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从朝贡贸易中获取了大量好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明政府对于这两权的认识和运用始终处于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状态，它没有认识到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在朝贡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极端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远洋海军与朝贡贸易间反映出来的军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因此才有后来的弃远洋海军和贸易定价权如敝屣的行为。
郑和舰队的远洋航行为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和好处，这绝不是像一些官员所说的那样，远航耗费了巨大国力，导致财政空虚，民生艰难。洪熙元年二月（1425年2月）郑和舰队回国，新即位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即明仁宗）迫于国内政治压力，以及他本人对明朝海洋权益的无知，于是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34]不许他再下西洋。鉴于永乐皇帝开创的航海事业和朝贡体制有夭折的危险，郑和向新皇帝上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35]但是明仁宗没有听取郑和的建议。明宣宗即位后，又听从朝中腐儒的清议，将海军和陆军从安南撤出，安南的独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望一落千丈，朝贡体制甚至因此出现崩溃的危险。
自明朝海军第六次下西洋结束5年之久后，西洋诸国见中国海军长期不至，遂产生轻慢之情，向明朝的朝贡也不再积极。于是在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6月），宣德皇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36]为由，派郑和、王景弘率领舰队第七次远航西洋，到1433年郑和舰队才启程回国。当返航到古里时，63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7月），王景弘指挥着远洋舰队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明朝的海上远航活动结束，郑和的航海日志被销毁，宝船被拆解，人员被遣散。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也逐渐失去了能够制造大型远洋舰船所需的技术、熟练工人、原材料供应渠道等，使得明政府在以后即便有心重建远洋舰队，但也因失去了装备制造能力而不得不放弃。失去了技术支持就不可能再建造出远洋舰船，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向海外投送军事力量。随着海军远洋投送能力的丧失，建立在不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的朝贡贸易格局必将被西洋诸国打破，货币发行权和贸易定价权的丧失也是迟早的事情。明英宗时期，明朝更是经历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惨败，经济和军事实力遭到重创，明政府再也不能威慑西洋诸国了。
图9-1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www.xing528.com)
表9-1 郑和下西洋时间和途径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表中七下西洋的公历时间由笔者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出来，时间出处参见书中的相关注释，此处不再赘述。
随着明朝国力的削弱和远洋海军的消失，国家信用也大不如前。明朝纸币此时已经贬值到不及票面价值的10%，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愿接受纸币，因此外国人完全拒绝纸币，要求以丝、瓷和大量铜钱作为赏赐物品和报酬。对于外国使者带来的商品，再也不能强迫他们按明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而必须按市场价格偿付。到了1453年，当500克苏木的市场价维持在5～8分白银时，明廷固定付给7分白银，[37]此时朝贡贸易对于明朝的皇帝和政府而言都已经无利可图，而且在事实上赏赐贡品还变成一种纯粹消耗政府财源的负担，明朝的皇帝和政府都失去了对朝贡贸易的兴趣。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此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但这恰好为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让出了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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