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加里·罗丹对社会保守主义的解读并不正确。他认为抵制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变命是亚太地区和西方国家共同存在的保守观念，31基于这个前提他认为“亚洲价值观”仅仅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产物。除结论以外，罗丹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因为他的结论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亚太地区存在许多政见不同的人和民主思想者，他们对“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存在共同点。然而，如果我们把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反民主和反言论自由的）和社会保守主义（主要关注伦理、道德、家族、社会和谐或是宗教方面的）区别看待，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西方，社会保守主义常常和政治保守主义统一战线，但是本章中的证据表明，在亚太地区这一关系是很难实现的，而且社会保守主义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这也造成社会保守主义独立于政治保守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需要一个解释，但是其答案应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把这些亚洲领导人看作“社会保守派”是通过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变革折射出来的。然而，从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内容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社会保守派：他们经常是社会创新者同时也是政治改革者。这些解释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别样奇特的事物，而且如果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保守派”的盛行就显得更加有意义了。亚洲的社会、政治改革者在西方看来像社会保守派，这一点充分说明“亚洲”和“西方” 价值观在两个术语的广义意思上有根本的不同。
尽管许多观察者对“亚洲价值观”、“西方颓废”以及“东亚文化”概念的笼统化颇有微词，但这些正是形成争论的动力因素——至少可以让“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用家族的或社会的集体主义来为压倒一切有关国家权力辩护。从基本层面上讲，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代表着一种尝试，即在面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时采用亚洲本质主义见解作为武器，这种观点充分考虑了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需求。“亚洲价值观”的批判者并不认为以家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是“独裁主义的伪装”，而是善于从中寻求其合理性，并找寻方法将社会保守主义引导到民主、人道主义的方向上。本书的第三章写了这种引导方式的不同尝试性手段。(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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