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成为了明帝国的新一任皇帝,年号正德。这位新皇帝即位不久就表现出与前几任皇帝迥异的品质,他极端厌恶朝廷的繁文缛节,不喜欢中规中矩的生活,这些行为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朝臣们的批评和抵制,而他对战争的狂热兴趣则最令文官们感到厌恶。
当正德皇帝与生俱来的战争激情偏偏遇上和平稳定的国内大环境时,感到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这位皇帝只能通过打打海盗、灭灭贼寇来过一下他的战争瘾。幸运的是,庞大的帝国并不缺乏这种机会。正德元年(1506年),朱厚照将帝国的战争机器对准了崇明沙的施天常海盗集团。在这场近乎游戏般的军事行动中,明武宗初尝了打仗的乐趣。到九月壬辰(1506年10月2日),施天常被平定。[39]随后,明武宗继续强调严禁与海外诸国通商的必要性,并于正德二年二月丁酉(1507年4月5日)任命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魏文礼总督浙江备倭,[40]这是国家情报机关直接管理地方军务的开始。其后,又通过了刘瑾提出的“变法十八事”,赋予内臣兼管沿海军卫有司的职权。[41]这些做法加强了明朝的特务统治。
此时,明朝的海防出现了以前未有的新情况,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海军舰队首次出现在了中国的沿海。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殖民者派遣第一艘海盗船到达广东海面兜售货物。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葡萄牙舰队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42]不过,此时的明朝海军总体实力依然强大,仅福建一省就有“卫五、所十、水寨五、战舰千艘、水军十万、偏裨之将数百人”[43]。虽然海盗、倭寇、西方殖民者暂时还无法撼动明朝海疆的安全,但危险很快就降临了。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甲辰(1519年8月7日),南京守备官员向正德皇帝报告,宁王朱宸濠发动了叛乱。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曾孙,朱权的封地原在大宁,“靖难之役”后徙封南昌,天顺年间革去护卫。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7年)继承宁王位。当时明武宗游幸无度,太监刘瑾专权,且世宗无太子,朝野人士畏惧不安。朱宸濠感到时机难得,便用大量金银贿赂武宗宠幸的伶人臧贤及左右侍卫,并得到京中一些权贵的暗中帮助,重新获得护卫。手中有兵的他更坚定了叛乱的决心。
正德十四年六月(1519年7月),由于武宗近侍之间内讧,使得正德皇帝对朱宸濠警觉起来。加上许多大臣上书揭露宁王的罪行,正德皇帝决定重新收回宁王的护卫。朱宸濠闻讯,立即发动叛乱,杀害了许多拒不参与叛乱的江西地方官。然后从南昌起兵,攻陷九江、南康等地,气焰十分嚣张。
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正德皇帝丝毫没有愤慨之意,反而十分高兴,认为终于逮到机会可以南下了。为减轻朝野舆论压力,他将几个与宁王勾结的官员绳之以法,然后就兴致勃勃地与左右近臣筹划南下亲征之事。为此,正德皇帝还特意给兵部下了一道圣旨:
朕当亲统六师,奉天征讨,不必命将。先遣安边伯朱泰领兵为前哨趋南京,太监张忠、左都督朱晖领兵趋江西,捣其巢穴。……兵部仍移文各处军卫有司预备马匹、船只并水战器具,选熟知乡道河南水手二千名赴淮安听用。[44]
可是兵部的官员们不领情,他们向皇帝陈请,只需派遣大将征讨宸濠就可以,皇帝没必要亲征。[45]正德皇帝于是将计就计,于七月十三日(1519年8月7日)下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缴叛贼。”其实,这个朱寿就是正德皇帝本人,这下兵部官员全傻眼了。八月二十二日(1519年9月15日),正德皇帝正式从北京出发,开始他游山玩水似的亲征。
七月丙午(1519年8月9日),朱宸濠叛军前锋部队开始围攻安庆府,但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未能攻下来。叛军主力在焚毁彭泽湖口望江庵后,分乘50艘船移师至安庆城下。安庆城守备都指挥杨锐、知府张文锦、同知林有禄、通判何景赐、知县王浩、指挥崔文等人率兵在江边抵御,但叛军越来越多,“舟继至者二百余,乃收兵入城”[46]。七月己酉(1519年8月12日),叛军主力全部到达安庆城下。“舳胪蔽江,凡千余艘,相连六十余里,众号十万。”[47]朱宸濠乘黄舰泊于黄石矶,亲自督战。他令佥事潘鹏前去劝降,并叫杨锐和张文锦答话。张文锦对潘鹏置之不理,杨锐则“弯弓将射鹏”,潘鹏见势不好,赶紧逃回。(www.xing528.com)
朱宸濠见安庆守军毫不理会他的劝降,大怒,派兵围城数匝,猛攻安庆城。朱宸濠命士兵推着数十座云楼逼近城墙,从高处向守军射击,掩护攻城的士兵攀上城墙。杨锐等人也急忙命士兵赶造飞楼数十座,而且高度比叛军的云楼还高。使守军重新夺回制高点,阻止了叛军的进攻势头。入夜,又悄悄用绳索把人放到城墙下,烧毁了叛军云楼。朱宸濠又赶制天梯数十座。“梯广大,丈高于城,外蔽以板,前后有门,中伏兵,轮转以薄城。”守军见状,把芦苇捆扎成束,浸上油,将一端点燃,等天梯靠近城墙后,守军纷纷将燃烧的芦苇投到天梯中,将天梯烧毁,天梯中的士兵多被烧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守城的正规军剩下不到百余人,于是知府和都指挥发动城中青壮年协助守城。仗打到后来,守城就完全依靠民兵了。安庆城军民一心,誓死抵抗朱宸濠的叛军。[48]在被围的十多天时间里,杨锐、张文锦等人“随机应变,所向摧败,卒能以寡敌众,完守城池。濠兵之不复南下,盖其力云。贼既退,环城四五十里,白骨相望,臭闻数月”[49]。
