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我们在前三千年的文明发展中，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呢？
这里所说的历史经验，是指那些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文明延续五千余年，并进入当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而不是处置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技术性的策略与手段。
这样的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1）第一基本经验：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求变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远古时期开始，在艰难而波澜壮阔的生存发展中锤炼出来的核心精神。求变精神的实质，是自觉摒弃保守的生存状态，是巨大的创造冲动意识。求变精神所以能够确立，来自我们这个民族对险恶的远古生存环境的抗争。
至少，我们从尧帝末期和整个舜帝时代的治水历史，就已经看到了鲜明的求变精神。在大洪荒来临的时候，曾经领导治水的两任领袖——共工、鲧，都使用了当时社会的直觉经验所公认的有效方法——堵截，结果都失败了。在远古中国已经面临彻底沦陷于“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灾难的边缘，舜帝即位执掌了公共权力，以求变精神拉开了伟大的有效治水的序幕。
首先，舜帝大胆改变了尧帝末期的松散治理方式，变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灾难应对体制”的治理方式；其次，舜帝断然惩处了治水无效又乖张作乱的共工势力与鲧势力，迅速安定了尧帝末期的社会混乱；再次，舜帝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治水联盟，以禹族（夏族）、伯益族（秦族）、契族（商族）、后稷族（周族）四大族群为治水主力，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第四，舜帝顶住了当时社会的偏狭经验意识，大胆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担任治水领袖，将禹的天才性治水新思维——疏导治水，变为了有效的社会实践。
正是舜帝时代这一连串的自觉求变，我们才走出了那场深重的远古劫难。
此后，大禹治水，更是多方改变松散的族群生存传统，多方求变，创造了族群合作制、自带衣食制、重点粮食蔬菜的集中种植制、工程安全护卫制等。社会协作制度的大面积创造，终于使远古治水获得了空前成功。
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再度创立了常备军、贡赋制、井田制等国家基本框架。其后，大禹的儿子启，又再次求变，大胆颠覆了禅让制传统，诛杀了舜帝晚期已经明确的禹帝继承人伯益，镇压了古秦人族群、有扈氏族群的反抗，建立了夏王国。
从此，我们这个民族进入了国家时代。
在夏王国四百余年之后，商汤时代再次求变，扩展商人族群的商旅活动，将夏代以远古井田制为轴心的单一农耕社会，变为农、商、牧兼容并重的综合经济形态。同时，商人政权强化远古法制，跨越了简单粗朴的“禹刑”，创造了“汤刑”，并使之成为相对成熟的中国远古法典的根基。直到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汤刑”的诸多条款仍然被当做依据采用。
殷商六百余年之后，周人革命，再次求变，创造性地建立了成熟而严密的联邦制国家政权，推动我们民族进入了新的国家时代。同时，周人大幅度改变了殷商王国的“刑（法）治”，创造了新的国家统治方式——礼治。历史主义地看，尽管礼治（人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重大缺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具有人类在国家时代第一次以道德评判方式规范社会活动的实验意义。
进入春秋时代、战国时代，这种以求变精神开拓新的历史道路的创造精神，已经发展沉淀为我们民族自觉的生存发展经验，已经被鲜明地概括为“求变图存”、“变法强国”的历史法则。这一历史法则，在战国时代被赋予了坚实的认识论根基——“法后王”思想。
作为一种认识论，“法后王”思想体系的基本点是：承认当世的实践需求，高于前代既定的经验与传统；以此认识主张国家行为与社会生活方式，要立足于当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要依据当世的社会历史需求，积极追求国家制度的变革，并且积极推动新的生存方式的实现与确立。
这就是说，从战国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体系中已经自觉地牢固确立起了立足于当时实践的求变精神。尽管，那个时代也有相对强大的以复古政治主张为根基的保守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文明体系中的平衡因素而存在，对当时居于绝对主流的自觉求变精神，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遏制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三千年以来一直居于历史基本面的创新求变精神，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敢于将目光越过所有的先代圣王旧制，全力创造出一套全新体系的统一文明，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同期的西方古罗马时代，就没有产生这种自觉的文明创新意识。从生存经验的意义上看，此前三千年的西方世界，没有沉淀出破除历史传统的求变精神。他们可以以武力统合广阔的疆域，但是，他们难以超越古老的既定的历史传统。
秦帝国的灾变峡谷之后，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两千多年的地平线状态之后，我们的文明生命状态与西方世界的文明生命状态，恰恰发生了两千多年前的位置颠倒。
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与总结。
（2）第二基本经验：面对外部欺凌侵略，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原则
民族文明的生存底线，是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抵御能力就是战争能力在当时所达到的实际水准，以及战略掌控所达到的自觉程度。战争能力低下，战略掌控盲目，或迟或早这种文明形态都会灭亡。这是我们在此前三千余年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这一经验概括为文明生存拓展的最高战略，就是两个互为关联的基本原则：一是强力反弹，一是有限扩张。
强力反弹——面对强敌威胁欺凌，敢于展开坚决而强大的反击。
有限扩张——战胜之后的实际扩张，能够限定在可掌控的地域范围之内。
此前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华夏民族的这种御敌经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战争水准。这种战争水准具体地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战争实践中大规模战役的组织能力；其二，对战争与军事领域的理论总结能力；其三，国家把握战争进程的战略掌控能力。
首先，战争实践中的战役组织能力，是一个民族的战争水准最实际的衡量线。
可以说，战役组织能力的高下，其核心指标是用兵规模。在商周两代，我们的战争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出现数以十万计的用兵规模了。武王联合伐纣的兵力在十万之上，纣王紧急征发的兵力则有数十万之多。进入战国时代，则单方一次用兵规模超过五十万，双方在一次战役中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规模的特大战役，就有六次之多。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辽阔的战场，其所涉及的国家调度、战略架构、战役组织、作战方式、各部配合、兵器配置、后勤输送、战场救治等方面，绝非寻常的战役组织能力所能达到的。可以说，同时代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对于这样的战争规模，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其次，对战争的理论总结能力，是一个民族战争经验值的衡量线。
