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协调与共生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和国家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国策。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信息技术的时代，数字图书馆将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数字资源数据中心，数字图书馆所具备的海量数字资源将带来一场信息领域的巨大变革，不仅使数字图书馆的事业发展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将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助推一臂之力。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建设数字图书馆提供了动力与支持

科教兴国战略和数字图书馆发展之间具有相互的能动作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后者又将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科研和教育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文化设施和文化传播渠道。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基本且必要的技术支撑，包容性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将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的推进器。然而，现有著作权法不仅无法发挥数字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作用，还限制和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进程，这仅不利于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与我国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指导思想相背离。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1）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内涵

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在中国政府对冷战后期的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深刻的分析之上。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对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情况以及社会各个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述。邓小平同志认为，科学和教育是四个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石，没有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四个现代化将只能成为一句不现实的口号，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技发展的一系列论断，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均把科技与教育摆在了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92年10月召开党的十四大，江泽民同志提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将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观点上升为全党共识，并以党的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199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并对这一战略的实施进行了具体的战略部署。^[21]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5年发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界定了科教兴国的基本内涵：“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22]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至此，科教兴国战略成为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06年由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2010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成为我国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纲领性文件。

（2）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现代科技革命提供不竭动力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秉持善于发明创造的科学传统，英国成为19世纪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但是到19世纪末期，囿于科学和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工业竞争能力的衰弱，英国的旧日风光不再。德国具有悠久的科学传统和坚厚的技术基础，德国人向来崇尚理性，在重视理论基础的时，也兼顾对实践科研的开拓，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充分证明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直到现在，德国技术一直是世界范围中优质的代名词。200多年来，美国坚持科技强国、教育兴国的发展方针，实现了独立、建国和工业化的进程，成为世界上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头号强国。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在二战之后确立了“科技立国”和“教育立国”的治国方针，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人才，日本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正是科学技术发展为第一生产力的真切体现。^[23]从上文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只有重视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才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和教育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实施以科技和教育发展为核心思想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革命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继续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才能保障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革命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认为，科技是凌驾于传统社会生产力之上的一种高效益的生产力，科技是中国的富国之本。科技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此，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所拥有和掌握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因素之一。创新的主体是人才，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朝阳产业，我们不仅要加强科技这一独立生产要素的持续能动作用，还要提高人才这一科技活跃要素的影响。因此，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实行以科技教育为核心的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求强图存、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2.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给予政策支持

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针的制定离不开国家文化教育政策的支持，一方面国家的文化教育政策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国家文化政策最真实、最有力和最具体化的体现。

（1）数字图书馆建设需以科教兴国战略为依据

制定和探究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方针，应结合时代特点、国际形势、国家政策、经济目标、社会需求、发展现状和规律等因素。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针和发展战略的定制，不是单纯依靠图书馆这一独立主体而决定，由于数字图书馆是一个跨领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复杂系统，因此也不能局限于图书馆本领域之内，而应具有高瞻远瞩的长远眼光，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针与发展战略的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科教兴国的总任务，要以国家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的文化教育的总目标，把满足社会信息文献的需求、促进社会数字化信息资源的传播、增进社会文化财富、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根本出发点。

“十三五”期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目标均是数字图书馆建设和开发战略的制定所要服务的目标和重要的依据。应结合数字图书馆自身的特性，制定科学的、具有效率的、切实可行的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当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因素相结合时，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定能获得强大的动力和政策支持，反之，如果它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与社会前进的方向无法契合，那么也就难以得到相关的政策支持和依据，最终无法得以实现。

（2）数字图书馆建设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

为促进全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蓝图，应坚定不移地从上至下地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在上，紧紧围绕科教兴国战略制定具体政策，进行规划部署；在下，将科教兴国相关政策和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将其融入民众的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将政策变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正的社会福利。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便是科教兴国战略相关政策部署得以落实的体现。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邓小平同志的“大力发展信息资源，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指示的具体表现，是钱学森同志的“人类精神财富人人得以共享”之理论^[24]的生动阐述，是培根的“知识应该像蜡烛一样照亮无数人”之理念的真实写照。建设数字图书馆应首先制定科学的发展方针，以科学的规划作为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制度，以自身的科技进步和技术能力作为硬件支撑推进发展，最终致力于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深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促进社会经济、教育、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深度发展。

中共中央自1995年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以来，逐渐将发展工作的重点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也需要以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有力支持，才能站得住脚，并且在建设过程中获得各方的助力与协作。数字图书馆之促进文化传播、增进社会福利的天然使命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发展目标具有协调统一性，一方面科教兴国战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必需的人才储备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为科教兴国战略的长期实施提供了硬件设施基础，为民众的科技教育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25]数字图书馆的开发和建设能够回应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要求，即加速科技进步、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从而作用于经济建设之中，将精神财富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的新一轮深度持久发展。

