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纨,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嘉靖二十六年七月(1547年7月),因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70]
上任伊始,朱纨就向负责浙江海防工作的总督黎秀询问军备情况,没想到这位总督“相见之初,问军数不知,问船数不知”,弄得朱纨万分惊诧。不得已,朱纨叫黎秀回去写一份报告交给他,以弄清楚浙江海防的底数。稍后呈上来的报告再次震惊了朱纨。“浙江五水寨把总官员尚差职名二员……战哨等船,铜山寨二十只,现在止有一只;玄钟澳二十只,现在止有四只;浯屿寨四十只,现在止有十三只。现在者俱称损坏未修,其余则称未造。” 浙江海防的混乱破败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从福建方面报上来的消息也令人担忧。“巡检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龙镇等处共一十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现在止有三百七十六名;在泉州沿海者,苧溪等处等处共一十七司,弓兵一千五百六十名,现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71]更为严重的是,福建人李光头、歙人许栋占据宁波双屿港作为海盗活动据点,他们不仅得到了漳、泉两地势家大户的支持和包庇,而且这些大户还与海盗通婚。并借济渡之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物品,地方上的将吏都不敢盘问。[72]沿海的普通百姓更是以海为家,“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眦”[73]。无疑,闽浙地区的倭患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海盗、日本的倭寇和西方的殖民者联合起来抢掠沿海的问题了,他还牵扯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工作就业问题、婚姻问题、宗族问题、官府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处理问题,其复杂程度远非一般的倭寇劫掠可比。所以后来,正直严厉的朱纨在处理闽浙倭患时,单凭一腔热情行事,触动了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终落得自杀的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针对闽浙情况,朱纨采纳了佥事项高和当地一些士绅的建议。“谓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于是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74]朱纨首先革除双桅海船和草撇船,因为海盗和海商出海贸易主要使用双桅海船,而内地奸民接济沿海岛屿的海盗和倭寇则主要使用方便灵活吃水浅的草撇船。
同时,为弥补战船不足,解决官船质量低劣的弊端,朱纨改用购买、征用民间船只的办法来增加战船数量,以期短时间内加强战备。朱纨一方面令“兴、泉二府将各澳大船用裁缝尺丈量,阔一丈二尺以上,俱与估价承买入官,给发充用”[75]。另一方面又到广东高价收买民间乌尾大船,因为闽浙当地的船只均为松木、杉木建造,远没有用铁梨木建造的乌尾船坚固。乌尾船是广东东莞所特有的一种船,用铁梨木打造,“其板厚七寸,其长十丈,其横阔三丈有奇,其硬如铁,触之无不碎,冲之无不破,远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机所望而畏焉者也”[76]。所以,朱纨迫切希望拥有这种坚船,好以质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舰船数量上的不足。但这种船价格很昂贵,一艘船就要七八百两白银,而800两白银在闽浙可以造5艘类似的船,因此无法多买。朱纨的做法是,以少量的乌尾船作为各水寨舰队的中坚力量,再配上其他数量较多但质量一般的本地船,从而形成高低搭配的格局,使海军舰队优势互补,尽快提升战斗力。购到的7艘乌尾船很快分派下去了,福建浯屿得到2艘,铜山、烽火各1艘,浙江也买了两三艘,这些乌尾船都由雇佣来的骁勇兵夫驾驶。[77](www.xing528.com)
与购船同步进行的是军队管理的规范化和军事训练的制度化。有好的装备而没有训练有素的人,再好的装备也只能是一种摆设,发挥不了战斗力。朱纨现在要的就是战斗力。战船买回来后,他规定船上雇佣的船员要在各自服役的水寨注册登记,并不时核查人数。无事的时候,船员可以在离船一两天的路程内活动,不许超出活动范围,以便在有事时迅速集结人员登船作战。船上的各种装备开始由官府发给,后来令船员自备自修。[78]军事训练也在加强,不仅每艘战船都编了号,而且还设立了新的水寨,舰队不时地往来巡逻。
经过整顿,闽浙海防局面大有改观。铜山水寨能出海的战船增加到10艘,玄钟澳5艘,浯屿寨15艘,南日山4艘,小埕7艘,烽火门13艘,各寨在修的战船还有25艘。[79]此外,防线也做了调整。在离官井洋10里的大箬头建立了新的水寨,防止倭寇进入官井洋,保卫其附近的安全。[80]这其实是将防线前移,既使倭寇失去官井洋的淡水补给,又使明军增加了预警时间和倭寇登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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