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军港的建立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此后400年间,军港的建设时好时坏,直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北洋水师组建,旅顺军港才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冬季港口不封冻的特性而身价百倍,其军事价值更是难以估量,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港”,成为沙俄、日本这些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对象。直到新中国建立,毛泽东主席才通过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艰苦谈判收回了对旅顺军港的控制权,并将其作为新中国最大一支海军舰队——北海舰队的海军基地,一直使用到今天。
辽东旅顺口在明代是登莱、天津、蓟门的门户,与山东蓬莱诸山隔海相对,距离500余里,中间有海岛17处,岛中俱可藏兵泊船。万历二十年八月(1592年9月),辽东经略宋应昌准备入朝作战,为保护后勤供应基地天津的安全,必须确保作为京津门户的旅顺口不失。于是他调沙兵7000名,沙船200只;应天船兵950名,沙唬船80只,兵1535名,分布各岛,[52]在旅顺正式建立军港。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1599年3月),随着朝鲜战事的结束,天津巡抚汪应蛟向兵部奏请裁减水兵。兵部经过研究后决定将登莱、旅顺二处水兵各简留3000人,以陈梦斗、马文焕分别统领,前往登州、旅顺驻守,其余士兵全部撤回。[53]但此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驻守旅顺卫的3000名水兵就又被裁撤,只保留了100人驻守该卫,[54]兵力极为单弱,难以起到防御倭寇入侵的作用。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戊子朔(1603年1月12日),朝鲜国使臣李光庭等人进贡时,仍然附奏备倭事宜,希望明朝政府继续帮助朝鲜共同抵御日本可能的入侵。兵部回复李光庭等人,答应加强辽左镇江城和旅顺口的防御力量,并且行文该省督抚“加意提备,共保无虞”。[55]
辽东巡抚赵楫接到兵部行文后上言:“旅顺口南对登州,为天津之门户,海口冲要,莫比为甚。”但他也向兵部反映了旅顺卫的现状:“惟是黄骨岛、旅顺二卫海口,各原设兵一百余名,极为单弱,难以防御。”现在承负旅顺口防倭任务的是1名山东登州游击和他统领的1000名水兵,由于援朝战争结束,海上倭患平静,山东海防道正准备将这支水军撤回山东登州。赵楫向兵部建议,如果要加强旅顺的防卫力量,不如将山东登州游击和他的1000名水兵直接留驻旅顺,以防倭患,[56]“部覆,从之”[57]。这样,防御旅顺的海陆军兵达到了1100人,由登州游击统一指挥,每年军饷26800两白银,由山东和北直隶平均分担。[58]可惜好景不长,4年之后,山东和北直隶就在分摊旅顺军饷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直接导致旅顺军港的废弃。(www.xing528.com)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山东按臣温如璋率先起来反对在旅顺建军港,他的观点就是:“今谈海防者,类以守旅顺为要地。不知倭处东海中,四面皆水,待舟而行。其为寇也,必视风色而飘泊无常。……设舟以防之海上,是为得策。……自登州径渡至旅顺口九百里。中岛屿棋布,海道迂折。风一不顺,不飘抵南岸,则飘抵北岸,不则碎于礁石。是旅顺、天津非可以径至者也。……臣等计,旅顺设防,属不急之务。”如果辽东觉得旅顺重要,那就应当让旅顺军港的人员和舰船“常在辽左,不宜住山东”[59]。为了让兵部接受自己的观点,温如璋还郑重其事地列出五大理由:“每年春秋二汛,渡九百里之海,往彼戍守。一不顺,兵辄遭溺,不便一也;渡海领饷,阻风难达,忍饥待毙,不便二也;远隔绝域,虚名冒饷,不便三也;兵属山东,防在辽地,不守纪律,难以钤束,不便四也;猝有倭警,驰报甚难,无缘应援,不便五也。”[60]总之,温如璋的态度就是不想用自家的草场去养肥别人的牛羊。
对此,缺钱的兵部也没有办法,要保住旅顺军港,就只能对出钱的山东做出妥协。这年十一月(1606年11月底—12月),兵部正式决定,将旅顺军港现有水兵分为两部分。挑选其中精壮者500人,配备沙、唬等船18艘,裁去游击,改设守备一员统领,仍旧防守旅顺,专属辽东抚按道臣节制。[61]淘汰剩余的官兵620名,削减军饷3760两白银。[62]从北直隶担负的一半军饷13400两白银中扣除3760两,剩下的9600两专解辽东,以饷旅顺。将淘汰的620名官兵撤回山东,剔除老弱之辈,从中选拔稍微强壮的人员分配给各个水营防汛,军饷亦随兵渐减。兵部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也是因为此时山东兵船巡逻要到达皇城岛,该岛距离登州500里,处北海(今渤海)之中,而旅顺军港的水兵距该岛400里,巡逻时也经常到达。这样南北各有辖区,免得相互推诿,加之巡逻距离相当,支援起来也比较方便,有利于防守。[63]
可是,问题还远未解决。由于撤回山东的旅顺水兵有的复员,有的被分配到其他水营,作为成建制的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所以山东再也无须支付原先的一半军饷13400两白银。而整编后的旅顺水兵却还要担负部分防卫登莱的职责,这无疑是便宜了山东,觉得在整改方案中吃了大亏的北直隶当然不干。万历三十五年五月(1607年5月),保定巡抚向兵部上书,对山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保定巡抚说:“旅顺之兵北防辽左,南防登莱,饷数愿与北直均分。即登莱无事,撤还防兵,而旅顺之饷安得使北直独受之?”于是兵部又得重新讨论该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将现在北直隶独自负担的9600两军饷仍由北直隶和山东两省平均负担。
可以想见,山东当然不会同意。新的执行方案下到户部后,两省的官员互不相让,继续进行激烈的幕后斗争,结果事情久拖不决,导致方案搁浅,不了了之。唯一受苦的就是防守旅顺军港的士兵,由于长时间没有领到军饷,人心涣散,很多人逃跑。最后兵部不得已,废弃了旅顺军港。[64]旅顺军港就这样走完了它短暂的15年历程,它的兴废说明了贪婪无能的官员在腐败猖獗的政治环境下是怎样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最终凿空了国家安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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