中国是世界古典时代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古典兵书的绝大部分，都产生于此前三千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对战争与军事的研究总结，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学问领域，这就是威名赫赫的“兵家”。在后世编纂的《武经七书》中，有五部是前三千年产生的兵学著作。这就是——
《六 韬》 作者吕尚，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
《尉缭子》 作者尉缭，战国时代秦国国尉（国防部长）
这一时代已经确认的被焚毁的兵法著作，还有战国时代魏国名将信陵君的《信陵君兵法》；失传而在当代重见天日的，有战国时代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所有这些兵学著作，都是那个时代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兵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都将战争军事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整体问题，而不是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这一最基本的整体研究立场，使中国古典兵书的战争思想与军事思想表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高度，为国家对战争现象的整体把握，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资源。
具体地说，《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始计》。什么是“始计”？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思索，那时称为“庙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战争还处于静态出发点时的总体战略运筹。这一运筹的最高原则，就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应该说，这个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对战争现象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战争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同样，《司马法》一开篇就提出了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制止战争，此所谓“以战止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国家对于战争所应该保持的最高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产生于战国末期，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四重境界是：“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这就是说，战争胜负的根本，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尉缭子》提出的四大原则是：
其一，“富国先于强兵”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兵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是故，兵胜于朝廷。”这是说，强军以富国为条件。富国，则是国家战略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军事的强大与战争的胜利，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方向，取决于朝廷最高战略，而不仅仅取决于军队。
其二，“励士厚民”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民为战威之本，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盛则斗，气夺则走；是故，励士厚民为强军之本。”也就是说，激励将士，厚待人民，是军队强大的根本。
其三，“法为治军之本”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修我号令，明我刑赏，而天下无敌矣！”这是统率治理军队的法治原则。
其四，“不赖外援，量力而战”的原则。《尉缭子》的这一原则，是专门针对以国家利益换取战争援助的依赖心理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说：“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不作头阵先战，终不力战；如此，天下诸国助我，何能昭吾士气哉！是故，国必量力而战，不赖外援。”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战胜强敌的胆略，也是战争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思想：不是拒绝外援，而是不能将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显然，这些兵家原则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寻常的军事家与军事著作考虑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只有中国的古典军事家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有从最基础意义上审视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一高远的视野，正是这一深刻而独到的思维方式，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事著作，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天宇里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那么，前三千年对外战争的实践把握，又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生存地域的广阔，从黄帝、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蛮，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夷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
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www.xing528.com)