（二）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著作权限制有利于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实施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生产的要素，而掌握知识的人才才是知识得以运用并被投入生产实践中的关键，因此加强对知识人才的教育是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之一。未来各个国家能否持续长久地发展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也就是长期供给优秀人才、为生产力发展输入新鲜血液的能力。要促进国家的稳健发展，应坚定不移地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推动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建设数字图书馆正是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添加了动力、提供了保障。

1.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著作权限制有利于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2012年3月13日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强调：“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26]规划进一步指出，在未来我国要建设城乡各级学校教育的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信息资源的普及与共享，推动信息网络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科教强国的战略目标。教育部又于2016年6月24日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撑作用和对教育创新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的提升作用；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27]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教育信息化环境已经大幅改善，但是我国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信息化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未来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应继续大力推广“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使信息网络学习普及化，大力发展数字图书馆，使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形成支撑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信息化服务体系。

（1）建设数字图书馆有利于增进以中文为主的信息资源的建设

数字图书馆能汇集并建立以中文信息为中心的各种信息资源库。目前，汉语在网络信息资源中遭遇了空前危机，互联网中以中文为主的信息资源十分匮乏，无法发挥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文化优势，不利于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传播。大力发展建设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工程，既可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推广汉语言文化，这也是我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互联网是一个可以跨越物理空间和地域边界的开放的全球文化信息资源平台，它加速了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交融与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文化强国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以韩国为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韩国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并主攻海外。囿于国内市场的狭窄，韩国十分注重文化产业的海外市场，由于对文化产业的广泛理解和多行业发展布局，^[28]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韩流”文化的出口传播极大地拉动了韩国经济增长，增强了韩国的国家软实力。目前，韩国的文化产业已逐渐成为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后又一拉动经济的支柱性服务产业。^[29]

谁能够掌握并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发达的信息网络，谁就能够在推广本国文化和世界传媒方面处于强势地位。据有关机构统计，目前，西方国家垄断着世界信息发布总量的80%，美国控制着世界3000个大型数据库的70%、世界访问最多的100个网站的94%、世界电视节目制作的75%。目前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信息，中文信息仅占1%。西方国家占据着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制高点，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带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各类信息。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使文化交流失去了平等交互性，变成了单向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感受和价值判断。^[30]

数字图书馆能够利用现代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将中文信息资源在互联网上汇集形成大规模、高质量的中文为主的信息资源库，并通过网络传播向全球输出中文信息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已经开始了中文数字信息资源库的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和丰富的中文信息资源。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投入数字化馆藏资源的开发，并不断地输出和发布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资源的建设总量已经从2007年的200TB发展为2010年的561.3TB（详见图5-2），数字资源发布总量从2007年的14.774TB发展为2010年的387.6TB，总量增长了27倍（详见图5-3）。^[31]

在国家层面，我国还开发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CALIS项目自1998年开始启动以来，开发了一系列具特色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形成了完整的CALIS文献信息服务网络。此外，我国还建有大量的高校数字图书馆、区域数字图书馆和商业数字图书馆，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以中文为主的信息资源的网络规模建设，提高了中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中文信息资源在国际科研中的影响力。

图5-2　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情况

图5-3　国家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发布概况

（2）建设数字图书馆有利于推动全民阅读，加强国民素质(www.xing528.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在提升国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性。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连续三年提到“倡导全民阅读”。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民阅读”这一短语出现了4次，报告强调要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从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对“全民阅读”使用的词语由“开展”变为“倡导”，在今年上升为“大力推动”，从字面上的用词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导向，党和政府进一步重申全民阅读的重要性，将全民阅读的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正是顺应了这一政策的实现，建设数字图书馆、开发文化作品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将为推动全民阅读提供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极大地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和落实的进程。

从国家层面来看，建设数字图书馆，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可以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助力国家迈向质量时代。说到质量时代，首先想到的是产品质量，这象征着一国商业发展的文明程度，当谈到产品质量时，总是会说到发展民族企业，因为这代表着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民族尊严。产品的质量在另一方面正是企业文化、民族信念和国民素质的象征，一个缺乏文化素养的国家也不会生产出质量过硬的产品。在国民素质的提升中，教育起到关键作用，保持终身学习和终身阅读则是提升国民素质最便捷也是最有具有效率的方式，阅读不仅可以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还可以磨炼国民的精神气魄、锻造国民的意志品格。

