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现成品和定制物结合的设计主题在数字时代的重要性

本书的两个主题分别是：（1）将现成品和定制物结合起来；（2）道德伦理。

这两个主题将贯穿整本书，我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它们，是为了让你们在其反复出现时能够注意到。第一个主题可以通过对比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这两位伟人来阐述。杜尚主要是因为他的现成品艺术作品（例如《泉》）而闻名，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普通物品经他稍做修改而创造出来的。而米开朗琪罗则不是通过修改现成品进行创作的。当他想创作一尊大卫的雕像时，他并没有去寻找一块看起来像大卫的大理石，而是花了三年的时间雕刻出了他的杰作。因此，《大卫》不是一个现成品艺术作品，而是一个非现成品艺术作品（图1.2）。

这两种风格——现成品艺术作品和非现成品艺术作品，大致可以映射出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所采用的风格。正如你们将要看到的，本书中的一些例子就涉及对某些大数据资源的巧妙的重新配置，而这些大数据资源最初是由公司或政府所创建的。在其他例子中，研究人员则从一个特定的问题出发，然后使用数字化工具创建出回答该问题所需的数据。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两种模式都非常强大。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将既包括现成品作品又包括非现成品作品，既包括杜尚又包括米开朗琪罗。

如果你们通常使用的是现成数据，那么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你们非现成数据的价值。同样，如果你们通常使用的是非现成数据，那么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你们现成数据的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你将这两种数据结合起来使用的价值。例如，乔舒亚·布卢门斯托克及其同事就是杜尚和米开朗琪罗的结合体：他们把通话内容录音（一个现成数据）用于不同的用途，同时又创建了自己的调查数据（一个非现成数据）。在整本书中，你们都将看到现成品与非现成品的结合，这种结合往往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思想也需要数据科学的思想，并且这种结合常常会带来最令人兴奋的研究。

图1.2　马塞尔·杜尚的《泉》和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泉》就是一件现成品艺术作品，这类作品是艺术家对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创造性加工修改后而产生的艺术品。而《大卫》则是有意创造的艺术品，是一件非现成品艺术作品。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将既包括现成品作品又包括非现成品作品。《泉》由艾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摄于1917年（来源：The Blind Man，no.2/Wikimedia Commons）。《大卫》由约尔格·比特纳·翁纳（Jörg Bittner Unna）摄于2008年（来源：Galleria dell'Accademia，Florence/Wikimedia Commons）。(www.xing528.com)

贯穿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道德伦理。我将告诉你们，研究人员如何利用数字时代的机会开展令人兴奋且意义重大的实验。同时我也将告诉你们，利用这些机会的研究人员将如何做出艰难的伦理决策。本书第6章全部是关于道德伦理的，但其他章节也会涉及这一话题，因为在数字时代，道德伦理将成为研究设计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部分。

布卢门斯托克及同事的实验可以再次被用来证明这一点。150万人的通话记录为他们的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也提供了造成伤害的机会。例如，乔纳森·迈耶（Jonathan Mayer）及同事在2016年已经表明，即使是对“匿名化”的通话内容录音（即没有名字和地址的数据），在结合公开信息后，研究人员也可能从中识别出属于某些特定人员的通话内容，进而推断出有关他们的敏感信息，例如某些健康状况的信息。也就是说，虽然布卢门斯托克及同事并未试图找出某些特定的人并推断有关他们的敏感信息，但这一可能性会让他们很难拿到通话数据，这迫使他们在进行研究时要采取全面的保护措施。

除了详细的通话记录以外，数字时代的许多社会研究中都存在一个让人很不安的根本性问题：研究人员（经常与公司和政府合作）对实验参与者的生活拥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我所说的控制力是指在未征得参与者同意，甚至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做一些事情的能力。例如，研究人员现在可以观察数百万人的行为，而且正如我后文将描述的，研究人员也可以让数百万人参加大规模的实验。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在未征得当事人同意或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研究人员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对如何使用这一控制力的规范却没有相应地变得更加明确。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必须在彼此不一致、相互重叠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决定他们该如何行使这一控制力。因此，即便是善意的研究人员，在面对强大的控制力和模糊的指导方针时，可能也会被迫去做一些艰难的抉择。

如果你们通常关注的是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所创造的新机会，那么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你们明白这些机会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同样，如果你们通常关注的是这些风险，那么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们发现新机会（需要冒险的机会）。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负责任地平衡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所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当研究人员开始拥有更强的控制力时，他们也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