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辽东半岛及其周围岛屿长期处于远离战场的后方。出辽阳的南大门——海州向南，还有盖州、复州、金州、旅顺等重镇，直至沿海岛屿，“不被兵戈之忧”，[1]因此明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防御并不太重视。但这并不意味明政府对辽东半岛完全放任不管，实际上，兵部还专门选派将领，指挥江浙、南直一带的水兵前去辽东加强海上力量。这些水兵虽然在浙、直沿海打不过当地的海盗船队和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但调到辽东后却可以鸟枪当炮使，因为后金根本就没有海军，他们在辽东的海上是真正的霸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兵部调发淮、扬沙兵5000名，南直隶水兵2000名，浙江水兵3000名，每名士兵给安家银5两，共25000两，以及随带沙、唬战船，应用器物，派浙江南洋游击管大藩统领，从海上乘船前往辽东。不清楚管大藩通过什么途径贿赂了兵部左侍郎杨应聘，使得兵部给予了管大藩很高评价，不仅说他“廉勇而精于水战”， 而且还升了他的官，把他从游击提升为参将。[2]可就是这位精挑细选的“廉勇之将”，到了辽东后立刻原形毕露。他仗着在辽东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的有利条件，不仅大肆搜刮钱财，克扣军饷，而且还残酷虐待士兵。结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原来的9000名水兵逃跑得只剩下1200人。就这剩下的水兵还公然行劫，毫无军纪可言，更不用指望他们出海作战，保家卫国了。管大藩在辽东闹得实在太过分，劣迹终于被揭露出来，于天启元年八月（1621年9月）遭到台谏官李达的弹劾。[3]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受到追究和惩罚，因为弹劾他的奏折根本没有送到皇帝手中。天启皇帝将政务全权委托给了大宦官魏忠贤，自己则沉溺在做木工活的乐趣当中，因此先前派到辽东的海军并没有起到支援作用。当明朝与后金的战幕拉开后，金州、复州、海州、盖州4个卫（称“南四卫”）当时并没有重兵防守。[4]等明朝的防御中心转移到辽西以后，这里才成为双方争夺的又一个主战场。
辽阳失守后，所有“南卫兵马尽数调援辽阳”，[5]四卫顿时成为不设防的城市。当地百姓惊慌失措，纷纷出逃。随着辽阳一失，金、复、海、盖也很快陷落，当地守军也争先恐后地溃散逃跑。兵部处决了好几名逃跑回来的军官，叆阳游击许定国、援辽水兵游击周义、驻防宽奠参将王绍勳被军法从事，[6]可并没有阻止住逃亡的势头。努尔哈赤仅派第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8将和1000名士兵南下安抚百姓。[7]刚到海州，明朝守卫南卫各地的部分官兵就向后金投降了，而大部分官兵则携带家属航海逃往山东，不能渡海的就栖息于沿海各个岛屿之上。据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报告，辽阳失陷一个多月后，他负责接待渡海而来的辽东难民，其中原任监司府佐将领胡嘉栋等官员共594人，援辽的登州、旅顺营官兵3800余名，金、复、海、盖4卫所的官员和百姓共34200余人。辽南各地，连海边小岛上的居民都逃散一空，房屋尽焚。明朝在辽东半岛的防御荡然无存。后金兵随之南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各城镇，包括旅顺口外的一些岛屿，如黄鹿岛、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渤海与黄海中的上百个岛屿也都纳入到了后金的控制之下。[8]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对明朝构成了新的巨大威胁。辽东半岛犹如一个楔子插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它的最南端与山东登莱隔海相望，西北可直通天津。天津是北京的咽喉，而旅顺则为天津、登州的咽喉。明政府历来向辽东运兵转饷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出山海关，经辽西进入辽东；一是经登、莱或天津从海上到盖州、金州或旅顺口上岸。相比而言，海运比陆运要方便快捷得多，不仅运量大，而且还节省运费。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后，迫使明朝停罢海运。更令明朝统治者恐慌的是，如果后金从海上进军关内，那造成的危险要比直接进攻山海关大得多。山东巡抚赵彦批评重山海关而轻登莱的错误观点。他说：“登莱两千里海口与酋共之，谁为防守？今庙堂之上，止知辽左，不守蓟门。天津逼近奴酋，有剥肤之患，不知登莱盈盈一水，我可以运粮，酋即可以窥犯，既无重关之险，又无大兵之防，其关系国家安危不在山海（关）下也。登莱危急不啻然（同‘燃’）眉。”[9]
正当朝野为辽阳失陷而议论纷纷的时候，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他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他从陆海三个方面加以部署：陆上以山海关为大本营；“以广宁迎击为正兵”；海上“以登莱渡海为奇兵”。[10]三方以广宁为重点，正面迎击金军，登莱为侧翼，从后面牵制后金向辽西的全面进攻，并伺机由登莱、天津出发，经“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11]熊廷弼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后金向辽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就挥军从海上到辽东半岛登陆，乘其后方空虚，进入金、复、海、盖四卫，必然吸引当地辽民的密切配合，共同抗击后金。
为贯彻海上的战略部署，熊廷弼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他建议在山东登莱地区与天津各设巡抚，派重兵驻扎，多置舟师，以备渡海。经他推荐，朝廷任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