2016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全面阅读规划的启动，至此中国迈向了全民阅读的新时代。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代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从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时代向追求质量的时代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型的高精尖技术发展，信息技术驱动城市发展，新型智慧城市引领数字经济转型。读书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从历史上来看，热爱读书的民族都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热爱阅读、重视知识的民族必定是强大的民族。根据《2015年全球数字阅读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读书最多的是犹太民族，人均每年阅读64本书，其次是俄罗斯，人均每年55本书，而中国人均每年只读4.56本书，印度人每人每周阅读10.7小时，时间最长，读书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从各国的数字阅读收入占比来看，保守的英国站在了数字化浪潮的前端，电子化阅读率全球领先，占比33.3%，美国第二，占比21%，其次是日本，占比16%，而中国仅仅占比3.1%（详见图5-4）。而经济发展落后的非洲，女性在移动设备上阅读的时间每月仅有27分钟，男性稍微多一点，每月也只有33分钟。以犹太民族为例，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阅读习惯和学习精神，锻造其成为充满智慧和开拓精神的民族。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数据截至2011年，诺贝尔奖得主犹太人占23%左右。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瑞士、瑞典、英国、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丹麦、荷兰和德国。其中欧洲国家占到8席，瑞士更是连续6年排名创新指数世界第一，这与欧洲人具有阅读思考的习惯和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国民阅读指数与国家的创新指数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国民阅读率越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就越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就越强。

图5-4　世界范围内各国电子阅读收入占比情况

从城市发展层面来看，热爱阅读的城市更加具有竞争力，建设数字图书馆、大力发展全民阅读可以极大地促进城市的竞争力，并保持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6》中显示，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前十强的城市中，深圳排名第一。^[32]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显示，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排名第4（详见表5-1）。^[33]在2017年4月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中题为《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的报道中指出，今天的深圳，正在吸引着全球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各类企业家，发明和创新，正在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变为一个先进的制造业的聚集地，大量的跨国公司都在密切关注着深圳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在2016年的中国城市的国际专利贡献总量中，深圳傲视群雄排在了第一位，深圳已然成为新时代培育创新的温床（详见图5-5），这与深圳持续了18年之久的深圳读书月活动不无关系。正是因为意识到热爱阅读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文化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力之所在，2000年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开始组织每年11月份的深圳读书月活动，并于2003年确立了“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34]持续的学习热情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坚固的根柢。

表5-1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序

续　表

图5-5　2016年中国城市国际专利贡献指数分布图

从个人发展的层面来看，读书是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建设数字图书馆可以为民众读书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可以使民众通过读书这一最为基本的文化权利享受到文化所带来的无穷乐趣和精神财富。阅读可以不断地使人自我完善和丰富，人可以在书中找到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生活激情，通过长期的阅读，人可以汲取丰富的知识和智慧。通过每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一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会被细细地雕琢，从而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长久以往就会形成一个城市精神文明的质的飞跃，并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之中。

2.构建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的著作权限制有利于推动知识型产业的发展

（1）数字图书馆符合知识型产业的内涵与特征

何谓知识型产业，到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未形成一个成熟的知识产业。知识型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于1962年发表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一书中，他认为，美国的知识产业包括教育、研究开发、传播业、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他强调，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5]伴随知识产品的逐渐丰富，知识的体现方式、体系结构和传播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产品的创造、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知识经济时代中知识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一方面使知识产品在质和量上发生了飞跃，另一方面引致了知识和经济的互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知识产品成为经济发展的一股新鲜动力，并发挥着传统产品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产业将成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最具有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其中的“高”指的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高附加值、高人才配置和高速发展，“新”主要体现在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方面。^[36]2017年1月17日，工信部与发改委联合发布的《信息产业发展指南》指出，中国的信息产业收入将在“十三五”时期达到26.2万亿。^[37]知识产业是高增长、高收益、高渗透的产业，知识产业高效益性在于其具有的低消耗和高产出的特征，信息化正在从新要素、新产业、新模式上推动中国新旧动能的转换。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建设的超大规模、分布式、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可无限扩张的知识网络系统，它能够将信息网络技术与图书馆业务相融合，实现不同载体之间的兼容，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通过网络被查询和传播。数字图书馆包含了传统图书馆的功能，还融入了新技术的特性，提供综合的信息服务功能，数字图书馆将成为未来的公共信息存储中心和传播枢纽。数字图书馆的主要优点在于：内存巨大且不占有物理空间、不易损坏，信息检索查阅方便，可以克服空间限制实现远程查阅和信息资源传递，同一信息可多人同时使用。文献的数字化极大地减少了书籍占用的物理空间，并且在维护费用上，数字图书馆的运营维护成本要远远低于传统图书馆，因为传统图书馆需要在人力和书籍以及图书馆的物理维护上花费一笔庞大的开销，数字图书馆则免去了这笔费用。但是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经营过程中，需要一批专业的技术人才和图书馆领域的人才不断地对数字图书馆进行维护和开发。这些充分体现了数字图书馆具有知识型产业的低消耗性、高收益性、高效率性、高附加值和高人才配置等特征。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方向。