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之后，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终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殷商时代，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西周时代，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虽然，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这五百余年中，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七大战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历史实践的进展是，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百余年之后，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历史的结果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疆域，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同时，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一方面，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这样的双重互动，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始终融合为一体。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尚一。老子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什么？说法多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万物同出一源，一者，万物之源也。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要走向地区自决道路，实际上就是在不曾理清中国文明根基的时代向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挑战。“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将民主，曾经将自决，喊得山响。可是，后来的实践呢？
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
我们要走向新的文明跨越，就要从我们的生命根基中艰难地新生出来。
这，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淘洗，需要每一代人坚定不移的耐心与努力。
从总的方面说，在秦帝国开创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之后，虽然华夏世界也有过时而出现的分治（分裂），但是，统一的时期无疑占据了主流。任何分裂内乱，最终都将归于统一。与此同时，历史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强盛中国的时代，全部是中国统一的时代；贫弱灾难的时代，全部是中国分裂内乱的时代。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之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国家，整合文明，最终回归到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道路上。历史的足迹反复表明，任何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一次——没有能将分裂割据地永久地脱离中国而另外建成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任何一块。
在中国文明的海洋中，最为炫目的明珠，就是统一精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5）第五基本经验：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如何对待拥有出色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群，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问题。
任何事都是人做成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都有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在起决定性的导航作用。这一现象，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并将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自觉地确立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原则。
这种关于杰出人才群的自觉意识，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华夏世界在前三千年的历史上，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在黄帝以至夏商周时代，这一意识主要来自历史所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使用杰出人才，总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杰出人才群的使用，还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搜求杰出人才，并建立发现杰出人才群的国家人才制度的高度。所以，那个时期杰出人才的涌现，更多表现为既定体制内涌现的极少数贵族杰出人才，而不表现为来自广大社会土壤的杰出人才群。
我们可以简单地罗列一下，早期国家时代来自体制之外的杰出人才。
黄帝时代，来自既定权力之外的杰出人才有：风后、力牧、常先、大鸿。
尧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制陶工匠出身的姚重华——舜。
舜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因父罪而沦为平民的杰出人才——禹。
大禹治水时期，体制外人才，是一批已经无法知道姓名的治水、勘测方面的杰出人才。
商汤时期，体制外人才，是来自风尘的伊尹。
武丁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于山野的傅说。
周文王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自市井的吕尚——姜太公。
西周灭商而建立王权制之后，华夏世界进入了严格的贵族政治时代。在西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来自平民社会的杰出人才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出现，兴亡竞争的人才需求，结束了沉闷的贵族政治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华夏世界迅速走出了关于杰出人才群的经验时期，一举跨越到了对杰出人才群的战略自觉高度。当时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杰出人才的井喷现象，也第一次出现了各诸侯国争相搜求杰出人才紧迫而普遍的需求。
士人阶层的出现，是华夏世界人才资源领域的一次核裂变。
当时的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开始阶段，士的主要特征是拥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能，被允许四处流动以独立谋生。发展到春秋中期，士人群体，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阶层。就其基本面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人群：一是各实业领域的高端人士，比如水、工、医、农、建筑等领域的独立技师；二是拥有较高武技，并以此独立谋生的武士，比如应商贾之请保护商旅运输的技击能才，应政治需求或复仇需求，实现刺杀任务的剑术能才等；三是专修各种知识并传播自己知识的治学者，如研究国家政治、研究战争军事、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典章礼仪、研究阴阳占卜、研究论辩智慧等而又能独立谋生者，都是士子群体。
