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价值观: 李光耀对亚洲价值观的描述

毫无疑问，“亚洲价值观”的许多元素比当下的争论出现得早，这一点不足为奇，但难以置信的是李光耀在20世纪60年代的看法跟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言辞如此相近。然而这一时期新加坡在政治发展方面的经历远不只这些。在李光耀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演讲中隐含着一种相关的、等级制度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和共产主义的视角，这些在广义上可以归功于“亚洲价值观”这一名词的无宗派性，虽然将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含义描述成“中国价值观”或者“儒学价值”观更加准确。李光耀对政治发展进程特有的看法是：精英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共产主义。李光耀有意识地采用了帝王儒学模式来合理化他跟选民的关系。1966年他简明扼要地阐释了他的观点：“对于有效的教学——例如给无知的听众，解释简单的货币或货币储备支持的基础知识，以及为什么货币机制会更加完善（如果我们这样或者那样做的话）——一个人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别人。”另外在演讲中李光耀还引入了社会“金字塔”的概念，用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言辞表达了他对社会远景的描述。李光耀所说的社会“金字塔”由顶端的“最高领导”、中部的“优秀管理者”和基层的“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广大群众”组成。李光耀用一种军事化组织来补充他的金字塔比喻，并认为领导变成“中间阶层的优秀管理者”，是因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管理者来执行他的想法、意见和计划，世上最好的将军或最好的首相也会陷入困境”。最底的阶层就是“大众”或“人民个体”。他们必须“不仅需要充实自我，还要有社会纪律的约束，以便他们能做到尊重集体，遵守社会公德（比如不到处吐痰）”24。李光耀提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所指的等级制度社会观点中所包含的一个基本附带品是“精英统治”概念。李光耀推崇大部分理想化的中国儒学思想著作，坚信精英阶层会紧握他们的优越地位，因为他们有优秀的才能、品德和良好的教育，而不取决于他们的阶级、继承的财产或是家庭的社会地位。精英阶层的人应该最聪明，享有最良好的教育，最训练有素，并最具有活力、创新精神和自我完善的动力。

李光耀毫不掩饰他对自由主义的怀疑。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反对派领导人的时候，他就声明公民是为好政府服务的：“当我们的社会政治背景每况愈下时，用民主、自由这些不成熟的词语尝试欺骗自己是愚蠢的。”25之后，在作为首相的首次演讲中，他宣布对权利分流理论没有兴趣，他广泛地征兵并将行政部门称为政府的“政治臂膀”，这一号召最后得到了整个新加坡民众的支持，包括媒体、工会、社区教育中心。26他也支持运用一个政治统一的法律理论，把法庭的角色合理化成另一个建设国家、“维持良好政府”的手段。27

在李光耀眼里，民主发展的空间和进度并不大。根据记载显示，早在1955年，他认为民主是以结果来判断的“实验”——与他后来好政府优先于民主的实践的立场一致。2820世纪90年代，他把对民主的怀疑、对好政府的支持和他的共产主义、文化相对论联系起来，因此得出：

各国的各个民族需要好政府。一个国家必须先发展经济，再实行民主。除了极少数例外，民主没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

……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政府诚信、高效、有能力保护它的人民并给予所有的人在稳定有序的社会中提升自己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并把下一代培养得比他们还优秀。29(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对民主的不信任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他经历的亚洲民主失败。20世纪90年代，李光耀把20世纪60年代的缅甸作为民主局限性的例子提出来，并认为民主是强势的独裁政权（在这一点上，他出人意料地参考了奈温的经济发展记录）：

奈温曾经有一次管理缅甸的机会，他完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于1957年接管政权，到了1958年他用铁腕政权把这些地方整顿好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路上成堆的垃圾，所有人把房子建在路中央……政客们互相排挤想比别人更受大众欢迎……所有这些恶习，到了奈温将军执政之后都被彻底地清除。他并不在意受大众欢迎，而在意做有意义的事情。他派出军队，清理干净道路，拆掉房屋，在计划好的地方修路。当他再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民抵抗他了……30

这段文字来自李光耀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的一次采访。1966年，李光耀发表演讲感叹没有“社会纪律”的民主政治的倒塌，他提到类似缅甸的经历来证明在亚洲国家实行民主而产生的退步是更普遍的现象。31

然而，即使李光耀怀疑民主，实际上，他已经把选举胜利当作实现“好政府” 所要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令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