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排挤海运的情况最开始出现在永乐十年（1412年），当时因为下西洋所需海船数量巨大，于是将很多海运船改装以应急需，结果海运船队因船只不足，“每岁运不过五六十万石”，[32]严重影响了往辽东运输军需物资任务的完成。于是，工部尚书宋礼“以海船造办太迫，议造浅船五百艘，由会通河运淮阳、徐允等处，一年四次”[33]。很明显，这一措施在当时属于权宜之计，主要是弥补海运运力的不足。可是，经过3年的实施，发现效果还不错，于是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又“增造浅船三千余艘”，[34]以扩大漕运的规模。这样，漕运在与海运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此后，因为“海道险远”，遂罢海运，但是山东登州卫仍然保留了100艘海船，以备不时之需。[35]实际上，永乐十三年后停止的只是从登州到辽东这一航线上的海运，其他航线上的海运，如直沽到辽东，并没有停止运行。正统七年三月（1442年4月），皇帝“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运赴蓟州诸仓。乃知海运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讲究。后世习于便安，不复议及”。[36]正统十三年（1448年），登州卫的海船被减免，只保留18艘。“岁发五只装运青、登、莱三府布花钞锭一十二万余斤至辽东，余泊海滨，以备海寇。”弘治十六年（1503年），又减四只。“其十四只分派湖广、江西各四只，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只，每只解银五千两赴部买料成造。……正德五年（1510年），仍旧打造。……至嘉靖三年（1524年）而始革。” [37]
到了天顺二年十二月（1459年1月），直隶大河卫百户闵恭向英宗皇帝奏报，说明海运的风险高，没有内河漕运方便。“南京并直隶各卫，岁运蓟州等卫仓粮三十万石，驾船三百五十只，用旗军六千三百人。越大海七十余里，风涛险恶，滞留旬月。及有顺风开船，行至中途，忽尔又值风变，人船粮米多被沉溺，实非漕运之便。”[38]希望皇帝减少海运的次数和规模。此后，存留的一些四百料海运钻风船相继被改造成漕河浅船。[39]
孝宗弘治五年十月（1492年10月），总督漕运都御史张玮向皇帝上奏，请求增加对漕运船只的补贴。他说：“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银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银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后里河卫所每船加银五两。至是，浙江、江西、湖广三处船每加三两。”[40]他的建议被采纳。
这样，在海运和漕运的竞争中，漕运由于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扶持而逐渐占据优势，挤占了原先海运承担的很多运输份额。但是，海运并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自行消亡。因为海运不仅担负着运输物资的任务，还扮演着海军预备役力量的角色，这关系到明朝海疆的安全。
即便海运船舶已经被一再消减了，但是朝廷中还是有一些人出于对海洋事业的无知和对海运的极端厌恶，一定要彻底罢除海船，以绝海运的根本。万历二年闰十二月（1575年1月），巡按直隶御史萧泮就提出“改海船以利运道”的建议。他说：“自罢海运之后，即驾入里河，与浅水船参和并进，海船重而浅船轻，彼此并雍。宜将海船二百余只或作战舰，或变价值。但置浅船，以便进运。” [41]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愚蠢的建议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这时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是才能出众的张居正，而他们的主子偏偏又是对首辅张先生噤若寒蝉的万历小皇帝。所以，这种目光短浅的意见才不会像前几任皇帝那样被通过。萧泮随即接到圣旨，当然这道圣旨是按张居正的意思草拟的，命令他“海船留备缓急，不准变卖”。此外，对于损坏的海船，政府还要拨款维修。万历九年六月丙辰（1581年7月24日），巡仓御史顾尔行上奏皇帝说：“遮阳海船年久损坏，宜行修葺。” [42]万历皇帝还是一如既往地将这个奏折转给张居正批阅，病榻上的张居正只得带病工作，批准了该奏折。 一年之后，张居正终于被万历皇帝活活地累死了。
通过张居正的努力和万历皇帝的支持，明朝的海运事业终于没有断绝。虽然保留下来的海船运输任务有限，但对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而言却是意义重大。不准变卖海船的决定现在还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但10年之后爆发的万历援朝战争很快就证明了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所以，在漕运排挤海运的境况下，明朝的海运业只是萎缩，但没有消亡，其原因也在于此。
【注释】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十二·舟师水战》，第3969页。
[2]《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第620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第620页。
[4]《明太祖实录》卷七一，第1322页。
[5]《明太祖实录》卷九〇，第1584页。
[6]《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第2051页。
[7]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其海运随船军器，每船黑漆二意角弓二十张，弦四十条，黑漆
子箭二千枝，手铳筒一十六个，摆锡铁甲二十副，碗口筒四个，箭二百枝，火枪二十条，火攻箭二十枝，火叉二十把，蒺藜炮一十个，铳马一千个，神机箭二十枝。”由此可见，海运船只的火力和人员配备在当时条件下都是很强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四，《兵十四·军器》，第3995页。
[8]《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六，第2555页。
[9]《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六，第2553页。
[10]《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第2785页。
[11]《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第2901～2902页。
[12]《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0页。
[13]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14]《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页。
[1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海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3页。
[16]“遮洋船每岁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允运粮三十万石……俱从直沽入海，转运蓟州仓收。”见《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页。由此可知，直沽渐成为海运辽东物资的起点站。
[1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第322页。
[1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第322页。(www.xing528.com)
[1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海运》，第323页。
[2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第323页。
[2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第323页。
[22]《明太宗实录》卷三九，第657页。
[23]《明太宗实录》卷九四，第1252页。
[24]《明宣宗实录》卷二九，第760页。
[25]《明宣宗实录》卷六四，第1524～1525页。
[26]《明宣宗实录》卷七一，第1661页。
[27]《明宣宗实录》卷九八，第2204页。
[28]《明英宗实录》卷五九，第1130页。
[29]《明孝宗实录》卷一一，第254～255页。
[30]《明武宗实录》卷五，第163页。
[31]《明武宗实录》卷五，第165页。
[32]《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0页。
[33]《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0～3721页。
[34]《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页。
[35]《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页。
[3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河漕·先朝设海运衙门》，第323页。
[37]《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页。
[38]《明英宗实录》卷二九八，第6336页。
[39]《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四五，《王敬所集三·海运详考》，第3721～3722页。
[40]《明孝宗实录》卷六八，第1297页。
[41]《明神宗实录》卷三三，第775～776页。
[42]《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三，第2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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