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家庭模式的特征和功能及其导向

然而，在现代的“亚洲价值观”争论的一个主要领域里，李光耀的主张前后并不太一致，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亚洲价值观”中家庭作用的阐释方面。李光耀并不是家庭的拥护者，这一点并不像西方社会保守党所认为的那样。他反而与西方社会相同，也拥护职业母亲、避孕药的使用、照顾子女、流产、绝育、优生学等。32李光耀还曾推断：单亲家庭和多配偶制对人口的“智力优化”潜在的好处。但1968年他在一次女子大学的学生会议中却讲道：

没有什么人可以代替来自父母的培养和教育，个人成长过程所受的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母亲……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是家的不合格的替代品。也许我们必须像西方发达社会那样，认识到到一个国家在女性公民上的投资所获得的回报与投资在男性公民上所获得的并不一样。33

1971年，他在赫尔辛基表示对报业协会的担忧：

在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环境中长大的人，对西方弊病有更强的抵抗力。无论如何，避孕药降低了生育率。但它一定会导致乱交、性病、裸露癖和家庭单元的破裂吗？我们不能下定论。我只能希望避孕药能增强亚洲家庭传统的重要性……能防止放纵行为、模仿当下西方的性解放。34

李光耀的政府加大支持家庭的力度，甚至还把它的建筑和社会安全政策基于这种鼓励和完整的大家庭设想的准则上。(www.xing528.com)

家庭的作用为李光耀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家庭应该是能承担两个矛盾的角色的。一方面，家需要成为社会的“基石”，并为家长式作风的国家提供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家还被期望服从于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而这种服从经常是无条件的。新加坡人被指望在三世同堂的大家族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他们能肩负照顾孩子、老人、病人和失业者的主要经济负担，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35新加坡的房屋政策鼓励三世同堂的家庭住得近一些，进而方便照顾家人。医疗和社会保障政策也鼓励成年子女在经济上帮助年迈的父母。政府部长也曾在《星期日报》的专题文章中敦促父母教他们的子女道德价值观、责任和尊敬老人。

政府相信他们能够控制生育，其手段主要通过“优化敏感型”经济与制度刺激和压制政策来做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里孩子的数量以及父亲或母亲是否绝育直接决定医院的分娩和产前检查费用、住房分配、公务员获得带薪产假、上好的学校甚至是政府的直接经济奖金。这种服从对家庭生活影响颇深。政府甚至可以决定家庭内部使用的语言，同时政府能够肩负起责任，对孩子进行道德、社会、公民教育来“防止新加坡成为盗贼之国”。36政府还一直呼吁母亲加入付费劳动（即政府鼓励双职工），借此使父母不断通过第三方的帮助来抚养子女。尽管政府对抚养子女的态度带有亚洲价值观色彩，现在许多新加坡人把培养子女的任务交给“替代母亲”——基本上是祖父母，但经常也会是年长的兄弟姐妹、私人看护、托儿所或者是外国女佣。从父母对子女个人价值观的形成有“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来看，这一社会问题尽管是起因于政府政策但也不全是归咎于这一个原因。

新加坡的家庭已经完全依赖于政府对它的特征和功能的导向。家变成了等级社会和共产主义家长式国家的典范。家对传统亚洲价值观传递的长期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李光耀的立场存在固有的矛盾，也表明至少在表面层次上他既是家庭共产主义者也是国家中心共产主义者。

很显然现代“亚洲价值观”争论的种子深深地埋藏在李光耀几十年的政见和非自由主义言论中，共产主义和文化主张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相当高的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价值观”争论仅仅是李光耀的看法。这些观点中没有一个否认引起他们对“亚洲价值观”关心的直接力量是政治和经济权宜的需求，但这也表明政治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