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王直、郑芝龙两大海盗集团在向国家海上力量转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嘉靖时期的明政府拥有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这个海上力量的建设从朱纨开始，历经王忬、张经、胡宗宪的努力，最终由戚继光集大成。在嘉靖朝与倭寇长达30余年的战斗中，明朝军队的体制、装备随着战争的进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加适合于战争需要的营哨制取代了笨拙迟缓的卫所制。特别是国家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海军部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优秀海军将领的主持下，海军部队无论是在舰船、火力，还是在战术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排水量达千料的福船、拥有反后坐力装置的大口径舰炮，还有戚继光创立的纵队炮击战术，这些新成果的运用极大地加强了明朝海军的作战能力，使得明朝政府在与倭寇和海盗的战斗中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取得海战的胜利。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才使得明政府在政治上有对海盗和海商采取强硬措施的资本。如果政府没有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作后盾，而且不再拥有能击败海盗的海军部队和优秀的海军将领，那么政府在与海盗斗争时就会失去主动，有可能接受海盗提出的和平条件，从而为海盗这股民间海上力量转化为国家海上力量提供可能。孔有德、耿仲明、郑芝龙这些海盗向国家海上力量转化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王直自身实力不济和对形势误判。虽然王直拥有数万部众以及近千艘船只的船队，但这些人中真正具有战斗力的人并不多。构成集团武装骨干的均为雇佣来的日本武士和海盗，再加上王直身边的少数亲信骨干，其他多数人则为强征或者掳掠而来的普通沿海居民，这些人多是受胁迫才加入海盗集团的，因此对海盗集团并没有什么感情，一旦作战失利，这些人多数选择逃跑或投降。而且王直集团本身并没有统一东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与他同时存在的还有徐海等大的海盗集团，这与郑芝龙的势力相去太远，因此王直集团在向国家海上力量的转化过程中不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装备上，以王直集团来说，其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鸟铳，而明朝海军使用的主要是佛郎机炮。王直在日本建造的舰船也没有明朝海军的福船大，更何况王直的多数战船都是由商船和小型民船充当，这些船用来运输人员和物资还可以，要想用于海战则价值不大。而此时的明朝海军，既有擅长海上作战的俞大猷舰队，又有精于陆战的戚继光部队，海盗在海上和陆地都有强劲的对手，再加上装备不如明军，因此战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上，王直无疑犯了严重的错误。王直一心想让政府承认海外贸易合法化，这是他的商人本性决定的。而嘉靖皇帝是一个坚定的海禁派，是一个将海外贸易视为国家祸端的保守主义者，他是不会开放海禁的。对开放海禁的渴望使得王直在最后关头轻信了胡宗宪的承诺，最终失败。
郑芝龙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就没有出现这个失误。他并不寄希望于政府所谓的开放民间贸易，因为他本人就已经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根本不需要政府同意不同意，因此政府不可能拿开放海禁来诱捕郑芝龙。而郑芝龙由于独家垄断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政府再也找不到可以合作保卫海疆的对象了，于是只能与郑芝龙合作，答应郑芝龙的要求。并且郑芝龙在受招抚后还保持着自己舰队的独立性，这也是出于保护自己，防范政府背信弃义的一种措施。可见在政治上，郑芝龙的表现要比王直成熟得多。
第三，国家形势对海盗集团转化的影响。嘉靖年间，虽然明朝面临着严重的倭寇之患，但国家危机只此一项，明政府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倭寇和海盗。此外，海盗集团为虎作伥，祸害沿海居民，普遍遭到当地百姓的痛恨，失去民心。加之他们依赖的军事骨干多来自海外的日本，受海上各种条件的影响，这些军事骨干并不总能及时支援中国的海盗。因此，在明朝以全国之力来对付东南数万倭寇的形势下，与倭寇结盟的中国海盗岂有不败之理。而郑芝龙集团能够受招抚，完成向国家海上力量的转化，这也与当时明朝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芝龙横行东南沿海的时候，明朝在东北面临着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在国内又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明政府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军事威胁和压力，根本不可能像嘉靖时期那样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对付海盗。而郑芝龙通过武装兼并战争，基本上统一了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内部比较团结，还驱逐了海上的荷兰人势力，在保卫东南海域的安全上，郑芝龙海盗集团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并且郑芝龙比较注意改善自身的形象，为沿海居民做了不少扶危济困的工作，比较得民心。再加上当时明朝海军将领俞咨皋是个无能之辈，政府海军在与郑芝龙的战斗中一败涂地，失去了军事筹码，因此才使郑芝龙海盗集团向国家海上力量的转化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在海上力量建设中，良好的官民互动关系非常重要，政府确立的海上秩序要能够平衡官民双方的利益，海上力量建设方针要随形势的发展适时做出调整，以吸纳民间海上力量中的积极因素为政府服务，尽量避免因政策的滞后造成官民间的对立和武装冲突。历史证明，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只有官民双方相互包容，给予对方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官民间才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海上力量的建设才会造福于民，造福于国家。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2页。
[2]《明英宗实录》卷六三，第1210页。
[3]《明英宗实录》卷六三，第1210页。
[4]《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五四，《涂中丞军务集录二·咨总督军门》，“分路会剿”，第3808页。
[5]《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五三，《涂中丞军务集录一·与京中诸公书》，“剿贼”，第3801页。
[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十二·舟师水战》，第3972页。
[7]《明英宗实录》卷九三，第1876～1877页。(www.xing528.com)
[8]《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三，第2308页。
[9]《明孝宗实录》卷二〇九，第3890页。
[10]《明武宗实录》卷一七，第519页。
[11]《明武宗实录》卷一七，第519～520页。
[12]《明史》卷二〇五，《朱纨》，第5403页。
[13]《明神宗实录》卷二一，第558～560页。
[14]（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海外诸番·日本》。
[15]《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六，第6971页。
[16]（明）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原二》，引自《续修四库全书》第742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7]傅维麟：《明书》卷一六二，《乱贼传·汪直》，中华书局1985年版。
[18]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19]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20][英]甘为霖：《荷兰占领下的台湾》，引自台湾南天书籍1996年复刻本。
[21]驻闽海军军事编撰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
[22]（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六二，《郑芝龙传》。
[23][荷]包乐史：《中国梦魇——一次撤退，两次战败》，引自刘序枫：《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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