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天津逐渐成为支持辽东作战的最大后勤基地。天津巡抚每年都要组织6次运输船队出海，向辽东守军运去大批的粮食、布匹、军械、银两。[32]为保证这个后勤基地的安全，当然也是为了确保北京的安全，天津的防卫工作从天启末年开始得到了极大加强。
天津原先在嘉靖时期设有海防营水兵1500名，陆兵1000名，并一直沿袭到天启年间。但这支部队“久处恬熙”，早就“不操不汛”了。[33]到天启五年（1625年），天津抚臣黄运泰、保定抚臣郭尚友考虑到这支部队不能因屯田而耽误了防汛工作，所以二人合计，按旧例给这2000多号士兵每人4亩田，并减少他们的屯田时间，使这些兵士有更多时间从事军事训练。[34]两年后，总镇登、津的太监刘庶坤提出增加防守两地的战船，要求工部到泰州招募沙船120艘，及相应的舵工、水手，所需经费约2万两白银。工部东挪西借，始终凑不齐这笔巨款，最后工部尚书薛凤翔只好挪用陵工河道未解银2万两，才应付过去。[35](www.xing528.com)
进入崇祯朝，天津的战略地位就更显重要了。崇祯三年五月（1630年6月），广西道御史刘世祯上奏，建议在上游筑坝拦水，使天津至密云的330余里河道达到水深1丈的标准，使人马难以渡河。同时在河上设置战船，往来巡逻。战船两旁各开炮眼，以盾牌遮蔽，船内放置火器，要求撑船军士必须练习，以达到“借船为城，因河为堑，用火炮以及远”的防御效果。这样既可以“阻戎马长驱”，又可以“粮运无虞，战守有地”。[36]从天津的防御态势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在崇祯年间始终是将后金作为主要敌人来对待的，根本就没把李自成的起义军放在眼里。面向后金的关内防线相当坚固，陆上有山海关阻挡，海上有登莱水军防守，就连从天津到北京的300里内河都武装了起来。后金面对的是一个大纵深、多层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防御体系，要想攻进关内几乎不可能。可历史偏偏给崇祯皇帝开了个大玩笑，恰恰是他没放在心上的李自成从防线背后打进了北京城，覆灭了明王朝。崇祯皇帝为后金准备的“马其诺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成就了满洲人入主中原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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