（2）数字图书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朝阳产业

伴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风潮，知识产业迅速崛起壮大。通常将文化教育、信息传播、智能智慧等专门对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拣编排并为他人提供知识服务的知识产业称为智业。智业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最具有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的产业形式之一，数字图书馆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传播媒体，属于知识经济时代朝阳产业之智业的其中一种。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高新司指导制定，并于2005年12月26日发布的《2005中国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白皮书》阐述了我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确定了我国数字媒体内容和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并以欧洲等国的成功经验给予我国启发，例如：欧盟为促进教育、文化和信息等领域的数字媒体内容和服务发展，于1996年提出了“信息2000计划（Project i2000）”；爱尔兰政府于2002年制定《爱尔兰数字内容产业战略》；韩国文化观光部以将韩国发展成全球主要数字内容生产国，于2001年将数字内容产业定为国家策略发展的重点产业。^[38]由此可见，数字媒体产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极具发展潜力和持久生命力的新兴产业，也是未来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力量。《白皮书》还对“数字媒体”这一概念作出了定义，指出数字媒体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内容作品的数字化呈现，并且通过构建配套的服务体系，将数字内容作品传输到最终用户的数字存储终端设备之中，数字媒体的传播也是一种数字作品的消费传播行为的展示过程。^[39]《白皮书》中对“数字媒体”作出的全新定义强调了传播方式的改变，即由一对一实体传播转变为一对多的网络传输，因此光盘等具有物质载体的传播媒介在本质上属于传统的传播媒介，不具有数字化系统的性征，自然地被排除在了数字媒体的范畴在外。网络的运用是数字媒体传播方式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注重效率的必然选择，网络传输的高效性和便捷性符合了社会高速发展的特点，顺应了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数字媒体传播主要运用数字媒体技术收集、存储、整合和传输信息资源，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交流行为建立在数字代码的基础之上，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物质实体传播的交流方式，采用了虚拟的非物质数字编码的传播方式，这种数字化的点对多传播方式具有交互性、整合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40]因此，从以上“数字媒体”的定义与特点来看，数字图书馆符合数字媒体的相关特性，具有数字传播媒体的法律属性，数字图书馆和其他诸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一样，成为作品的传播媒体。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7年8月4日在北京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51亿人，占了我国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54.3%，2016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增长率为6.2%，2017年上半年增长网民1992万人，中国网民人口总数相当于欧洲的整个人口总数（详细数据见图5-6）。^[41]

图5-6　2017年中国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根据世界互联网数据官方网站（Internet World Stats）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亚洲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是欧洲普及率的3倍，是北美洲普及率的6.5倍（详细数据见图5-7和表5-2）。^[42]

图5-7　2017年世界各大洲网络用户数据统计图

表5-2　2017年世界各大洲网络用户数据配比图

由以上数据可知，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体，无论是在用户规模还是使用习惯方面，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称为当之无愧的传播主流媒体，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主流市场，成为传播媒介之首。数字图书馆作为新一代的信息资源传播媒介，将为我国智业的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

建设数字图书馆将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基础硬件支持，将为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工程是一项多部门、多领域、多行业联合的高技术项目。数字图书馆的作用是巨大且广泛的：一方面，它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信息资源的储存、传播、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方式与手段，改善传统传播方式和利用方式的低效率性和低普及性，克服信息传播的传统物理空间和距离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文化发展较为落后、信息流通不畅和文化基础设施较为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只要能够接通数字图书馆的网络链接，就能够享受到数字图书馆丰富的数字化馆藏资源，将丰富多彩的信息资源传播到全国各处，使全国人民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惠益共享；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会带来相关产业的启动，尤其是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和版权产业的新发展，通过信息资源在各行各业广泛、有效地传播，从而带来各行业的可观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现在正值我国经济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应从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和路径进行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在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发展方面，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实施重大文化工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业态创新。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建设‘内容＋平台＋终端’的新型传播体系，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43]我国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扩大在线教育等信息消费，让群众普遍受惠。^[44]在这一背景下，建设与发展数字图书馆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然而建设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需要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支持。完善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对我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变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