陶朗先，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颇有才干。天启元年五月（1621年6月），时任登州海防道按察使的陶朗先就曾建议兵部，应加强登州与辽东的联系，和两省之力共同抵御后金的进攻。他希望登州总兵能够在春、秋二汛时，会同辽东总兵在旅顺皇城岛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联合操练，“使登兵、辽兵技相同，貌相识，心相和，缓急可互相策应”。但是因为战局迅速恶化，陶朗先只得放弃原有打算，根据熊廷弼的战略部署重新拟定防守方案。
陶朗先打算募集水陆军兵3万，日日加以操练，随时增援辽东。3万士兵具体部署如下：以5000人驻扎鸭绿江中国一侧，与朝鲜军队夹江而阵，防止朝鲜倒向后金；以1万人分布镇江（今辽宁丹东市附近）、宽奠、海盖一带，海陆兼顾，且战且防，“使奴常怀内顾后户之忧，不得悉力以与我争北关”[12]；剩下15000人负责防守登州海道，必要时分批轮番驰援辽东作战。
兵部批准了陶的方案，并着手从沿海各省调集水陆士兵和战船。八月份（1621年9月），浙江已调集了陆兵1万人，水兵3000人，并且还继续将水兵人数增加到8000人。[13]十月份（1621年11月），江苏调集了淮兵4639名，战船138艘，由游击将军金冠和守备保世宁统领，出海援辽。[14]两广总督陈邦瞻也调集了东粤水兵3500名，并派同知伍元正携带白银22200两到南直隶的天宁州等处买料造船，赶造沙船60只，唬船30只。[15]兵、船齐备后，可没人愿意带队前往辽东。陈邦瞻原打算派参将杨茂都前往，但是杨百般推诿，拒绝领命。陈邦瞻又想找其他将领代替，可是“诸将领值海氛孔恶，势难抽取”。正当陈邦瞻为难之时，陈璘的儿子陈九德和孙子陈谟主动找到陈，表示愿意带兵前往。陈邦瞻大喜，加守备陈九德游击职衔，都指挥使陈谟坐营（即坐营官）职衔，以示鼓励，令二人率领水兵和战船先到登莱，再行渡海援辽。[16]水兵不足之数，陶朗先则从逃难到山东的辽民中招募。(www.xing528.com)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陶朗先已集中了水陆大军3万人，马1万匹，盔甲、火器、军械200万件，大小船只2000多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17]。此后，朝廷继续增派人马，使集结到登州的总兵力达到了5万人。[18]
第二，召集逃亡辽人为兵。辽东半岛不战而失，辽人蜂拥逃亡。逃到沿海岛屿和山东登莱的难民达4万多人，还有逃到朝鲜避难的约有2万人。[19]这么多难民，散处各地，举目无依，挣扎在死亡线上，境况十分可怜。熊廷弼认为：“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眼下，逃难辽民身处绝境，“则辽人之最可伤也”。他要求朝廷速颁诏书，携带银两，分别到沿海各岛、山东登莱及朝鲜，救济幸存的辽东难民。然后，“拣其精壮者，为复仇之义兵，自相团练，以俟进取。”[20]熹宗立即批准。从登州不断派出船只，到各海岛接渡辽民。截止到天启元年，数月之间，登州收拢辽人达10万之众。[21]陶朗先组成的3万水陆大军，其中很多就是招募的辽民。
第三，联络和扶持抗金的辽民义军。尽管大批辽民逃亡，但仍有很多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如镇江古河屯陈大等人，聚集3000人抗金。[22]将这些义军组织起来加以利用，可以起到骚扰、牵制后金军队的作用。
第四，联络朝鲜。熊廷弼把联络朝鲜作为他的“三方建置”的战略组成部分。他要求朝鲜发兵，助明军声势；另外把逃到朝鲜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独立成军，与朝鲜军合势，跟登州、莱州遥相呼应。[23]形成从山东半岛与朝鲜两个方面对辽南的夹击之势。他推荐熟悉朝鲜事务的监军副使梁之垣执行联络使命，熹宗“亦报可”。但直到天启二年三月（1622年4月），梁之垣才率军4000余人，乘船60多艘，姗姗到达朝鲜，宣谕明朝廷旨意，[24]得到朝鲜国王的积极响应，表示“愿效忠顺”，为明声援。[25]
熊廷弼的海上战略部署总体来说还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摆出了进攻的态势。这个战略为反攻做了精心的准备，它的反攻目标就是要恢复南四卫，进而重新夺回辽阳。这个计划无疑是恢复全辽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崇祯时，朝臣们也不得不承认：“东江一旅，原以三方牵制为复辽之计。”[26]
在辽南“无局可布”的情况下，熊廷弼创立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设置水陆大军，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战略部署。这实际上是辽东半岛外围的一条新防线，它既从海上阻止后金的进攻，又为进军辽东准备了条件。[27]可惜，熊廷弼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阻挠而不能贯彻下去，以致辽西陷落后，朝臣意见众说纷纭。坚决贯彻熊廷弼海战方略的陶朗先也被视为“熊党”，而被逮捕入狱，最后绝食而死。[28]
熊廷弼计划搁浅后，继续有朝臣上奏皇帝，为恢复辽东献计献策。
天启元年十二月（1622年1月），御史贾毓祥上疏，建议重新恢复旅顺军港，并派一员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以外消窥伺，内固藩篱”。 [29]其余水兵，分散布置到各个重要岛屿防守，陆兵分散到沿海各卫所州县操练。此外，他也希望先期抵达登州的援辽水兵不必急于入辽，一方面等待隆冬过去，海上风平浪静；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等新招募的淮兵前来汇合，然后大军齐集，再渡海入辽，恢复南卫。[30]
而王化贞在整倒熊廷弼后，便派遣他的手下，驻广宁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士兵220余人前往河东地区，“招致遗民，恢复疆土”[31]。这个冒险的行动没想到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重大结果，那就是确立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地区在内的新的防御体系，为明朝开辟了与后金作战的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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