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文化变革的成果

西方文化发展中“60年代”的“颓废”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西方遭受了有高度破坏性的文化变革，这一看法是亚洲社会保守主义观点的重要部分。这个看法不只限于亚洲：许多西方国家也担心这种“可以公开抗议、自由恋爱、吸毒”的自由文化是对自己社会秩序的威胁。确实，新加坡副首相吴庆瑞之后公开表明他对西方学者们的观点感到担忧。他指出大家应特别关注克里斯托弗·赖斯的《自恋的文化》和保罗·约翰逊的《社会的敌人》，涉及了所谓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文化、价值观及教育的衰落。19同时代的这一看法的著作在今天依然被“亚洲价值观”的拥护者和许多西方保守派所支持，用以证明家庭破裂、吸毒、少女怀孕和其他社会问题导致了价值观的瓦解。

然而，我们不能只把这些声音仅仅当成对不受亚洲地区人民和当权政府欢迎的社会变革的看法，我们或许应该详细地考量在变革中是否有更大的基本社会动力。首先，很可能是西方文化的变革，改变了亚太文化与“西方”的关系而形成了动力；其次，这个变革的影响力很可能成为“亚洲价值观”本身的发展动力。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乍一看来，前者似乎十分具有说服力。因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所有形式的社会权威和大多数的社会习俗在“60年代”的颓废现象中（由亚瑟·马维克定义，因为开始于1958年左右，1974年左右结束）都受到了质疑。本研究所关心的文化变革分成了3个交叉相关的领域：挑战政府当局（特别是政府、大学权威和警察当局）；挑战非官方权力机构（特别是父母和各等级的宗教团体等）；挑战几乎所有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变革更深层次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性爱革命、毒品文化和嬉皮士文化的抵制方面，但这种抵制同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逐渐成为主流的教育和宗教改革的新热潮中。说得高尚点，“60年代”是为了发展随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性（Modernity）运动所做的努力：一个相信人性和人类可以通过真理的应用不断进步的运动；说得平白点，其实就是可以赋予西方青年特权，以沉迷于激情、幻想、自我的手段。

讨论反文化浪潮和学生抗议运动是否是这些现象的起因或影响因素，在作者看来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卡斯·伍德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20世纪20年代性爱革命的起源，她认为当时“爱情的性化”和“性的色情化”开始让西方社会脱离维多利亚时期的规范。20当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玛格丽特·米尔和阿尔弗雷德的影响已经建立了一种“崇性”文化，这也许是一个流行观念的开始。这个观念认为性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即使性爱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然而从1965年开始西方社会就可以轻松获得女性避孕药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才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这项新技术运用化学手段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将性与生育分离开来，而性的参与者（尤其是男性）可以不必考虑这一点。这一改变可以使对性的认识、性别关系、婚姻和家庭的本质发生变化。从自然责任中挣脱出来的性解放也把人们推向了社会，因为从本质上讲社会是让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应对本性的场所。这种观点让人们把自己简单地设想成自治克己的个体，而不是有相关责任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避孕药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性运动后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创造了一种观念——人类可以通过击溃生物性来提升自己的本性。

20世纪近40年所经历的西方世界观的巨大转变，可以通过引用《纽约时报》1969年1月的社论生动简洁地描述出来，虽然这明显是不科学性的论证。《纽约时报》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美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前线。但在1969年，它公然抨击在舞台表演上进行的性交的“真实的表演”是“极端的低级趣味和剧院老板的老奸巨猾”，并认为这样的活动“让演员堕落得只知道裸露，把观众变成下流场面的消费者，并将两性关系贬低到与卖淫行为是同一级别的”。同时它还提倡逮捕出演“鸡奸及其他性心理失常”的演员。“我们已经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所有西方国家的报纸当时都表达出这样的情绪这一点并非出乎人意料的。”21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大学生和专科生进行的一项关于性态度的调查也充分显示了发生在近20年的道德规范上面的变革本身的复杂程度。贝斯·柏霍提到了196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堪萨斯大学的妇女学生小组对女性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发现超过80%的学生认为与未婚夫性交是错误的，而91%的人不接受随意的性交。22

如果有人喜欢找出所有政治现象（包括社会运动）中的特权阶层，他会很容易想到为什么性爱革命几乎是反文化思潮的焦点。然而除了性，反文化思潮还包含很多内容。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思想解放的青年有第二特权——通过越南战争征兵（澳大利亚的服兵役）来挑战权威。但反文化思潮和越南停战运动甚至在一些没有或很少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的地方依然很有影响力，例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整个发达世界中对公共权威的挑战是令人畏惧甚至几近恣意妄为的。在征兵、越南战争、教育、种族歧视、毒品和性方面，学生们挑战政府、大学权威和他们的父母。

