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至16世纪，世界历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这时期，欧洲国家工商业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盛，有些国家开始对外扩张势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组织舰队和武装商船队，向世界进军。最先航海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稍后的英国人都梦想打开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贸易大门。葡萄牙殖民者先后侵占广东屯门岛、浙江双屿港和广东澳门。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吕宋（菲律宾）。荷兰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在这期间，虽然有的海盗首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曾经“通番”、交通“夷人”，但他们只是出于贸易目的，即为商业经济利益所驱使，很少有军事性的联合行动。与倭寇的关系则不一样，中国海盗视倭寇为“同盟军”，并与之合流，共同行动。[53]
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处于战国时期。此时足利幕府不仅不能独霸中国“贡市”，而且将军本人也经常被有权势的大名流放和暗杀。此后，大小诸侯争相派船到中国互市，有萨摩岛津船、丰后大有船、周防大内船与天龙寺等大寺院贸易船，还有濑户、九州海盗和商人船，连穷人也参加通商中国的活动。[54]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驾船来中国，“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霑国赐”[55]。明朝政府厌恶日本人的奸诈，于是停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日本人航海到中国通商遂变得不顺利。于是，日本商人将货物赊给中国商人代销。可是时间一长，“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于是又转给官家赊销。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时间一长，“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56]。由于日本商人的奸诈狡猾和中国商人官员的贪婪无耻，使得事态的发展持续恶化。而此时，明朝政府非但没有为恢复衰弱的海军做出任何努力，相反还采取了一些继续削弱海军战斗力的做法。景泰二年（1451年），镇守福建尚书薛希槤等人向明代宗上书：“备倭军船分为九澳，星分势弱。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涪澳，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五处俱系要地。欲将出海官军分立五寨哨捕，仍令出海。备倭都指挥等往来巡督，庶得无患。” 景泰三年正月（1452年1月），皇帝同意他们以“备倭军船分立五寨”，可这一措施很快就被取消，[57]福建海防继续维持势分力单的局面。与此同时，他还批准备倭都指挥翁绍宗的建议，同意将崇明沙的备倭大船改造成轻浅灵活的浙江八橹船，原因只是“崇明备倭船，楼橹高大，一泊港澳，非大信潮水不得出”[58]。结果人为剥夺了明朝海军在对倭斗争中的装备优势。当明朝海军这道阻挡倭寇入侵的篱笆被无能的皇帝和苟安的政府官员拆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时，日本海盗的入侵行动却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走私商人和海盗的帮助下，震动整个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最终在嘉靖朝酿成。
表4-1 正统至正德年间倭寇入侵情况(www.xing528.com)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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