亚式的民主几乎不会让公民为所欲为。首相支配行政部门、联邦议会、大多数州议会以及媒体，自1988年马哈蒂尔让司法制度在法律上为国会服务以来，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对马来西亚政治体制进行实际意义上的审核和平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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