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海运业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直接利用了元朝的海运建设成果。明初政府使用的海运航线、港口设施和导航设备多数是现成的,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或加以维修后使用,不用明政府浪费时间从头摸索建设,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对海运的投入成本。
元代兴办海运之初,所利用的海上航线即为宋代的沿海航线。它是由刘家港经崇明州入海,在通州海门的黄连沙头和万里长滩开洋,一路上沿海岸线经过盐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密州、胶州海面,然后经灵山洋(今山东青岛以南海面)抵达成山,然后入渤海,循界河(今天津海河)至杨村码头(今天津武清)。但这条航线多浅沙,而且迂回漫长,费时两个多月。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等人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航线,从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沙嘴、三沙、洋子江,再过匾担沙、大洪、万里长滩进入大洋至青水洋,经黑水洋至成山,刘家岛,过芝罘、沙门,放莱州大洋到界河河口。这条航线绕过了沿岸沙滩,在深海水域航行路段长,整个航线缩短,顺风时半个月就可以到达天津。第二年,千户殷明略又探索出第三条航路。他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进入深海,向东入黑水大洋,至成山转向西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大洋入界河。这条航线距离海岸线更远,取道更直,并能借助黑潮暖流西边的支流流向加快行船速度,只需十余日就可以抵达杨村码头。经过对上述航线的摸索,中国船民找到了一条更佳的海运航线。元朝后期,还进一步延长了海运路线,从福建直接运粮到大都。元代兴办海运使一些萧条多年的沿海港口重新得以复苏。比如天津的直沽港,自金代迁都汴梁后,漕运随之衰落,航道也渐渐壅塞。到了元朝初年,每年海运量不过数十万石。元朝开始大规模海运漕粮后,多次派人疏浚直沽航道,建设码头和仓库,直沽港码头从三岔口向海河下游一直延伸了10余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装卸近200万石粮食。朱元璋在第一次征伐北元时,就是选定直沽作为军需物资的卸载港口的。同样,山东的登州、密州也成为南、北海运线上的定期寄泊港。在多年的海运活动中,官府根据船民们的建议,还修建了一些航行的必要设施。至大四年(1311年),在西暗沙咀设置了航标船,为进出长江口的船只导航。延祐元年(1314年),在江阳夏港等9处设置航标旗。4年后,又在直沽龙王庙前筑土堆,白天高悬布帆,夜间点燃灯火,作为漕船导航的标志。[13]
随着海运需求量的直线上升,每年要有上千艘海船投入海运粮食。在海运漕粮比较多的延祐元年(1314年)和天历二年(1330年),海上漕船的数量达到了1800艘。深海航线开辟后,漕船船型也由平底船改为了尖底船,运载量由300石增长至3000石到9000石不等。这些大型海船多数要靠沿海各地的船厂打造和维修。元代固定的漕运船户就有8000人之多,他们在多年的造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传及子孙,明永乐年间打造郑和宝船的工匠中就有很多是元代船户的后裔。(www.xing528.com)
永乐时期,明朝的海运事业继续沿着洪武时期的健康轨迹向前发展,这时的海运船队每年可以向辽东地区运输100多万石粮食,[14]其规模比洪武晚期更盛。但这一时期的海运与洪武时期相比还是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这时期,海运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发生了一些改变。洪武时期,由于“辽东一镇,岁饷专仰给于海运”,[15]因此海运船队的终点站主要是辽东。但自从永乐皇帝营建新都北京后,原先向辽东运输粮饷物资的海运船队现在更多地转向天津海口,经过通州运河,直抵北京城外停泊卸货。同时,运往辽东的军需物资也开始从直沽装船起航,经渤海运往蓟州军镇,[16]而原先的启运地登州则逐渐被放弃。这样,海路航程缩短,海船所冒风险降低,物资可以比以前更安全快捷地运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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