就在朱宸濠久攻安庆不克的时候,突然听到王守仁已攻下南昌的消息,大为惊恐,他不顾谋士李士实的劝阻,执意回师救援南昌。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曾筑室于阳明山中读书,故又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在正德元年因为仗义执言,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被廷仗四十,居然大难不死,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当驿丞。后来调他巡抚江西的时候,偏偏又因为要到福建处理卫所军人作乱事件而躲过了宁王的捕杀。可以说,王守仁的一生真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当朱宸濠的叛军离开南昌时,王守仁乘机调集军队包围南昌。他和吉安知府伍文定各攻一门,一个晚上就占领了南昌。朱宸濠闻听南昌失守,于是乘风溯流而上,回援南昌。甲寅日(1519年8月17日),朱宸濠的船队到达樵舍。这时,叛军逃散已过半数,但还有五六万人。当天,知府郑狱从叛军中逃归,向伍文定报告了朱宸濠的位置。武文定乃“乘夜率所部先进,徐琏、胡尧元等随之”。当时,溯江而上的朱宸濠船队“舟帆蔽江,前后数十里”。伍文定求战心切,首先与叛军船队交火,结果被击退。气急败坏的伍文定随即用船头火炮回击叛军,没想到因为逆风,火炮喷出的膛口焰被风吹回,伍文定躲避不及,额角和手臂都被烧伤,巨大的气浪几乎将他推入江中,众人急忙抢救。叛军乘伍文定军混乱之际发动进攻,杀死、俘虏100多人。伍文定见形势不利,退到黄家渡,朱宸濠也乘胜追至黄家渡。[50]在黄家渡,双方再度交战。伍文定军由刘文礼指挥,与叛军对阵。刘文礼手持长矛,矛端挂着白旗,立于阵前。这时,从叛军阵中冲出一名红袍骑士,抽出弓箭就射刘文礼。刘文礼艺高人胆大,等箭将要射到他时,突然策马向前,避开来箭,同时平端长矛向前直刺。长矛轻松地洞穿了铠甲,敌将死尸栽于马下。见刘文礼如此神勇,叛军纷纷掉头往船上跑。结果因为拥挤踩踏,数百人淹死在江中,朱宸濠不得不率军“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又即岸为营垒”。
丙辰(1519年8月19日),伍文定先遣满总军500人与宸濠隔江对峙,阻止其渡江。当晚,风向由北风转为南风,有将领提出用火攻袭击叛军,被伍文定当面否决。实际上,伍文定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消息泄漏。他一面公开反对火攻,一面又悄悄准备火攻器具,一个晚上全部就绪。随后,他命满总率所部军兵驾驶40艘装满芦苇火油的小船从下游偷偷渡河,绕到朱宸濠船队后方埋伏。
丁巳(1519年8月20日)黎明时分,[51]伍文定发出进攻命令。40艘火攻船乘风举火,伍文定率众跟随其后,顷刻到达叛军水营。此时,叛军的船只都搁浅在沙洲上,船只相连,无法摆脱攻击。加之船篷多为竹茅所制,遇火即燃,整个船队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叛军烧死、淹死不计其数,侥幸逃到岸上的叛军又遭到伏兵的袭击。在伍文定军的水陆夹攻之下,叛军全军溃散。朱宸濠本人挟持着四个宫女换乘小船逃遁,被知县王冕所部士兵驾驶渔船追上。朱宸濠知道难免一死,于是投水自杀,没想到水太浅,没淹死,遂和四个宫女一起被生擒。[52]伍文定因此战的胜利,后被升任为南京巡江都御史。
令正德皇帝兴味索然的是,亲征大军刚走到河北涿州的良乡,王守仁平叛捷报就送到了。事已至此,正德皇帝仍不肯罢休,他一面将王守仁的捷报压下,秘而不宣;另一方面又急令王守仁按兵不动,等待接驾。到十二月,正德皇帝才到达南京。随后召见王守仁,令其回镇南昌,并重写捷报。王守仁明白皇帝的用意,开篇就写道:“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这让皇帝很是高兴。正德十五年闰八月(1520年9月),意犹未尽的正德皇帝又让身边大臣身着戎装,带领京师禁军,出城数十里,派四军围出一个广场。他命将朱宸濠等俘虏解去枷锁,置于广场一角。然后正德皇帝煞有其事地鸣金击鼓,向束手待毙的朱宸濠等人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朱宸濠后,重新捆绑起来,打入囚车。正德皇帝以此将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洋洋得意地下令班师回朝。
宁王从发动叛乱到最后被镇压,前后只有短短30多天。作战双方都力图通过水战来获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这场战争也成为反映16世纪初叶明朝海军作战能力的一个缩影。这时的明朝内河水军,舰船多为征集来的民船和渔船,少数为官方建造的黄船。这些船只要么性能落后,要么就不适合作战。和明初内河水军装备的大型楼船相比,150年后的明朝水军可以说退步到了寒酸的地步。至于舰载火器的运用更是一无是处。火炮性能落后,质量低劣,使用时对己方人员的伤害甚至超过了对敌人的伤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没有人会想使用舰载火炮,因为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所以水战基本上又回到了冷兵器对决的状态。和明初内河水军大量装备舰炮的情况相比,这明显也是个倒退。内河水军破败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海军部队的实际状况,而这种状况的改变还要等到嘉靖朝。因为先进的舰船、火炮和战术都将在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它让明朝政府滋生了对先进武器的狂热崇拜,并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帝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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