进入战国时期，单纯的武技人士逐渐融入迅速普及的军事需求与各种护卫需求，从士阶层分离出去，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被人们称为武士，而不再是以拥有知识与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士人阶层。同时，各个实业领域的技师群体，也逐渐融入迅速壮大的私有经济活动体系，成为专门的工师、技师阶层，并淡出了士人阶层。
在这样的历史蜕变中，拥有知识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开始融入迅速深化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开始形成了以参与政治实践或研究政治实践为轴心，而又同时以具备相对丰富的文化知识为必备条件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后世将之与官员阶层直接联系起来，而笼统冠之以“士大夫”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在战国时代已经成熟起来的典型知识阶层——士人阶层。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士人阶层，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他们，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问根基，既有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基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这一基本特征，使他们与秦帝国之后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别。士人阶层出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贵族政治的僵硬体系，使国家政治进入了能够以理性精神实现更高目标的境界，大大加快了文明历史的发展步伐。
士人阶层的出现，使社会杰出人才的产生、发现与使用，表现出有普遍法则可循的历史特征。在那个时代，基于各种政权的急迫需求，士子们纷纷进入了国家政治层面，爆发出了无比的力量与光彩。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阶层放射的历史光焰。
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都是由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是兵家名士运筹帷幄，或亲自统率的。统一帝国创建中的所有战略筹划，都是名士出身的政治家们完成的。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时代竞争的大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实际功绩，使当时的国家用才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国家意识，已经明确地将敬贤任士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原则了。“得士者兴，失士者亡”，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对这一认识最为精到的总结，是墨子大师。让我们听听他的久远声音：
亲士急贤论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墨子·亲士篇》
众贤厚国论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尚贤乃为政之本
今王公大人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尚贤中》
墨子总结的这些认识，都是那个时代已经形成的普遍而自觉的主流意识。
虽然不是每一个国家政权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并使用杰出人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国家命运，但是，就那个时代所达到的自觉的国家共识而言，无疑是整个华夏古典时代的最高水准。他们的认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杰出人才群的发现与使用经验。
在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积累了强势生存的若干历史经验；同时，历史也以突然灾变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这里，最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必须确立文明发展的忧患意识，时时对灾难与突变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不因文明的进步性而忽视潜在的危机，不因实力的强大而忽视必须解决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
这一历史教训，在秦始皇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历史主义地说，秦帝国的实际历史功绩，与其所创建的统一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帝国创建的初期，新的社会形态也确实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但是，秦始皇帝的政策方向，始终是单一化的，缺乏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的警觉性。与此相连，也对诸多潜在的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缺乏及时有效的解决政策。对国家政权保持强固与稳定的最关键环节——储君问题，更缺乏及早解决的警觉意识。在声威赫赫的历史功绩中，膨胀了、变形了的秦始皇帝，对自己的个人能力、个人威望，以及个人的生命状态，都产生了一种脱离实际的过度自信，进而发展为无视种种危机迹象的极端自负。
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
最基本历史元素构成的交叉合力，推动着历史发展。
对此，我们确信不疑。
但是，对历史突然偏离既定轨迹所产生的突发恶性灾变，我们也应该保持高度警觉。这种突发灾变，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仅有自信心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有洞察危机的高度警觉与深刻智慧。因为，世界是无数人群组成的世界，人性中的恶性元素借助特定条件所能表现出的巨大破坏力，曾经在历史上屡屡展现出来。直到今天，这样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相信，历史的正义性是永恒的。
我们同样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生命力是永恒的。
因为，我们有无比坚实丰厚的文明生存发展的历史经验。这一经验的核心理念，是强势生存。它，已经化成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基因。
同时，我们也具有多次跌入历史峡谷深渊所积累的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的残酷现实，是弱肉强食。它们，已经为我们矗立起了一道道黑色的历史警戒线。
对文明历史的反思，是我们民族在实现新的文明跨越时期的必做任务。
我们期待如同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那样的百家争鸣与大创造的历史奇观。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灿烂文明祝福。
孙皓晖
2011年7月13日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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