现如今，尽管嬉皮士们已人到中年，但不可否认的是嬉皮士们发起的挑战几乎仍然在继续。在亚瑟·马维克对“60年代之死”的“悼词”中不难发现“60年代” 的荒谬之处。例如：随着“60年代”的消亡，沉迷迷幻剂的现象也随之消失。23然而，他的思想中一定存在普遍认识，即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一个道德规范的变革是正确的。在其所著专著的最后，他满心歉意地重复了两句完备的陈腔滥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表达了他深信的理论。24(www.xing528.com)

有大量轶事证据加强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革的观点，由于缺少更有力的证据，本书只能依赖这些轶事的证据。幸运的是，针对这一现象有大量的社会学证据，并且多数被弗朗西斯·福山收录到他的著作——《大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25福山认为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西方社会衰退的开始，即大断层，西方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行重建。通过谋杀率和其他社会犯罪的数据，他认为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社会道德观念和凝聚力的根本性转变，并导致了西方文化和东亚文化之间的道德鸿沟。福山的论据中的社会学证据包含了多种形式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既是应用于他书中的数字，也是其个人网站上引用的原始统计数据。

尽管西方国家的统计数据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但这项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之间的对比。这次断层暗示出其中主要的争议（即暗指从争议中产生的自由的道德观）是与具体文化相关的西方文化现象。福山的著作也支持这一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变革的范围大到已经成为“亚洲价值观”发展的动力之一。除了生育率外，在所有的关于价值观的对比论证上所使用的“东西方”对比，都难免会让人惊叹。1950—1996年，日本的盗窃率趋于稳定，在瑞典、美国、英国的暴力犯罪率都上升几倍的时候，日本的暴力犯罪率居然明显下降。同一时期，日本的离婚率只出现极小幅度的上升，而其他三个国家的却大幅上升。1960—1996年，日本的单身母亲生育率一直稳定在几乎没有变化的水平上，而其他三个国家的同类数据则上升了约6倍，比日本的高56倍。26福山还做了第二组研究，对象分别为西方国家和韩国，但获得的数据相对于四个主要国家的数字来说并不完全。然而，“东西方”对比仍然被使用在韩国和其他国家的暴力犯罪、盗窃及离婚数据的比较中。这个对比更加显著，因为韩国和日本乐意运用现代化和技术实现繁荣的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和“先锋团队”，并且日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性爱革命”的理念，虽然它们好像已经背弃了“西方价值观” 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但这并不是为了表明日本或其他国家只是因为它们有儒学价值观就可以先天对由于价值观发展而产生的家族危机形成“免疫力”。东亚的所有儒学价值观社会自1970年都遭受了离婚率的上升，但是它们的家族危机一直都比西方水平低很多。27

作者很疑惑调查数据的对比中出现的东西方差异是否可用一个易懂的解释来说明。把不同归因于东方与西方秉承的不同的“亚洲价值观”甚至是“儒学价值观” 是极其草率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条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鸿沟，出现在“亚洲价值观”秉承的处世原则和“西方”处世原则之间。这个结论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它与西方“60年代颓废”现象的核心理念高度一致。不过有必要正式提出这一特点，因为它给“亚洲价值观”的相关争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正面论据。28

如果说对“亚洲价值观”的研究重点仅仅在于对19世纪6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形成的连锁反应未免太过简单化，但这一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亚洲价值观”争议的焦点所在。在对“亚洲价值观”的“公有社会主义”道路和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道路不同的描述中，陈·约瑟夫列举了在实践方面的差异，其中包括色情文学的审查制度、婚姻法、同性恋的合法化和毒品检测对公民权利的侵害。29但这不足以包含“亚洲价值观”争论范围的所有方面。有意义的是，这些观点是检验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思想分歧最灵敏的手段，同时也是“亚洲价值观”支持者们，从他们各自的社会找到最强有力的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所在。相反，当社会制度为了“进步”和“经济发展”试图推翻保守价值观时，他们经常会发现来自民众的支持率微乎其微。30这一现象指出“亚洲价值观”论据潜在的保守主义，但同时也为“亚洲价值观”在情感上的感召力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虽然其他因素也会对被广为接受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但建立一个抵制自由主义的防火墙的想法必然会使中央集权制更加受欢迎。事实上，人们真正对非民主政体的支持程度很难衡量。众所周知，东方和东南亚许多非民主政体明显代表着它们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