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李光耀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当时为顺应政府的意志，对工会和大多数民间团体给出的声明、演讲、咨文等官方内容中发现。1965年8月，新加坡在敌对的氛围中从马来西亚独立出去，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未来充满未知数。李光耀宣布他正在筹建一个“强健的”、“紧密结合”的社会来保证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6他在1965年发表了宣言，声明3个月之内新加坡即将独立。他曾在当时发表声明说：“新加坡目前正面临一次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养育强健的一代来保证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这标志了李光耀高调提倡“共产主义价值观”和建立理想化“强健的社会”时代的开始。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所倾向支持的公民社会元素的发展得以加速、加强，其目标是把整个社会转变成朝向一个目标发展的“组织严密的社会”7，即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他谈到的“强健社会”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变得“强健”并且能够迅速恢复活力。李光耀设想把社会中个体成员的“强健”看作类似于一个集体中每个成员们的强健，这一点儿是由成员的“本能”决定的。8几个月后，他再次赞扬新加坡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具有“团队精神”和“气魄”。9

毋庸置疑，李光耀从马来西亚独立的事实中获得启发，之后通过实现共产主义的理念鼓励新加坡民众。然而，早在1962年，也就是新加坡还是英国的自治殖民地时，李光耀就披露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准则优点的信心。当他谈到在刚刚访问过的国家中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时，他说：“……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社会准则，每个人就会只做自己想做的而不会积极地从事自己被集体要求做的。因此这种社会准则是所有行为的动力。”10

李光耀的强健社会构想是共产主义的，但从这次研究的角度看，极有意义的是他是在文化主张和实践之上建立的他的强健社会理念。1965年，李光耀开始提出新加坡人们不应沉迷于历史上的荣誉，而应着眼于当前的社会发展，也因此赢得了名声。然而，之后在1966年8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他又突然开始惋惜新加坡作为年轻的国家缺少传统，并以新加坡为反面例证，开始强调社会传统的益处。11两个月后的1966年10月，李光耀的思想又在新加坡大学举办的会议上萌生出的新想法。在这次演讲中，他详细地谈了新加坡的地方公共文化在“强健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他寻求建立一个基于保留传统文化的社会共识，并希望各个种族社区把他们的文化遗产当成精神支柱，以便于每个人都变成“强健”的社会成员。他说，失去文化根基而没有建立一个适当的替代这些优秀传统的代价很可能会使人们成为“失去灵魂的生物”和“非常脆弱的民族”12。一个月后，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文化根基”，来自于文化遗产，被全国人民认同的“先天力量”13。李光耀看到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并希望在新加坡教学龄儿童“母语”，尽管是以相对于官方语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这种教学也会给儿童们提供使他们变成强健的“人” 所需的“文化根基”14。李光耀的文化主张受西方反文化思潮和“60年代”颓废现象所影响。西方由越战造成的学生反战运动威胁到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而这些正是他主张的社会观的本质。他把相关文化的主张看作是反击西方对东亚文化价值观抨击的重要防线，尤其是关于中国文化和整体亚洲文化的批评。1971年，李光耀开始表达他的忧虑，那时他对刚刚发生不久的西方青年文化运动感到遗憾，尤其是对支持和平、城市游击队、自由恋爱和嬉皮士文化进行的暴力示威游行。他希望“亚洲家庭传统的重要性”可以预防过度模仿当时西方的社会运动而产生类似的社会暴力行为。15同年，他重复了这个观点，告诉一个英国听众他很有信心，认为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给人民灌输文化和社会价值观让人民对‘西方的罪恶’产生免疫力”一年后，李光耀开始时常对扎根于新加坡的中国文化给予极大关注并强调其优点和重要性。他曾对《海峡时报》说，接受同为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不仅在新加坡与中国结盟的时候证明他们本身是“同根”的，也“在西方反文化思潮兴起的时候，使新加坡人民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并能够“保持新加坡人民的优势和凝聚力”17。虽然李光耀最基本的启发来自中国文化，但他把相似的“文化根基”特性归因于其他的亚洲文化，并开始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积淀与其带来的优势。因此，李光耀向印度听众传达了他给新加坡的华人社区相同的文化主张报告。18

因为英语的广泛使用，以及相对开放的媒体，李光耀认为新加坡非常容易受西方衰落文化的影响。1971年，李光耀依照自己的想法，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个问题：

……新生国家的人们没有足够的钱仿效当代西方的时尚和偶像。富裕的美国有示威游行的怪异行为和有暴力倾向的青年及妇女，这些屡见于报纸和电视报道的事情与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环境是没有关系的。19(www.xing528.com)

李光耀坚信美国反文化风潮潜在的渗透性，并以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青年“效仿”美国人为例说明这一点，由于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英语的关系，使他们成了“最小公分母”20。几年后他在一次主题为“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危险”的演讲中提醒道：“放任和社会性的无纪律会导致混乱和衰退。”21这一次，他把美国式民主和放任型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为他提出“亚洲价值观”主张的共存关系的主要特点埋下了伏笔。李光耀在他1979年写给吴庆瑞副首相的一封公开信中证实了他对西方放任主义和亚洲家庭价值观之间分歧的看法：“我们不得不抵制现行的西方时尚。尤其要重视的是家庭内部的关系。我们必须加强所有亚洲社会中家庭关系的维系。”22这封信发起了的道德教育、宗教知识和儒学课程的引入，这些知识的引入标志着在新加坡展开的“亚洲价值观”战役的开始。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反文化思潮仅仅成为了一个朦胧的记忆，但新加坡领导仍旧认为放任思想的“残余”是股强大的力量。当文化部长勒令禁止发行青年妇女杂志《大都会》时，他特别指出放任文化的持续负面影响力是发行禁令的主要原因。他效仿李光耀提倡了十几年的主张，告诉政府审查机构委员会的成员们：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来自大众传媒消费市场的浮躁的狂热思想扎根于我们的社会，在那些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存在着一种骚动，尤其可能挑战和破坏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

……每个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例如热爱祖国或忠诚于配偶、尊老爱幼或对欲望的克制，都被这些狂热的思想潜在地系统地破坏过。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